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代科学开始落后
1952年12月6日胡适博士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遗憾地说:
“西方学者的学问工作,由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做学问上,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做为清代治学的成绩。双方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顾炎武(1613年~1682年)、阎若璩(1636年~1704年)活跃于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年~1661年,1662年~1722年)。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年~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 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
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年~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陈美东说的灿烂群星中,徐光启(1562年~1633年)是一位代表人物。正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竺可桢将他与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626年)相比,觉得毫无逊色:
第一,培根著《新工具》一书,强调一切知识必须以经验为依据,实验是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但仅限于书本上的提倡,未尝亲自操作实践。徐光启则对于天文观测、水利测量、农业开垦,统统富有实践经验,科学造诣远胜于培根。
第二,培根过分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忽视了演绎法的作用。徐光启从事科学工作,则由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入手,而这本书最富于演绎性,培根之所短,正是徐光启之所长。
第三,培根著《新大西洋岛》(New Atlantis)一书,主张设立研究院,进行集体研究,自己却未实现。徐光启则主张数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大力发展,同时应培养人才,研究与数学有关的10门学科,即所谓“度数旁通十事”,既具体又切合实际,并亲自建立历局,主持历法改革。
第四,培根身为勋爵,曾任枢密大臣、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但对国事并无建树。徐光启任宰相,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论人品,培根曾因贪污受贿,被法院问罪,关进监狱,处以罚款。徐光启则廉洁奉公,临终之日身边存款不到10两银子。
但是,徐光启和培根去世后,中英两国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1644年是个转折点。斯年,英国克伦威尔(1591年~1658年)率领的铁骑军,在马斯顿打败了封建王朝的军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中国则是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恩格斯指出: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又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清军入关以后,所面临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第一位统治者顺治在位18年(1644年~1661年)期间,忙于征战,烧杀抢掠,全国人口锐减,生产大大下降。第二位统治者康熙如果继续按照这条残酷的镇压路线走下去,则势必不能长治久安,他只得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文化情况,迅速汉化,而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又要防范汉人,这一民族矛盾就决定了他在信任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方面,有时超过汉族大臣。通过这一背景来看康熙,他的许多政策措施就会得到较为客观的认识,本文就想从这里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