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该对奴隶人格负责吗》
孔子对于君子人格的建构，特别体现在他对“士”和“儒”的人格重构中。在孔子之前和之时，“士”只是上层社会中的底层，由于其缺乏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他们总是处在“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中，这样的阶层，是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追求的。其中的落魄者，完全失去向上可能的“士”，则沦落为“儒”。儒的形象当时非常糟糕，孔子适齐，景公欲重用之，而晏婴不可。晏婴对孔子的不良印象，其实多出于对儒的历史偏见以及现实中儒的整体社会形象：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晏婴说：儒么，能言善辩，这种人不是法律能管得住的。他们傲慢、自大，这也不是一个做下属的好人选；他们讲究厚葬，靡费钱财，这也不能成为齐国的风俗；他们周游列国，追求做官，这样的人也不大靠得住。儒者的这种整体生态、气质和社会形象，甚至在孔子以后很久，都很难改变，《墨子》有《非儒》，其中有曰：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说：儒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像乞丐，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这一段对儒者的痛訾确实严厉，但也是一般人对儒者的印象。这样的儒者，是没有人格的。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中对儒者有如是分类：
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射御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所谓达名，即算命打卦、风水巫医……晏子、墨子所指斥者。所谓类名，即各级官员、公务员。所谓私名，即知识分子，道义承担者。钱穆先生曾说：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家语·儒行解》中，孔子塑造的儒者形象：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
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而以忠实诚信为宝；不求土地，而将仁义当作土地；不求多积财物，而以学识广博作为富有。这种人难以求得，却不在乎俸禄多少；容易支付俸禄，却又很难蓄养。不到一定的时机，他不会出来效力，不是难得吗？不符合正义他就不会合作，不是难以蓄养吗？要求自己先有功劳而后享受俸禄，这不就是容易付酬吗？他们就是这样合情合理地与人相处。
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
儒者接受别人的财物但并不贪求，有爱好却不会邪淫，被人多势众胁迫不会畏惧，被兵器威吓也不会动摇。见到利不会损害义；宁愿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儒者可以亲善而不能被要挟，可以和他接近而不能受逼迫，可以接受死亡而不会接受侮辱……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底厉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以分国，视之如锱铢，弗肯臣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者有时候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谨慎安静，崇尚阔大，磨炼品行，廉洁方正。刚强坚定却又善与人交，涉猎广博却又知道认取正道。即使封他做诸侯，也视同锱铢，不肯称臣也不去做官。他们就是这样相以正道来约束自己的。
孔子以后，正由于孔子对士和儒的人格进行重新塑造，对其社会身份、社会功能的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因此才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这样的任重道远的君子儒，是有大人格的：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有人曾经问孟子：“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这样的儒者，是独立不倚，内心自足的。
有人说，孔子“从未为中国人的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这是对孔子人生实践和孔子思想情怀的无视。从人生实践上讲，孔子自己一生固然不拒绝和诸侯及其权势合作（这是推行道义的途经），但孔子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从来没有辱没自己的良知！这也是人们常说他终生不得志的原因。他对学生的教诲，更从来没有主张“围绕权力转”，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孔子，估计是为此向孔子疏通，孔子对他们严加斥责。
《论语·先进》：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哪里是什么围绕权力转？！荀子讲“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也正是孔子的主张。其实，除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还有一个“从仁不从师”，《论语·卫灵公》：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天地君亲师——除了天地，人间的君亲师，都不足以牢笼我们！这是何等伟岸高峻不可奴蓄的人格！
与某些论者的信口胡说相反，孔子恰恰是“为中国人的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的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首先，孔子为我们开出的内心依赖中，是道、德、仁、艺、诗、礼、乐，没有世俗权力，没有体制依附。其次，此道、德、仁、艺、诗、礼、乐，是一个完满的生命支撑，可以给我们的生命提供完美的形态；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完备的依据；给我们的人生提供完满的价值。从形上之道，到体道之艺，真善美俱备，据此，我们完全有能力抵制世俗权力的利诱、威逼，以及生活的贫寒，所以：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可见，在孔子那里，支撑着“人”的，不是权势及其兑现给我们的富贵，而是“仁”，除此之外，无以成就君子的人生。
孔子为我们的人格，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撑，那就是：“仁”。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才有孟子的“大丈夫”人格，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恰恰是建立在对权势反抗的前提之下，是对“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的扬弃：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有意思的是，孟子并不否定“妾妇之道”，妾妇之道是妾妇必须遵守的道，而大丈夫，则是另外的道，这个“道”的最关键内涵，恰恰是妾妇之道的反面，不是“顺”，是独立不倚。
孔子讲，一个人要做君子；孟子讲，一个人要做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这样的人格，怎么可能是奴隶人格！
孔子对于君子人格的建构，特别体现在他对“士”和“儒”的人格重构中。在孔子之前和之时，“士”只是上层社会中的底层，由于其缺乏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他们总是处在“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中，这样的阶层，是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追求的。其中的落魄者，完全失去向上可能的“士”，则沦落为“儒”。儒的形象当时非常糟糕，孔子适齐，景公欲重用之，而晏婴不可。晏婴对孔子的不良印象，其实多出于对儒的历史偏见以及现实中儒的整体社会形象：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
晏婴说：儒么，能言善辩，这种人不是法律能管得住的。他们傲慢、自大，这也不是一个做下属的好人选；他们讲究厚葬，靡费钱财，这也不能成为齐国的风俗；他们周游列国，追求做官，这样的人也不大靠得住。儒者的这种整体生态、气质和社会形象，甚至在孔子以后很久，都很难改变，《墨子》有《非儒》，其中有曰：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说：儒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像乞丐，像田鼠偷藏食物，像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像阉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这一段对儒者的痛訾确实严厉，但也是一般人对儒者的印象。这样的儒者，是没有人格的。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中对儒者有如是分类：
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射御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所谓达名，即算命打卦、风水巫医……晏子、墨子所指斥者。所谓类名，即各级官员、公务员。所谓私名，即知识分子，道义承担者。钱穆先生曾说：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家语·儒行解》中，孔子塑造的儒者形象：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
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而以忠实诚信为宝；不求土地，而将仁义当作土地；不求多积财物，而以学识广博作为富有。这种人难以求得，却不在乎俸禄多少；容易支付俸禄，却又很难蓄养。不到一定的时机，他不会出来效力，不是难得吗？不符合正义他就不会合作，不是难以蓄养吗？要求自己先有功劳而后享受俸禄，这不就是容易付酬吗？他们就是这样合情合理地与人相处。
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
儒者接受别人的财物但并不贪求，有爱好却不会邪淫，被人多势众胁迫不会畏惧，被兵器威吓也不会动摇。见到利不会损害义；宁愿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儒者可以亲善而不能被要挟，可以和他接近而不能受逼迫，可以接受死亡而不会接受侮辱……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底厉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以分国，视之如锱铢，弗肯臣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者有时候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谨慎安静，崇尚阔大，磨炼品行，廉洁方正。刚强坚定却又善与人交，涉猎广博却又知道认取正道。即使封他做诸侯，也视同锱铢，不肯称臣也不去做官。他们就是这样相以正道来约束自己的。
孔子以后，正由于孔子对士和儒的人格进行重新塑造，对其社会身份、社会功能的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因此才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这样的任重道远的君子儒，是有大人格的：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有人曾经问孟子：“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这样的儒者，是独立不倚，内心自足的。
有人说，孔子“从未为中国人的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这是对孔子人生实践和孔子思想情怀的无视。从人生实践上讲，孔子自己一生固然不拒绝和诸侯及其权势合作（这是推行道义的途经），但孔子本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从来没有辱没自己的良知！这也是人们常说他终生不得志的原因。他对学生的教诲，更从来没有主张“围绕权力转”，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聚敛，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孔子，估计是为此向孔子疏通，孔子对他们严加斥责。
《论语·先进》：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哪里是什么围绕权力转？！荀子讲“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也正是孔子的主张。其实，除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还有一个“从仁不从师”，《论语·卫灵公》：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天地君亲师——除了天地，人间的君亲师，都不足以牢笼我们！这是何等伟岸高峻不可奴蓄的人格！
与某些论者的信口胡说相反，孔子恰恰是“为中国人的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的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首先，孔子为我们开出的内心依赖中，是道、德、仁、艺、诗、礼、乐，没有世俗权力，没有体制依附。其次，此道、德、仁、艺、诗、礼、乐，是一个完满的生命支撑，可以给我们的生命提供完美的形态；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完备的依据；给我们的人生提供完满的价值。从形上之道，到体道之艺，真善美俱备，据此，我们完全有能力抵制世俗权力的利诱、威逼，以及生活的贫寒，所以：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可见，在孔子那里，支撑着“人”的，不是权势及其兑现给我们的富贵，而是“仁”，除此之外，无以成就君子的人生。
孔子为我们的人格，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撑，那就是：“仁”。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下，才有孟子的“大丈夫”人格，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恰恰是建立在对权势反抗的前提之下，是对“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的扬弃：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有意思的是，孟子并不否定“妾妇之道”，妾妇之道是妾妇必须遵守的道，而大丈夫，则是另外的道，这个“道”的最关键内涵，恰恰是妾妇之道的反面，不是“顺”，是独立不倚。
孔子讲，一个人要做君子；孟子讲，一个人要做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讲“舍生取义”，这样的人格，怎么可能是奴隶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