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刘恒崩，汉朝又得忙活了。 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太子登基变皇帝。六月九日，太子刘启举行仪式即皇帝位，立薄妃为皇后。薄妃是薄太后家女，可惜的是，薄太后给自家孙子推荐的是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无子可立，所以太子之位就暂且空缺。 汉朝第二件要忙活的就是，组织

渊源流通称“康”；由义而济称“景”；柔质慈民称“惠”；除残去虐称“汤”；悯民惠礼称“文”。 这些帽子当中，各人因治民及性格特征，各有所属。比如，刘盈史称惠帝；刘恒，史称文帝；刘启，史称景帝；刘彻，史称武帝。

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享江山的都是宗。所以，打江山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是，后世坐江山的皇子皇孙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了得。又得分不同档次。

如，太宗发扬光大产业；世宗、高宗等是守成令主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等都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神宗、英宗，则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则过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武宗名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当；

光宗、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只能亡国。 关于刘恒，由丞相牵头的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赦天下。这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一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替天下小民多做了一件好事——改刑罚。

刘恒和刘启这对父子开创的文景之治，到底给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好处？我想，无非有以下两种：吃饱穿暖，少受罪。 道理是很显然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从永远没有停止过替百姓呼喊的声音：亡，百姓苦；兴，百姓苦。

前者往往受战乱之苦，后者往往受皇帝大兴土木工程之苦。但是，刘恒的确是个例外。他没有大兴宫殿，连穿的衣服几十年都没有变。 兴，让百姓乐。我想，这才是文景之治的魅力所在。

关于国家刑罚，刘恒生前把许多重罚改为轻罚。然而，刘启却认为，文帝废肉刑，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那是有原因的。刘恒规定，凡是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于谁，都是有好处的。

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能顶得住三五百鞭。这些人不被鞭死的，也多是残废，要不就是落得了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竟然被活活打死。做好事竟然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样鞭打怎么行，简直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嘛。

于是，马上下诏：鞭打五百下的，改三百；鞭打三百下的，改打二百。 如果还是没有人顶得住打，那就只好下次再各减一百了。我想，刘启打心里就应该做这样的思想准备。

历史上几乎没有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的皇帝。刘启亦不过如此，他做完好事，就想找个人使坏了。说白了，刘启就是想杀个人，此人正是刘恒生前的宠幸邓通。 邓通得罪刘启，不在于他拥有数百万巨富被嫉妒，他的死穴恰恰是他最善长的活儿：拍马屁。

夜路走多了，总会有碰到鬼的一天；拍屁拍多了，也会拍到马脚的时候。邓通拍到刘启这只马脚，过程大约如下： 刘恒崩前得了痈疽病，这个病是要流脓血的。那时，邓通为了显示爱的伟大力量，亲自为刘恒吮吸脓血。刘恒不知何故，心有不乐，奇怪地问邓通：“你说说，天下最爱我的人会是谁呢？”

邓通从容答道：我想，应该是太子吧。 刘恒一听，就笑了。 爱他，就不要让他吸脓血；这是刘恒对邓通说的。 爱他，就要让他试吸血化于脓的滋味；这是刘恒对太子说的。

于是，刘恒马上把太子召到病床前，让他吸脓血。刘恒这个伟大的创举，实在让刘启面露难色。当然了，刘启可以选择拒绝；可问题是，刘启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就是即将到手的皇帝大位可能会泡汤。 事实是：在皇位和脓血面前，刘启选择了前者。沉呼吸，深封喉，紧闭眼，他真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