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胡文辉
读严晓星《金庸识小录》稿,有两点感受最深:一是对小说文本读得细，每能穿透纸背;二是“杂学”功力甚深，每能知人所不知，详人所不详。
比如《笑傲江湖》《鹿鼎记)都有影射当时大陆政治的内容,我过去也曾提及,《鹿鼎记》写神龙教教主在夫人的唆使下打击元老,提拔少年，明显影射了“文革”。而晓星更指出:神
龙教伪造的天书里有一句“吐故纳新”,教中“高干”黑龙使也说:“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这里的“吐故纳新”,并非随意运用成语，而是有“今典”的—当年 毛泽东说过“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由此开展了一场“吐故纳新”的整党运动。举此一例，就很可见他读书的细致和敏锐了。

又如，《鹿鼎记》里有个太监说到皇宫的事情：“.....太后和皇上的菜肴，切时鲜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倘若皇上吃得人味，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伙儿又只好上吊了。”对于这些话，我们-般人都不会特别留心，但晓星却又指出，金庸可能是受了鲁迅杂文《谈皇帝》这一段的影响:“往昔的我家，曾有个老仆妇， 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 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又引吴相湘《三生有幸》作对比:“在北平时常听故老传说:顺治皇帝喜爱菠菜，称之为‘红嘴绿鹦哥’。北京一年四季有菠
菜,传说即为迎合帝旨。深恐帝一旦传菠菜 ，而无菜 品供御，可能要受处罚。”能如此旁征鲁迅、吴相湘笔下的细节,跟金庸作一个“对照记”除了善于联想之外，非有广博的阅读基础不可。这又可见,晓星虽有“金学家”的功底，但他的功夫其实更在金庸之外，在武侠小说之外。(顺便自夸-下:研究
陈寅恪诗,功夫也得在陈寅恪之外,仅仅熟悉陈寅恪，是无法作出《陈寅恪诗笺释》的。)

总而观之，《识小录》以考掘有关古代故实方面的内容最多,也最有价值。如谈明教与明朝，是历史学;谈金庸所受古典小说的影响，谈“喜心翻倒",是文学史;谈蟹汁化漆、象鸟、折扇，是博物学;谈大同姑娘，是风俗史;谈双蛇杖,谈“皮格马利翁现象”，更是西学。如此种种，皆左右钩稽，而见一己之得。虽以短小的札记体裁写出，仅成就册小书， 但能免于陈言,其价值实远在坊间所谓“金学”论著之上。
在此,还想说些题外话。
我总觉得,单纯从文学史的立场,无论评价有多么高,仍不足以真正认识金庸。在至今为止的现当代文学史编纂中，海外的武侠小说仍处于边缘,甚至于不人流。身在庙堂之外的王朔尚且轻蔑地批判金庸,则金庸的文学史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是,假如我们换个立场，从所谓“传统文化”的角度观察金庸,观察其他的海外通俗文学，就很容易感觉到他们作品中的古典内涵;也就是说，恰恰是海外通俗文学延续了“传统”一脉的香火,使其不绝于大众文化领域。而反观近半世纪风刀霜剑的大陆文坛，在那些主流作家的身上,又有多少“传统文化”可言呢?因此,晓星能从金庸小说中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古典话题,绝非偶然。试问又有哪一位当代大陆作家，能够让我们，或者说值得让我们，也作一部《识小录》呢？

对于金庸晚年的某些言行，我曾有不客气的批评;但对于他的小说，我仍只有欢喜赞叹。眼见有些学院中人质疑他的学识,内心颇觉不平，他们哪里配!如果说陈寅恪是“从史实中求史识”的话，那么,我以为金庸称得上是“从故事中见史识”的(我曾写过一篇《古 典今情中的施琅》，特别以《鹿鼎记》的情节为例，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以他对中国史的认识和理解,本不需要学院派的承认，他垂老还去读剑桥的历史博土，实属多此一举。而剑桥的汉学家们，倒是应当将金庸小说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呢。这些话，想必晓星也是同意的吧。
当代论“金”之作,林林总总，泥沙俱下,除海外倪匡的早期评论，以及对版本下过功夫的陈镇辉《金庸小说版本追昔》、林保淳《解构金庸》之外,我个人最欣赏的有三家:王怜花《江潮外史》，玉怡《不服从的江湖》，还有就是这本《识小录》了。在金庸的江湖世界里，王怜花看到的是激扬文字的青春，王怕看到的是政治和法律，而严晓星看到的是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们成自浇块垒:，或借题发挥，或考镜源流，都不属于一本正经的金庸研究，可谓“写在金庸边上”。

这让我想到鲁迅评《红楼梦》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想,对于伟大的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总会有不同视界、不同专业的解读。对曹雪芹是如此，对金庸也应是如此。其实论知识和思想水平,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曹雪芹又何曾及得上金庸呢?
我对晓星,最早只看过他写的这些金庸札记,后来见到他出了本《近世古琴逸话》,又编了本《高罗佩事辑》,最近才知道他对《孙子兵法》极感兴趣。总的说来,对他不能说特别熟悉，至今也未曾识面,原本缺乏作序的资格。但考虑到金庸小说是我们 甚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遂不敢推辞,兹序如上。
胡文辉
二0-O年秋于广州洛城

又我雕的部分吗

1，紫白金青
“紫白金青”者，《倚天屠龙记》(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版，以下所引金庸小说,除持别注明的，均引自三联版)中明教四大护法王紫衫龙王、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是也。明教是源出波斯的宗教，金庸笔下的明教总坛在边远的昆仑山中，紫衫龙王本人便是波斯人—这一切，都有着浓厚的异国色彩。于是，金庸先生颇将几分西方文化背景的信息灌注其中。

首先是形象选择。
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百禽之王为凤，百兽之王为虎。赋予鹰、狮以统治者的象征，是西方的传统。华土并不出产狮子，但到了宋代,已有人称狮为“百兽之王”这当然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宋人如此，何况元末之人?至于蝠王之所以为“蝠”，也决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轻功绝妙，别忘了，他还曾有吸人血以缓解内伤的经历，而蝙蝠吸血，蝙蝠之不祥，正是西方民俗的反映。在中国民间的意识里，“蝠”就是“福”，是吉祥之物，如此可怕的人物哪能叫“蝠
王”!

再看名次排列。
龙王居首，书中已有说明是鹰、狮、蝠三王的“心甘情愿”之举(见第-五九页)。 那么，在西方文化中同样象征王者之尊的鹰与狮是怎样分出先后的呢?据说，在欧洲纹章学中，狮子的重要性仅次于鹰”(《世界文化象征辞典》第三O五页,漓江出版社二000年版)。

巧了，最近在看高罗佩的侦探小说

2，蟹汁化漆
《倚天屠龙记》第四五三页，张无忌问胡青牛，有一.人“眼中涂了生漆，疼痛难当，不能视物”，该如何治此怪疾。胡青牛的回答是:“试以螃蟹捣汁數治，或能化解。”蟹汁何能化漆?心中一直疑惑。后读《博物志•药术》(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 一九八0年版)，见有“蟹漆相合成水”之句，始知“胡言”不胡，必有所出。而虽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

近又读根据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缩写而成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21世纪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书中也谈到了《淮南子•览冥》、《续 博物志》卷九的类似记载(“蟹之败漆”、“漆得蟹而散”)，并解释这种“听起来像无稽之谈”、“表面上看来可笑的传统
做法”说:“事实上，甲壳纲动物的组织含有强有力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能抑制某些酶(包括能使漆变硬的那一种酶)的活动。李约瑟博士对这种异乎寻常的现象作了如下的评述:
“那么，蟹的组织起了什么作用呢?毫无疑问，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古代中国人无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漆酶抑制剂。通过抑制这种酶的作用，漆的变黑和聚合过程也受到阻止。......蟹的组织的这种作用也不足为奇，因为其他的研究已经证明，它们含有一种强有力的然而又有点神秘的抑制剂—D 氨基酸氧化酶。””(第一四四~一四五页)。看来颇有几分科学道理，于是疑感顿解。

等等，我看到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