回首往事,我忽然想起,自己做山村学校民办教师那会儿,经常会与一些山区老教师聊天,根据他们的说法,在所有的课程中就数语文课简单,小声念一遍为念,大声念一遍为讲,再不就照搬教学参考书,在黑板上板书的和教学参考上一摸一样。他们认为这样的教学是极其正常的,而这样搞教学的那时候也真的山花烂漫。可我自己呢,是自从初中开始便对语文特别上心,为此倘若发现一些教师照本宣科,就不免会想入非非,心想现实如此没深没浅,若让我当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亦无不可。不就是读课文吗?不就是往黑板上抄写吗?如果这就是初高中的语文学习,那一些向文学或文化进军的学生理想岂不灰飞烟灭。其结果还不是会造成一代学生知识的荒疏。假如社会依然如此这般的继往开来,知识的传承岂不会被瓶颈卡顿。
不过有些情况是意想不到的,王永维来给我们做语文老师,当即便将我曾经的自豪感粉碎一地。也不知王老师怎么就会拒绝入俗随流,反倒是独辟蹊径、一马当先,“义不反顾,计不旋踵。”将一篇篇课文讲得活灵活现趣味横生,且真真正正的条分缕析。让我感觉真理的雪花纷纷扬扬涌向窗口,知识的雨露点点滴滴深入心田。我此时的感觉是,不要再说什么当高中教师,当好一个初中教师也是难于上青天。直到现在我仍在想,一名真正的教师就应该去拨亮求学者心头的灯火,绝不能也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和别人一起摸黑走夜路。教师耽误的不是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一伙的一代人呢。后来我做了初中语文教师,就清醒着绝不能误人子弟。有时难免自己读错了的字,被细心的同学指出来,我便当面接受并立马改正。我不敢为自己的面子而坚持错误,知识的真理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当教师无论何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真理第一,而不能只是方便自己或照顾面子。我也算当过初中语文教师13年,不敢说做到很好,但基本问心无愧。有一次和几个学生相聚,他们已经是局长、工程师、高级教师了,却实话实说:程老师啊,我们在你手学到的可都是真材实料,譬如写作、音乐、历史、地理、普通话什么的,后来无论干什么都是能拿得起放得下,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单位,都没人敢小看一眼。他们的话虽然暖心却也没有让我飘飘如仙,而是不知怎么突然间就想起了王永维老师,想起了王老师的启蒙及抚育之恩。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往事历历蒙太奇,当年的歌声啊随风传······
我从心里佩服王永维老师的知识渊博,佩服他对知识的尊重,对学生的尊重,对真理的尊重。王老师一定明白自己只是知识的桥梁,学生们才是那些过桥的英雄豪杰,尽管其中不乏平庸平常的人,但都是他的孩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愿意学鲁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自由的天地里去。他愿意做一支明亮的蜡烛,燃烧自己给孩子们照亮前进的道路。至于孩子们能走多远,哪只能看各自的造化。
多少年以后,我都难忘王老师的恩情。他虽然没有给钱给车给豪宅,但是他传递给我的知识,让我享用一生,快乐一生。是滴,高中后我又进修了更多的知识,可是没有王永维老师的拨亮双眼,我将在黑暗中摸索多久?我能不能走进文学之门都命在两可。所以2018年,薛德鸣老同学称王老师为恩师,仍然像一声警钟,李青莲老同学说自己一贯是王老师的铁杆粉丝,都特别能让人理解。
王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高1.75米左右,走路很有自己的风格,就像是两个脚尖都向里掏,一步一晃的轻捷又飘逸。他长瘦的脸膛,下巴向前翘起,鼻子笔直伸出鼻头,嘴唇不厚不薄有点发青,眼睛不大不小,讲课的时候总是向上漂移,不是扫视学生。他讲话的语调和声音虽然不卑不亢,但透出了亲切和实在的韵味。他的板书设计精巧,讲课的时候东写一句,西写一句,上写一句,下写一句,一开始看着乱七八糟的,但写满一黑板,就会让你惊奇这安排真是井井有条,恰如其分。可见他的备课多么认真,对传授知识多么上心,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做时代荒废的废人。他是全心全意要传授给我们应该接受的知识,他是真正把我们当做他的孩子,他的宝贝。我们班同学李青莲后来成为大学副教授的在《忆我的恩师王永维》一文中这样说:“可曾还记得这样的情景,下课铃已响,但教室里的我们还整齐端坐,认真地、贪婪地、静静地聆听着,像极了正在茁壮成长但饥渴难耐的小树,试图努力地从大地汲取营养。而窗外趴着许多其他班下课的同学也在虔诚地向里边张望。讲台上那位玉树临风、清新俊逸的老师依然在娓娓道来,他就是我们永生难忘的恩师王永维,正在给我们讲课呢!有一位学者说过:语文和语文教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也是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语文老师永远是一个学校品质的构建者和体现者。”我不知道其他同学会怎样想,我成为一个喜欢团弄文字的人,每天兴奋在编排文字的天地里。我和文字谈情说爱,我和文字狐朋狗友,我和文字千杯不醉,我和文字乐不思蜀。我的文章写成后,习惯于自我欣赏,自我挑剔,三遍五遍地乐此不彼。一个逗号是用在这句话的中间还是结尾,这句话是结尾加一个的字好呢?还是中间用一个更好。这句话应该砍掉三个字好?还是全部去掉更含蓄?我总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得不到自己满意,即使全篇枪毙,也不能让他溜出自己的视野而逍遥法外。我是这样想的,自己并非什么高人、能人、了不得的人,自己本来就水平有限,再不努力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拿半瓶子醋晃荡什么?读者中的高人层出不穷,让他们看笑话,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我废掉的文章不是少数。自己满意的文章,别人都不免嗤之以鼻,自己不满意的文章,岂不是拿来污别人的眼?
2018年7月前我的《陵川民生图》终于正式出版了。此外还弄成了三本样书,即:《仿佛小说》、《仿佛散文》、《仿佛杂文》。这都是自己以往写成的文章,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计划传给子孙后代。无论其中是否存在不太好的文章,在写作的当时一定也被自己认可,所以不存在道德问题,而只是技术含量的前后有别。
我一生写成的文章大约也就二百来万字,计划留下来的不足一百万字,这已经是我非常满意的结果。记得名家说过:人生一部书。一个作家能写好一本书就烧了高香,写几十部废品也等于一字不着。
一想起王老师,就容易想起自己的成长,想起自己的成就。我感觉此生,也没有给王老师丢脸,也没有给同学们丢脸。我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山西文学优秀作家称号的,并赢得了国际知名作家、学者,被誉为国内四大酷评家之一韩石山先生的点赞。他评价我的文章:“文字修养很好。不奢华,不雕饰,于平淡的叙述中,时见文字的光华,情趣的高雅。还有一种古朴的风味。”
韩石山先生评价我的文章时特别指出:“要说到爱鸿的作品,作品的特色。我看过的,多是散文杂文一类的东西。实在说,我是很喜欢的,这个很字,绝不是为了语调的平缓加上去的,是本应当有这么个程度副词。我喜欢的原因,不是他的愤世嫉俗,也不是他的深沉凝重,而是他的诙谐,他的轻松。看着笨笨的,憨憨的,内里却有那么股子灵巧劲儿。有时我忍不住作想,文学是欢乐的吗?那么相声该是文学的极品;文学是苦难的吗?那么当下农民工讨债的经历,该是最好的文学的材料;文学是阴狠的吗?那么金三角的毒枭该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强劲的后备力量。什么都不是,文学不会是这么一种单一的情感,也就不会是这么一个单一的脸谱。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人,央视名嘴,前段时间听说患了抑郁症的小崔,崔永元,他那似乎麻庳,又似乎狠毒的蔫笑,该是最文学的,或者说是最具文学意味的。
爱鸿的作品里,就时常飘荡着崔永元式的蔫笑。
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档次。”
韩石山先生认为:“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该是爱鸿小说最大的特质,也是爱鸿文学事业的最大的特质。”
韩先生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次授奖仪式上,他发表了一个态度显明的演讲,想来原本没有题名,中文翻译过来给取了个题名叫《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且引用几句原文的汉译:
请容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里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形诸文字或者贴在墙壁,而是刻画在我心灵的深处。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与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无论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中篇小说月报》第七期)
应当说,村上的话是得体的,也是勇敢的。他没有玷污一个作家的名声。原先为他担心的朋友看了,只会暗暗叫好,而不会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立场。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有这样的立场,而在于在有可能放弃这一立场的时候仍坚守了这一立场。这才是最为可贵的。
从早些年的小说,到近些年的散文杂文,爱鸿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文学品质,一直固执着自己的作家立场,这就是——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可以自豪的?
爱鸿,作为一个二十多年前就互相勉励,共同期许的老朋友,现在我们都老了,差可告慰的是,这些年来,我们都还站在鸡蛋的那方,有时偶尔移动一下脚步,马上自个就警觉了,仍牢牢地站在该站的地方。”
以上是韩石山先生对我从事文学的评价。韩石山先生认为,文学是一种品质,不是标注小说、散文什么的就可以称作文学。文学的关键是文字的情趣、高雅、得体,内涵的社会性、人文性关照切实而深厚。所有的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像狗一样摇尾乞怜的作品,不仅是顺应时代的伪文学,也注定是这一阶段性的垃圾。这样的垃圾几千年来就没有断过,但几千年来都被大浪淘沙,没有几个得到后世的认可。
我为能被誉为国内四大酷评家之一的韩石山先生这样器重,他可曾经是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他的文章曾一年被《人民文学》连载9期,他的《徐志摩传》被人民出版社加印多次。他写评论历来是一根筋不打弯的,全国的名家大腕被他惹怒惹恼了多少,他风行一世的文学评论集名字就叫《谁红跟谁急》。
我能被这样的人夸奖一句,不仅底气更足,且死而无悔,死而无憾。
我这样写出自己的成就,就是要光明正大,底气十足地向世人宣告,我曾经是陵川一中(六排)高13班的学生,我的语文教师是王永维(勇文)。我们班有56名同学,男生39名,女生17名。李润田给我们带过俄语,屈从信、邬扬芳带过物理,张富水、冯自述带过数学、赵圪墩化学,董谦逊也当过一段班主任。
李润田老师,个子1.7米左右,皮肤特白泛一点隐隐的红色。我怀疑他属于白种人,头发泛一点黄色,眼睛也泛一点黄色。他口齿很好,不仅牙齐牙白,说话咬字清晰。他的俄语水平很高,我问过他为什么这样高?他说他们大学要求很高,他们大学要求学生,一个星期七天必须六天说俄语,只有星期天才能说中国话。这是硬性规定,违反规定是要受处分的。所以每个同学都必须学会用俄语生活交流。据说李老师是被祖先的历史问题拖累,不然的话按他的学业成就,一毕业就可能是外交官,可是他却被贬到这样的山区小县来做一名普通的教师,而且畏首畏尾的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大声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后听说他当翻译去了,游离家庭的生活,一辈子够恓惶的。但是我敬重他诚实坦荡的人品,敬重他对知识的一丝不苟,我祝福他晚年能获得幸福的生活。
屈从信老师,个子矮矮的,1.65米左右的样子,体态很敦实。圆圆的脸盆,头发比较稀疏,眼镜片后面的眼珠子闪烁些严厉的光芒,很有点电影里日本人的味道。他讲课的声音忽而高亢,忽而尖细,忽而小到听不见了,忽而又让教室外边的人都惊讶不已。他也是物理方面的精英,可惜也是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在其青春靓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他被社会窝屈着,有家难回,两地分居。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终于可以自由一些了,他便急忙去办理调动手续,归心如箭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从此和和美美的日子过下去吧,谁料妻子却突然病故,把个屈老师“中年丧妻”得一声长叹,三声长叹又怎样平复这无语的哀伤。
邬扬芳老师。比屈老师高,比王老师低,他的眼镜片特别的厚,让人看到的眼球萌萌哒一团。他的脑袋和上半身都有点前倾。每日里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向领袖们那样北头着,薄薄的嘴唇,发出的声音却有点浑厚厚的带点磁音。他的其他情况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文革前的北师大物理系高材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人陷害,吃过不少苦头,只是因为他的文化知识高人一筹,才有幸再次进入陵川一中,成为我们的老师。不过讲真话,他课文讲解得非常清晰明了,让同学们感觉到如沐春风。并且对工作既操心又有责任心,和同学们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我们班同学宋苏玲分配到一中当英语教师,就非常感激他,说是已经成为校领导的邬老师在学校住房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还给她解决了住房问题。
张富水老师,面相平气,皮肤红润,不急不躁的那种心态。他的头发也向后梳着,并且左右两边有点鼓起,可是没有邬扬芳老师的那样整齐柔顺,就像常有点风吹的样子。张老师眼睛黑白分明且水灵,眉毛浓密,鼻子端正两翼鼓起,孔大,嘴唇比一般人的厚些。若按《麻衣神相》上说,乃性温敦厚之人。我的数学学得差劲,他也不藐视我拾掇我,给我下不来台的台阶,他总是亲切地和我说话,不把任何一名学生排斥在外。薛德鸣同学数学好,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张富水老师带数学课,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表达准确。正是由于他的讲课好,所以才使我认识到原来数学竟然是这么美,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枯燥乏味或神秘。从此我便爱上了数学,并且受用终身,受益无穷。我想,爱好数学的同学一定和我有共同的体会。”据2018年陵川一中高十三班微信群消息,张富水老师于此前已经去世,我们将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他,愿他天堂安好。
还有一位数学老师是冯自述,我几乎将他忘记。后来赵平富同学微信中提起:“我们第二年数学老师姓冯,当时年纪比较大,讲课水平一般,口齿也不是很清楚。此人胖胖的,中等个。你印象如何,我记得是叫冯自述”。薛德明同学也回忆到:“平富的记忆没错,在所有老师中冯老师年龄最大。其他老师正值壮年,英俊潇洒,而冯老师已接近老态龙钟,不像张富水老师那般精把。那会儿因为调换了老师,我对冯老师产生过些抵触情绪,几乎都不想学数学了。多少年过去后,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化学老师赵圪墩,头大脸肥,眉疏眼小,爱红脸。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很容易被人们当做传奇人物。他样子并不传奇,憨憨厚厚的貌相,邋里邋遢的衣着,像农民又像工人就是不像个老师。毕竟习惯上老师总是文绉绉,文质彬彬的样子,大家从来都这样认为。而赵老师却似乎特别随便,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哲势。人们传说他不太听领导的话还敢顶撞,他说你是领导你要干什么,难道能开除我到供销社去?我就见赵老师说过,别害怕什么领导,还能开除了谁的球籍。赵老师大约出身好,根正苗红的,也不想在陵川呆,所以不怕惹下谁,只是他书呆子气,不会来事,不会疏通关系,为此想调动也没门。再是赵老师底子厚,底气足,他讲课不带参考资料,甚至课本都不去翻开,哗啦哗啦直接讲,直接把需要学生记住的东西写在黑板上。课本就像长在他肚子里,他只需要张开嘴它们便一涌而出。大家传说他特别抠,医药费能报销,他就多拿“山楂丸”药,说饥饿的时候填肚子。人们把他许多事都当笑话传布,其实都是鸡毛蒜皮,我看不出有多少幽默成分。行文至此,忽闻赵老师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我们也祝他老人家天堂安好。
说到饥饿,我一下子想到“投机”二字。学生时代正是身体发育时期,初中、高中那会儿消化系统特别勤奋,吃下去的饭,恁一大碗的,起码有普通碗的三碗,但是每次不到放学就饥肠辘辘,肚子“咕噜咕噜”的提意见。如果老师按时下课还好,若拖延几分钟,真让我们度秒如时,度分如天。
那时候学习是为革命而学,还不是学习好就能考上大学。曾经有十年大学不招生,进大学主要靠各级领导的推荐。当时有一句俗语流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意思就是学习好没有什么用,只要家长是当官的有本事,就不愁让子女富贵荣华。为此好好学习全凭个人的惯性使然,老师不求分数,学生也分数不求。所以吃饭这“民以食为天”对我们来说最是贴切。
每次吃饭大家都在追求第一,就是能第一个班排好队,第一个班走在六个班甚至十二班的最前面。不仅如此,那时候还发明了“投机饭”。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饭票是大师傅用墨水笔划一道,就证明吃过了一顿饭。有些同学聪明且胆大,就用刀子刮去墨水笔划,再去打一碗饭出来和朋友分吃。这办法被司务长发现,就强调在格子里打叉,不再一划了之。可是有人为吃饱肚子,仍然敢刀子刮去,冒险再去。我看着刮过的饭票毛糊茬茬的,劝他们不要去,但不知怎么回事,大师傅却看不出来。还有的用透明塑料蒙住饭票让大师傅划,居然也能蒙混过关,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我们住的宿舍基本都是两间的构成,一门一窗,一个宿舍住15个人左右。床是满周炕的形式,北边一张床从东墙通到西墙,可以睡十个人左右,南边一张床从门口的西边通到西墙,可以睡五个人左右,这样说就是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都行,看班里校里生的多寡。基本上是每个班三个宿舍,两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记得当时男女生宿舍隔一条路,男生们都是面南而居,女生们都是面北而居。早上起床先操场跑步,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然后是刷牙、洗脸。那时是两个人值班一天,主要任务就是晚上去厕所提回尿桶,早上抬去厕所里倒掉,然后拿一只水桶到锅炉房抬一桶热水回来让大家洗漱。当时锅炉房和大厨房挨着,离宿舍远一点。厕所就在宿舍南边不远处,露天大厕所是一根一根的石头柱子做了茅梁,中间没有分割,大小便捱捱挤挤的,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当时宿舍的一些故事,老同学李沁陵在回忆中写到:“那时我们周末一起结伴上街,我们一起去买最便宜的东西回宿舍,那份开心现在还记得;那时我们吆五喝六一起去看电影,被电影的故事情节弄得如痴如醉;那时晚自习下课铃声一响,我们便有说有笑地直奔宿舍。大家围着说笑,真是开心无比。直到熄灯时分,大家仍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哪个男生长得帅,哪个女生长得乞,直到查岗的老师敲窗户训斥,才不得不去安然入睡。”齐培养同学的回忆是:“记得杨罗成睡觉时总是缩头缩脚,那时我年纪最小,好搞恶作剧,有一次提前把打背包的带子,偷偷地铺在他的褥子下面,等熄灯后他睡熟了,就和其他同学一起把他吊在空中。那时他就正睡在通铺床的屋梁下面。”李苏毓同学也回忆:“还有就是王光亮有一个老乡,在咱们宿舍睡过几次,这人记性特别好,能整版的讲故事,和书中一摸一样。仿佛一字不漏。我当时就非常佩服人家有如此好的记忆,真是民间有高手高人耶。”吴广义也有回忆是:“那时候不要说电视、电脑什么的,连收音机也是奢侈品,所以我们学过物理课后,许多人就鼓捣开二极管、线圈了,我们班周选陵同学就鼓捣了一个能发声的东西,特别是薛德明同学鼓捣的那一个最低级无壳的收音机,我们寝室的人都非常喜欢,每晚下自习后,大家就挤在薛德明身边,等他找到中央广播电台,就一起兴致勃勃地听广播了。记得有一次听到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我们大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还以为是收听到敌台,是敌人在造谣中伤我们的国家。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吴广义还回忆说:“记得下课后我和郭松虎、李广文、杨平选四个人经常在操场练篮球,和其他班比赛打半场球,没有谁能赢了我们,我们的配合度几乎是天衣无缝。再说掰手腕竞赛,我们班赵和全永远是擂主,没有谁能赢得了他。所以大家称他掰手王”。
公元1972年,正所谓邓小平刚复出的教育回潮,也开始抓教育质量了,隔三差五的便考试一回,让我们不想学也由不得自己。不过由于我过去初中数学基础差,上高中后再怎么努力也难过60分,为此我就和朋友们达成协议,每遇数学考试,他们便必须出手相救,谁离我近就传夹单给我。遇到全部学生换教室考试,我们就先在厕所选择好一个秘密的地方,先有朋友去厕所把夹单放在那里,我随后立即去取回来抄在考试卷子上。所以我的数学考试,你可以找档案查一查,每次都在80分以上。留给大家的印象自始至终是程爱红各门功课都不错。其实如果我现在还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大家永远都可能蒙在鼓里,永远不可能把这个假面具识破。那时候我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所谓的铁哥们有:郎启龙、薛德明、段喜荣、郭垒珍四大金刚。现在想想仍然是心里暖洋洋的,那些曾经的一错再错,没想到却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回忆。我真想再和这四大金刚聚在一起,共同举杯,为我们曾经白璧无瑕的友谊碰杯,为我们靓丽青春的一去不返干杯。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承载着那些已失去的美好与世长存。再后来就到了又一次打倒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山村里的初中民办教师。
世界上的事反反复复,大多都成为精英们折腾的结果。我们平民百姓是非常无奈的,只能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如果你能像水一样放低身段,就一定持有了生存的稳定。
我们的陵川一中,是我小时候就向往的所在,尽管有点简陋,不具备天生丽质,但我并不抛弃她,愿她随我的梦而梦,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欣喜万分,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几位好老师,遇到了一班好同学。老师们都是教学方面的精英,将一定的知识与真理传输给了我们,让我们增长了应对世界世事的从容,虽然历史的原因,命运的结果,我们班里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但作为小草的我们也是春绿秋黄,让平凡的日子生机盎然生动靓丽,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天地万物,为大自然的美好增光添彩,为世界和平,为人间和睦和谐,做出了我们各自的贡献。
我们是勤俭的一代,我们是付出的一代,我们也是苦乐各半的一代,这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我们能选择的。就像一个人的出身,你无从选择,也由不得你选择。你能做的只是你想改变自己周遭的微渺。只有参天大树才可以顶天立地,让人们羡慕不已。我们无需为务虚浪费精力。
我的陵川一中,你在我的笔下复活了吗?能再现多少?历史的你已经离我们远去四十五年了,而且还将继续这倍数的扩大,我的期望只是试着擦一擦眼前的玻璃,能留下多少分之一就多少分之一吧。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为国家打工40多年,最终因16年属于半工半民而非正式,为此只能拿到每月1204元的退休金。与别人三千五千甚至上万的相比,自然必须坦然面对,因为命运是一种自然行走,我们根本无法超越和控制。能做的只能像白居易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放弃自己做人的底线,坚持灵魂的倔强。不想也不能按别人的意志,别人的思想,给历史的你“肥处添膘”锦上添花,也绝不在你身上“瘦处刮肉”刻意贬损。你是我们的陵川一中,只能是我们的所闻所见,亲身经历。无论长短、肥瘦、大小、宽窄,我都愿长相依伴。永远怀念你,我的陵川一中!怀念你们,我六排的全体同学!
2018年5月2日于陵川城北徐家巷86号
��师走后,大家还十分想念他。2018年写本文时,忽闻董老师已故多年,我们真心遥祝董老师天堂安好,愿他依然坚守着正义的灵魂。
不过有些情况是意想不到的,王永维来给我们做语文老师,当即便将我曾经的自豪感粉碎一地。也不知王老师怎么就会拒绝入俗随流,反倒是独辟蹊径、一马当先,“义不反顾,计不旋踵。”将一篇篇课文讲得活灵活现趣味横生,且真真正正的条分缕析。让我感觉真理的雪花纷纷扬扬涌向窗口,知识的雨露点点滴滴深入心田。我此时的感觉是,不要再说什么当高中教师,当好一个初中教师也是难于上青天。直到现在我仍在想,一名真正的教师就应该去拨亮求学者心头的灯火,绝不能也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和别人一起摸黑走夜路。教师耽误的不是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一伙的一代人呢。后来我做了初中语文教师,就清醒着绝不能误人子弟。有时难免自己读错了的字,被细心的同学指出来,我便当面接受并立马改正。我不敢为自己的面子而坚持错误,知识的真理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当教师无论何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真理第一,而不能只是方便自己或照顾面子。我也算当过初中语文教师13年,不敢说做到很好,但基本问心无愧。有一次和几个学生相聚,他们已经是局长、工程师、高级教师了,却实话实说:程老师啊,我们在你手学到的可都是真材实料,譬如写作、音乐、历史、地理、普通话什么的,后来无论干什么都是能拿得起放得下,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单位,都没人敢小看一眼。他们的话虽然暖心却也没有让我飘飘如仙,而是不知怎么突然间就想起了王永维老师,想起了王老师的启蒙及抚育之恩。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往事历历蒙太奇,当年的歌声啊随风传······
我从心里佩服王永维老师的知识渊博,佩服他对知识的尊重,对学生的尊重,对真理的尊重。王老师一定明白自己只是知识的桥梁,学生们才是那些过桥的英雄豪杰,尽管其中不乏平庸平常的人,但都是他的孩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愿意学鲁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自由的天地里去。他愿意做一支明亮的蜡烛,燃烧自己给孩子们照亮前进的道路。至于孩子们能走多远,哪只能看各自的造化。
多少年以后,我都难忘王老师的恩情。他虽然没有给钱给车给豪宅,但是他传递给我的知识,让我享用一生,快乐一生。是滴,高中后我又进修了更多的知识,可是没有王永维老师的拨亮双眼,我将在黑暗中摸索多久?我能不能走进文学之门都命在两可。所以2018年,薛德鸣老同学称王老师为恩师,仍然像一声警钟,李青莲老同学说自己一贯是王老师的铁杆粉丝,都特别能让人理解。
王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高1.75米左右,走路很有自己的风格,就像是两个脚尖都向里掏,一步一晃的轻捷又飘逸。他长瘦的脸膛,下巴向前翘起,鼻子笔直伸出鼻头,嘴唇不厚不薄有点发青,眼睛不大不小,讲课的时候总是向上漂移,不是扫视学生。他讲话的语调和声音虽然不卑不亢,但透出了亲切和实在的韵味。他的板书设计精巧,讲课的时候东写一句,西写一句,上写一句,下写一句,一开始看着乱七八糟的,但写满一黑板,就会让你惊奇这安排真是井井有条,恰如其分。可见他的备课多么认真,对传授知识多么上心,根本没有把我们当做时代荒废的废人。他是全心全意要传授给我们应该接受的知识,他是真正把我们当做他的孩子,他的宝贝。我们班同学李青莲后来成为大学副教授的在《忆我的恩师王永维》一文中这样说:“可曾还记得这样的情景,下课铃已响,但教室里的我们还整齐端坐,认真地、贪婪地、静静地聆听着,像极了正在茁壮成长但饥渴难耐的小树,试图努力地从大地汲取营养。而窗外趴着许多其他班下课的同学也在虔诚地向里边张望。讲台上那位玉树临风、清新俊逸的老师依然在娓娓道来,他就是我们永生难忘的恩师王永维,正在给我们讲课呢!有一位学者说过:语文和语文教师对一个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也是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语文老师永远是一个学校品质的构建者和体现者。”我不知道其他同学会怎样想,我成为一个喜欢团弄文字的人,每天兴奋在编排文字的天地里。我和文字谈情说爱,我和文字狐朋狗友,我和文字千杯不醉,我和文字乐不思蜀。我的文章写成后,习惯于自我欣赏,自我挑剔,三遍五遍地乐此不彼。一个逗号是用在这句话的中间还是结尾,这句话是结尾加一个的字好呢?还是中间用一个更好。这句话应该砍掉三个字好?还是全部去掉更含蓄?我总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得不到自己满意,即使全篇枪毙,也不能让他溜出自己的视野而逍遥法外。我是这样想的,自己并非什么高人、能人、了不得的人,自己本来就水平有限,再不努力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拿半瓶子醋晃荡什么?读者中的高人层出不穷,让他们看笑话,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我废掉的文章不是少数。自己满意的文章,别人都不免嗤之以鼻,自己不满意的文章,岂不是拿来污别人的眼?
2018年7月前我的《陵川民生图》终于正式出版了。此外还弄成了三本样书,即:《仿佛小说》、《仿佛散文》、《仿佛杂文》。这都是自己以往写成的文章,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计划传给子孙后代。无论其中是否存在不太好的文章,在写作的当时一定也被自己认可,所以不存在道德问题,而只是技术含量的前后有别。
我一生写成的文章大约也就二百来万字,计划留下来的不足一百万字,这已经是我非常满意的结果。记得名家说过:人生一部书。一个作家能写好一本书就烧了高香,写几十部废品也等于一字不着。
一想起王老师,就容易想起自己的成长,想起自己的成就。我感觉此生,也没有给王老师丢脸,也没有给同学们丢脸。我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山西文学优秀作家称号的,并赢得了国际知名作家、学者,被誉为国内四大酷评家之一韩石山先生的点赞。他评价我的文章:“文字修养很好。不奢华,不雕饰,于平淡的叙述中,时见文字的光华,情趣的高雅。还有一种古朴的风味。”
韩石山先生评价我的文章时特别指出:“要说到爱鸿的作品,作品的特色。我看过的,多是散文杂文一类的东西。实在说,我是很喜欢的,这个很字,绝不是为了语调的平缓加上去的,是本应当有这么个程度副词。我喜欢的原因,不是他的愤世嫉俗,也不是他的深沉凝重,而是他的诙谐,他的轻松。看着笨笨的,憨憨的,内里却有那么股子灵巧劲儿。有时我忍不住作想,文学是欢乐的吗?那么相声该是文学的极品;文学是苦难的吗?那么当下农民工讨债的经历,该是最好的文学的材料;文学是阴狠的吗?那么金三角的毒枭该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强劲的后备力量。什么都不是,文学不会是这么一种单一的情感,也就不会是这么一个单一的脸谱。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人,央视名嘴,前段时间听说患了抑郁症的小崔,崔永元,他那似乎麻庳,又似乎狠毒的蔫笑,该是最文学的,或者说是最具文学意味的。
爱鸿的作品里,就时常飘荡着崔永元式的蔫笑。
这是一个特色,也是一个档次。”
韩石山先生认为:“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该是爱鸿小说最大的特质,也是爱鸿文学事业的最大的特质。”
韩先生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次授奖仪式上,他发表了一个态度显明的演讲,想来原本没有题名,中文翻译过来给取了个题名叫《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且引用几句原文的汉译:
请容许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里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形诸文字或者贴在墙壁,而是刻画在我心灵的深处。这句话是这样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与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无论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那边。(《中篇小说月报》第七期)
应当说,村上的话是得体的,也是勇敢的。他没有玷污一个作家的名声。原先为他担心的朋友看了,只会暗暗叫好,而不会有什么别的话可说。
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立场。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有这样的立场,而在于在有可能放弃这一立场的时候仍坚守了这一立场。这才是最为可贵的。
从早些年的小说,到近些年的散文杂文,爱鸿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文学品质,一直固执着自己的作家立场,这就是——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
对一个文化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可以自豪的?
爱鸿,作为一个二十多年前就互相勉励,共同期许的老朋友,现在我们都老了,差可告慰的是,这些年来,我们都还站在鸡蛋的那方,有时偶尔移动一下脚步,马上自个就警觉了,仍牢牢地站在该站的地方。”
以上是韩石山先生对我从事文学的评价。韩石山先生认为,文学是一种品质,不是标注小说、散文什么的就可以称作文学。文学的关键是文字的情趣、高雅、得体,内涵的社会性、人文性关照切实而深厚。所有的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像狗一样摇尾乞怜的作品,不仅是顺应时代的伪文学,也注定是这一阶段性的垃圾。这样的垃圾几千年来就没有断过,但几千年来都被大浪淘沙,没有几个得到后世的认可。
我为能被誉为国内四大酷评家之一的韩石山先生这样器重,他可曾经是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他的文章曾一年被《人民文学》连载9期,他的《徐志摩传》被人民出版社加印多次。他写评论历来是一根筋不打弯的,全国的名家大腕被他惹怒惹恼了多少,他风行一世的文学评论集名字就叫《谁红跟谁急》。
我能被这样的人夸奖一句,不仅底气更足,且死而无悔,死而无憾。
我这样写出自己的成就,就是要光明正大,底气十足地向世人宣告,我曾经是陵川一中(六排)高13班的学生,我的语文教师是王永维(勇文)。我们班有56名同学,男生39名,女生17名。李润田给我们带过俄语,屈从信、邬扬芳带过物理,张富水、冯自述带过数学、赵圪墩化学,董谦逊也当过一段班主任。
李润田老师,个子1.7米左右,皮肤特白泛一点隐隐的红色。我怀疑他属于白种人,头发泛一点黄色,眼睛也泛一点黄色。他口齿很好,不仅牙齐牙白,说话咬字清晰。他的俄语水平很高,我问过他为什么这样高?他说他们大学要求很高,他们大学要求学生,一个星期七天必须六天说俄语,只有星期天才能说中国话。这是硬性规定,违反规定是要受处分的。所以每个同学都必须学会用俄语生活交流。据说李老师是被祖先的历史问题拖累,不然的话按他的学业成就,一毕业就可能是外交官,可是他却被贬到这样的山区小县来做一名普通的教师,而且畏首畏尾的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大声说一句话。改革开放后听说他当翻译去了,游离家庭的生活,一辈子够恓惶的。但是我敬重他诚实坦荡的人品,敬重他对知识的一丝不苟,我祝福他晚年能获得幸福的生活。
屈从信老师,个子矮矮的,1.65米左右的样子,体态很敦实。圆圆的脸盆,头发比较稀疏,眼镜片后面的眼珠子闪烁些严厉的光芒,很有点电影里日本人的味道。他讲课的声音忽而高亢,忽而尖细,忽而小到听不见了,忽而又让教室外边的人都惊讶不已。他也是物理方面的精英,可惜也是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在其青春靓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他被社会窝屈着,有家难回,两地分居。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终于可以自由一些了,他便急忙去办理调动手续,归心如箭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从此和和美美的日子过下去吧,谁料妻子却突然病故,把个屈老师“中年丧妻”得一声长叹,三声长叹又怎样平复这无语的哀伤。
邬扬芳老师。比屈老师高,比王老师低,他的眼镜片特别的厚,让人看到的眼球萌萌哒一团。他的脑袋和上半身都有点前倾。每日里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向领袖们那样北头着,薄薄的嘴唇,发出的声音却有点浑厚厚的带点磁音。他的其他情况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他是文革前的北师大物理系高材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人陷害,吃过不少苦头,只是因为他的文化知识高人一筹,才有幸再次进入陵川一中,成为我们的老师。不过讲真话,他课文讲解得非常清晰明了,让同学们感觉到如沐春风。并且对工作既操心又有责任心,和同学们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我们班同学宋苏玲分配到一中当英语教师,就非常感激他,说是已经成为校领导的邬老师在学校住房特别紧张的情况下还给她解决了住房问题。
张富水老师,面相平气,皮肤红润,不急不躁的那种心态。他的头发也向后梳着,并且左右两边有点鼓起,可是没有邬扬芳老师的那样整齐柔顺,就像常有点风吹的样子。张老师眼睛黑白分明且水灵,眉毛浓密,鼻子端正两翼鼓起,孔大,嘴唇比一般人的厚些。若按《麻衣神相》上说,乃性温敦厚之人。我的数学学得差劲,他也不藐视我拾掇我,给我下不来台的台阶,他总是亲切地和我说话,不把任何一名学生排斥在外。薛德鸣同学数学好,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张富水老师带数学课,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表达准确。正是由于他的讲课好,所以才使我认识到原来数学竟然是这么美,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样枯燥乏味或神秘。从此我便爱上了数学,并且受用终身,受益无穷。我想,爱好数学的同学一定和我有共同的体会。”据2018年陵川一中高十三班微信群消息,张富水老师于此前已经去世,我们将怀着沉痛的心情怀念他,愿他天堂安好。
还有一位数学老师是冯自述,我几乎将他忘记。后来赵平富同学微信中提起:“我们第二年数学老师姓冯,当时年纪比较大,讲课水平一般,口齿也不是很清楚。此人胖胖的,中等个。你印象如何,我记得是叫冯自述”。薛德明同学也回忆到:“平富的记忆没错,在所有老师中冯老师年龄最大。其他老师正值壮年,英俊潇洒,而冯老师已接近老态龙钟,不像张富水老师那般精把。那会儿因为调换了老师,我对冯老师产生过些抵触情绪,几乎都不想学数学了。多少年过去后,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化学老师赵圪墩,头大脸肥,眉疏眼小,爱红脸。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很容易被人们当做传奇人物。他样子并不传奇,憨憨厚厚的貌相,邋里邋遢的衣着,像农民又像工人就是不像个老师。毕竟习惯上老师总是文绉绉,文质彬彬的样子,大家从来都这样认为。而赵老师却似乎特别随便,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哲势。人们传说他不太听领导的话还敢顶撞,他说你是领导你要干什么,难道能开除我到供销社去?我就见赵老师说过,别害怕什么领导,还能开除了谁的球籍。赵老师大约出身好,根正苗红的,也不想在陵川呆,所以不怕惹下谁,只是他书呆子气,不会来事,不会疏通关系,为此想调动也没门。再是赵老师底子厚,底气足,他讲课不带参考资料,甚至课本都不去翻开,哗啦哗啦直接讲,直接把需要学生记住的东西写在黑板上。课本就像长在他肚子里,他只需要张开嘴它们便一涌而出。大家传说他特别抠,医药费能报销,他就多拿“山楂丸”药,说饥饿的时候填肚子。人们把他许多事都当笑话传布,其实都是鸡毛蒜皮,我看不出有多少幽默成分。行文至此,忽闻赵老师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我们也祝他老人家天堂安好。
说到饥饿,我一下子想到“投机”二字。学生时代正是身体发育时期,初中、高中那会儿消化系统特别勤奋,吃下去的饭,恁一大碗的,起码有普通碗的三碗,但是每次不到放学就饥肠辘辘,肚子“咕噜咕噜”的提意见。如果老师按时下课还好,若拖延几分钟,真让我们度秒如时,度分如天。
那时候学习是为革命而学,还不是学习好就能考上大学。曾经有十年大学不招生,进大学主要靠各级领导的推荐。当时有一句俗语流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意思就是学习好没有什么用,只要家长是当官的有本事,就不愁让子女富贵荣华。为此好好学习全凭个人的惯性使然,老师不求分数,学生也分数不求。所以吃饭这“民以食为天”对我们来说最是贴切。
每次吃饭大家都在追求第一,就是能第一个班排好队,第一个班走在六个班甚至十二班的最前面。不仅如此,那时候还发明了“投机饭”。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饭票是大师傅用墨水笔划一道,就证明吃过了一顿饭。有些同学聪明且胆大,就用刀子刮去墨水笔划,再去打一碗饭出来和朋友分吃。这办法被司务长发现,就强调在格子里打叉,不再一划了之。可是有人为吃饱肚子,仍然敢刀子刮去,冒险再去。我看着刮过的饭票毛糊茬茬的,劝他们不要去,但不知怎么回事,大师傅却看不出来。还有的用透明塑料蒙住饭票让大师傅划,居然也能蒙混过关,真是不可思议。
当时我们住的宿舍基本都是两间的构成,一门一窗,一个宿舍住15个人左右。床是满周炕的形式,北边一张床从东墙通到西墙,可以睡十个人左右,南边一张床从门口的西边通到西墙,可以睡五个人左右,这样说就是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都行,看班里校里生的多寡。基本上是每个班三个宿舍,两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记得当时男女生宿舍隔一条路,男生们都是面南而居,女生们都是面北而居。早上起床先操场跑步,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然后是刷牙、洗脸。那时是两个人值班一天,主要任务就是晚上去厕所提回尿桶,早上抬去厕所里倒掉,然后拿一只水桶到锅炉房抬一桶热水回来让大家洗漱。当时锅炉房和大厨房挨着,离宿舍远一点。厕所就在宿舍南边不远处,露天大厕所是一根一根的石头柱子做了茅梁,中间没有分割,大小便捱捱挤挤的,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当时宿舍的一些故事,老同学李沁陵在回忆中写到:“那时我们周末一起结伴上街,我们一起去买最便宜的东西回宿舍,那份开心现在还记得;那时我们吆五喝六一起去看电影,被电影的故事情节弄得如痴如醉;那时晚自习下课铃声一响,我们便有说有笑地直奔宿舍。大家围着说笑,真是开心无比。直到熄灯时分,大家仍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哪个男生长得帅,哪个女生长得乞,直到查岗的老师敲窗户训斥,才不得不去安然入睡。”齐培养同学的回忆是:“记得杨罗成睡觉时总是缩头缩脚,那时我年纪最小,好搞恶作剧,有一次提前把打背包的带子,偷偷地铺在他的褥子下面,等熄灯后他睡熟了,就和其他同学一起把他吊在空中。那时他就正睡在通铺床的屋梁下面。”李苏毓同学也回忆:“还有就是王光亮有一个老乡,在咱们宿舍睡过几次,这人记性特别好,能整版的讲故事,和书中一摸一样。仿佛一字不漏。我当时就非常佩服人家有如此好的记忆,真是民间有高手高人耶。”吴广义也有回忆是:“那时候不要说电视、电脑什么的,连收音机也是奢侈品,所以我们学过物理课后,许多人就鼓捣开二极管、线圈了,我们班周选陵同学就鼓捣了一个能发声的东西,特别是薛德明同学鼓捣的那一个最低级无壳的收音机,我们寝室的人都非常喜欢,每晚下自习后,大家就挤在薛德明身边,等他找到中央广播电台,就一起兴致勃勃地听广播了。记得有一次听到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我们大家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敢相信是真的。还以为是收听到敌台,是敌人在造谣中伤我们的国家。这事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吴广义还回忆说:“记得下课后我和郭松虎、李广文、杨平选四个人经常在操场练篮球,和其他班比赛打半场球,没有谁能赢了我们,我们的配合度几乎是天衣无缝。再说掰手腕竞赛,我们班赵和全永远是擂主,没有谁能赢得了他。所以大家称他掰手王”。
公元1972年,正所谓邓小平刚复出的教育回潮,也开始抓教育质量了,隔三差五的便考试一回,让我们不想学也由不得自己。不过由于我过去初中数学基础差,上高中后再怎么努力也难过60分,为此我就和朋友们达成协议,每遇数学考试,他们便必须出手相救,谁离我近就传夹单给我。遇到全部学生换教室考试,我们就先在厕所选择好一个秘密的地方,先有朋友去厕所把夹单放在那里,我随后立即去取回来抄在考试卷子上。所以我的数学考试,你可以找档案查一查,每次都在80分以上。留给大家的印象自始至终是程爱红各门功课都不错。其实如果我现在还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大家永远都可能蒙在鼓里,永远不可能把这个假面具识破。那时候我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所谓的铁哥们有:郎启龙、薛德明、段喜荣、郭垒珍四大金刚。现在想想仍然是心里暖洋洋的,那些曾经的一错再错,没想到却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回忆。我真想再和这四大金刚聚在一起,共同举杯,为我们曾经白璧无瑕的友谊碰杯,为我们靓丽青春的一去不返干杯。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承载着那些已失去的美好与世长存。再后来就到了又一次打倒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时候了,那时候我已经做了山村里的初中民办教师。
世界上的事反反复复,大多都成为精英们折腾的结果。我们平民百姓是非常无奈的,只能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如果你能像水一样放低身段,就一定持有了生存的稳定。
我们的陵川一中,是我小时候就向往的所在,尽管有点简陋,不具备天生丽质,但我并不抛弃她,愿她随我的梦而梦,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欣喜万分,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几位好老师,遇到了一班好同学。老师们都是教学方面的精英,将一定的知识与真理传输给了我们,让我们增长了应对世界世事的从容,虽然历史的原因,命运的结果,我们班里没有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但作为小草的我们也是春绿秋黄,让平凡的日子生机盎然生动靓丽,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天地万物,为大自然的美好增光添彩,为世界和平,为人间和睦和谐,做出了我们各自的贡献。
我们是勤俭的一代,我们是付出的一代,我们也是苦乐各半的一代,这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是我们能选择的。就像一个人的出身,你无从选择,也由不得你选择。你能做的只是你想改变自己周遭的微渺。只有参天大树才可以顶天立地,让人们羡慕不已。我们无需为务虚浪费精力。
我的陵川一中,你在我的笔下复活了吗?能再现多少?历史的你已经离我们远去四十五年了,而且还将继续这倍数的扩大,我的期望只是试着擦一擦眼前的玻璃,能留下多少分之一就多少分之一吧。我是一个普通的人,为国家打工40多年,最终因16年属于半工半民而非正式,为此只能拿到每月1204元的退休金。与别人三千五千甚至上万的相比,自然必须坦然面对,因为命运是一种自然行走,我们根本无法超越和控制。能做的只能像白居易那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放弃自己做人的底线,坚持灵魂的倔强。不想也不能按别人的意志,别人的思想,给历史的你“肥处添膘”锦上添花,也绝不在你身上“瘦处刮肉”刻意贬损。你是我们的陵川一中,只能是我们的所闻所见,亲身经历。无论长短、肥瘦、大小、宽窄,我都愿长相依伴。永远怀念你,我的陵川一中!怀念你们,我六排的全体同学!
2018年5月2日于陵川城北徐家巷86号
��师走后,大家还十分想念他。2018年写本文时,忽闻董老师已故多年,我们真心遥祝董老师天堂安好,愿他依然坚守着正义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