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 鈞窰葡萄紫釉鼓釘三足水仙盆20.3 公分，8 英寸 拍品已售 9,700,000 港幣
钧窑水仙盆，结合天蓝及葡萄紫二色，明艳摄人，属中国陶瓷史上最耀眼之作。此器发色浓丽典雅，极为珍稀，釉色布局更是脱俗非凡，独一无二。盆内施天蓝釉，纯正亮泽，可见钧瓷特有的「蚯蚓走泥纹」，外壁葡萄紫釉华美夺目，然最是特别之处为其底足，上缘紫蓝交融，再以天蓝渐变融入盆底及三足之褐青釉，如意足缘更以鲜亮宝石红色缀镶。
水仙盆取鼓钉盆器形，属一类钧窑模造花器，通器多仅施单色天蓝或紫釉，常见底部刻有一至十数字，彷似与器物尺寸相关。此类钧窑花器之断代至今仍备受学者讨论，一说为北宋，另说应造于元末明初，相关论点可参考李宝平，〈Numbered Jun Wares: Controversies and New Kiln Site Discoveries〉，《东方陶瓷学会汇刊》，卷71，2006-7年，页65-77。
多数知名中国学者持以北宋论，以钧窑遗址附近出土北宋宣和朝（1119-25年）钧瓷胎钱币铸模为立论基础。西方学者则多支持元末明初一说，以钧瓷花器之造形风格明显不同于其他宋例，却与元末明初龙泉青瓷及景德镇青花瓷相近为根据。2005年于禹州及2006年于深圳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经学者仔细审视，已推翻前述钱币铸模之年代，证实此非宣和朝物，其背面且有年代更早之伪仿年号，经上海博物馆采样测试后，年代为元末明初。近年发掘一件钧窑执壶，器形与梁庄王墓出土金执壶器形相似，梁庄王葬于公元1441年，更加确认断代较晚之论。
现存多数带数字铭之钧瓷皆存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源自清宫旧藏，器身烧造后常见刻有宫殿名，清宫所藏几无元瓷，因此推论此类花器应非元造，而是早明之物，可能为永乐朝特为大都新建宫殿所造。
北京故宫博物院近期展览称此类数字铭钧瓷花器为「陈设类」官钧瓷（《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故宫博物院，北京，2013年，页168始）。文中论及钧瓷断代，对于北宋论已有保留，但指「这是个较为复杂的学术问题，不能急于求成」。明以前典籍未见钧瓷，钧为「宋代五大名瓷」之说也出自明代，若论钧窑为北宋官办瓷窑，甚是令人诧异。
展览图录刊载三件北京故宫藏鼓钉式盆，与此件拍品类同，尺寸略大，但发色较淡（图版94-96及页343，图14-1、14-2，图一），与窑址出土残片（图版97、98及页343，图13）。同录四件年代较晚作例，比例与烧造技法相异，断为元至明初，其中三例为故宫博物院藏品（图版113、115、116及页343，图15-1、15-2），一件出土于禹州（图版114及页343，图12-1、12-2）；并载后朝仿作之器，如雍正窑（图版126、127）、石湾窑（图版125）、宜兴窑（图版145），皆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钧窑遗址发掘报告以地层分析证据，支持北宋论点，其中记载大量出土鼓钉式水仙盆残片，及其他数字铭钧瓷（《禹州钧台窑》，郑州，2008年，页25，图14，页28，图15及彩图版16-25）。此立论依据却似有疑点，遗址地层区分为五，分别定为唐（618-907年）、北宋（960-？年）、北宋中期、北宋晚期（？-1127年）、明（1368-1644）。宋明之间消失的241年使得出土数字铭钧瓷得以断为北宋晚期，即使充满大量数字铭钧瓷残片之土层显然位于另二「晚宋」土层之上，紧接于「明代」土层之下（前述出处，页16），同一土层并出土其他元代至早明瓷片，如磁州窑等（前述出处，彩图版40、41）。
此件钧窑水仙盆釉色蓝紫交融，娇美绝伦，更胜多数同类钧瓷，清代御窑以此为本，创窑变釉瓷。雍正帝倾爱钧瓷，曾下令将清宫珍藏钧瓷送至景德镇御窑厂，诏命匠人摹效作之。部分清代单色官瓷皆以钧瓷为雏本，201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展览曾展出数件，包括书雍正年制款者（《钧瓷雅集》，前述出处，图版128-136）。档案记载是时督陶官唐英，为烧造此类单色瓷，曾派遣匠人远赴河南钧窑，学习当地制瓷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