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治理措施
随着政权的建立，即与西域恢复交往。采取设置官吏、册封首领、派遣使者等制度，以保持与丝绸之路上诸国的贡使关系。
（1）设立戊己校尉
《晋书·地理志》载：凉州“刺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如汉故事，至晋不改”。显然延续了汉魏的西域政策。《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咸宁二年（276）七月“鲜卑阿罗多等寇边，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之，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于是来降”。稳定当地局势的作用十分显著。《晋书·索靖传》载，武帝朝，索靖“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
（2）复立西域长史
魏晋时期楼兰城是西域长史治所，不是鄯善国都，西域长史是将军，楼兰屯田和戍守者都是军队。魏晋西域长史机构职官系统是按内地郡级职官系统模式设置的，从而表明了当时已将楼兰地区当作内地郡县一样进行统治。西晋沿用东汉、曹魏制度，设西域长史于楼兰，为驻军和管理机构。西晋后期，由于中原内乱，交往中断。前凉凉州牧张轨以李柏为西域长史。
（3）遣子入侍、册封授印
武帝时期的统治势力范围达于西域，各国纷纷遣子入侍，以示雪诚；皇帝册封国王，以明主属。《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八月，车师前部遣子入侍”。四年（283）“八月，鄯善国遣子入侍，假其归义侯”。六年（285）十月“龟兹、焉耆国遣子入侍”。同书《四夷传·大宛国传》载，“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杨颢拜其王蓝庾为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四夷传·焉耆国传》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四夷传·龟兹国传》载：“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这两条信息也许和《武帝纪》太康六年十月所载事情相同。

2．经贸往来
魏晋嬗代，都城依旧。《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元年（265）冬十二月丙寅，司马炎在洛阳即皇帝位，“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说明当时与四方国家，与中原政权的联系始终相当密切。在这万人之中，肯定也包括西域诸国在内的“百蛮君长”。
武帝“太康之治”十年，社会繁荣稳定。干宝《晋纪·总论》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有溢美之词，但非全是杜撰。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与王恺是当时有名的官僚贵族，他们对百姓巧取豪夺，生活奢靡腐化，经常争豪斗富。“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可见丝锦的产量和质量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两人还以大棵的珊瑚树比高下，《玄中记》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黄，三年赤，四年虫食败。”这说明洛阳贵族家藏的珍贵之物来自于西域大秦国。《拾遗记》卷九亦载：“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如瓦砾，积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其中来自西域者，不在少数。
《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引王隐《晋书》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洛阳，止宿白社。于市得残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用从市场上捡来的碎绸拼缀成衣服，这种丝织品边角余料，应当来自裁缝店。大宗流通的丝绸商品为制衣业提供原料。
西晋疆域扩大，北通西域，南临海路，《晋书·四夷传序》云：“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六年（270）“九月，大宛献汗血马，焉耆来贡方物”。太康五年（284）十二月，“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八年（287）十二月，“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晋书·四夷传·康居国传》载，“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同书《四夷传·大秦国传》，“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原来和东吴有商贸交往的南夷诸国纷纷到都城向朝廷“奉献”，进行朝贡贸易，洛阳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点，扩大了商品的来源和交易范围，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商胡到洛阳等大城市贸易，带来数量可观的金银珠宝。《晋书·食货志》载：“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余斛。”国库积聚大量的丝绸和金银，既有交易商品，也有交易所得。
在与西域人交往接触的过程中，《晋书·四夷传》记载的焉耆国人“好货利，任奸诡”；大宛国“土宜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须……善市贾，争分铢之利，得中国金银，辄为器物，不用为币也”；康居国“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大秦国“其土多出金玉宝物、明珠、大贝，有夜光璧、骇鸡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缕绣及积锦缕罽。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之一”。这些风土物产，人情世故，都是中国商人、使节频繁往来西域诸国的经验之谈。
和《后汉书·西域传》一样，《晋书·四夷传》记载到西域诸国是有明确里程的，若“焉耆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里”、“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大宛国去洛阳万三千三百五十里”，也是以国家政治中心和商贸中心为起点计算。
西晋政权对西域诸国的管理，双方的商业贸易往来，主要保持在武帝时期的二十多年间。“八王之乱”引发的长期战乱，逐渐断绝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3．高僧往来
前白马寺节对于西晋来华高僧已有涉及，此取其余。西晋时期洛阳佛教持续发展，有白马寺、东牛寺、菩萨寺、大市寺等寺院数十所，有西域僧佛图澄、耆域、犍陀勒、安慧则等布道译经。
慧皎《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说佛图澄是西域人，本姓帛氏（以姓氏论，应是龟兹人）。少年时出家学道，能背诵经文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然没有读汉地儒学史书，而与诸位学者高士辩论质疑，全能符合理义，没有人能难倒他。他自说，曾两次到罽宾国学法，受诲名师。西域的人都说他已经得道。“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用麻油掺合胭脂，涂在手掌中，千里之外的事物，全部显现于手掌之中，就如面对一样。不仅他能看到，也能使持戒治斋的人看到。他听见塔铃之声就能断定事情的凶吉，皆有灵验。他本来想在洛阳建寺弘法，但此时正逢刘曜叛乱，帝京不安，在洛阳建寺弘法的大志没有实现，于是隐居山林。后来到襄国（今邢台市），奔投石勒，出谋划策，建立赵国。石勒称帝后，对他十分崇敬，有事必先请教，而后发令行。佛图澄于后赵建武十四年（348）十二月八日圆寂，享年117岁。他在赵国弘扬佛法，推行道化，所经州郡，建立佛寺有893所。追随他的弟子，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多达万人，高僧辈出。
《高僧传》卷九《晋洛阳耆域传》说耆域是天竺人，周游列国，行迹不定。自天竺出发，至于扶南，经海路到交趾、广州。在襄阳要乘船过江，船主见其衣服弊陋，拒而不载。可是船达北岸，耆域却已走在了前面，十分神异。“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多言人前身后世。他又是一位神医，“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差（瘥），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树数十株，枯死积年，耆域如同给滕永文治病那样向树下咒，寻即发叶，扶疏荣茂。“洛阳兵乱，辞还天竺”，行前应请，留言为诫：“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既还西域，不知所终。
《高僧传》卷十《晋洛阳磐鵄山犍陀勒传》说犍陀勒是西域人，“来至洛阳积年”。后于洛阳东南一百余里磐鵄山的古寺遗址上，与信众共同修立恢复，以其为寺主，辄显灵异。
《高僧传》卷十《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传》说安慧则“未详氏族”。就安姓看，应是中亚粟特地区安国人。晋永嘉中天下疫病，僧昼夜祈诚，以神水救民。“后止洛阳大市寺，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一部，合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凡十余本，以一本与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养。胡母过江赍经自随。后为灾火所延，仓卒不暇取经，悲泣懊恼，火息后乃于灰中得之。首轴颜色，一无亏损。于时同见闻者，莫不回邪改信。此经今在京师简靖寺首尼处”。
这几位驻锡洛阳名寺的西域高僧，皆以神异通灵的手段行善救人，吸引众生，传经弘法。

《高僧传》卷四《晋洛阳朱士行传》中朱士行是一位汉地西行求法的高僧传略。丝路交通多艰险，西域各国高僧，不惜生命危险，东来传法。而中国佛教徒为了信仰西行求法，朱士行为第一人。他是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少年出家，脱落尘俗，精勤好学，专务经典。过去在汉灵帝时，竺佛朔翻译《道行经》，语句简略，文义也不周全。朱士行曾在洛阳讲《道行经》，觉得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没有翻译出来，每每感叹。《道行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但这个译本译理不尽，他发誓以生命为代价，到远方去寻求原本。于是，朱士行于魏甘露五年（260）出发，跨越沙漠，到于阗国，得到了梵文本的《道行经》九十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派弟子不如檀（汉名法饶）送梵文本经书送至陈留仓垣城的水南寺。朱士行以80岁高龄在于阗寂灭，依西方阇维法焚身，敛骨起塔而葬。
朱士行西行万余里，在外数十年，求经达国，客死于阗。以西行求法的个人实践，体现了中原社会善于接纳异质文明的时代意识。他西行求法所送回经本译为晋文，称为《放光般若》，对义学（佛教教义的学说）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文化遗迹
前已述及，以往汉魏洛阳故城辟雍遗址出土了立于西晋咸宁四年（278）的辟雍碑和碑座，碑是太学生徒为颂扬皇帝崇尚儒学的盛德而立。碑文述当时以洛阳为国际政治中心的形势云：“于时方国贡使，及款塞入献之戎，倍于海外者盖以万数。”碑文主要记叙了武帝和皇太子到辟雍举行国家大型礼仪活动的文治盛举。由碑文可知，武帝“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武帝曾遣其大臣侯延光（相国长史）、刘毅（主簿）去太学聘博士，并亲至辟雍行“乡饮酒礼”，观察太学生们的“德仁”及“通艺”等。太子司马衷（晋惠帝）也曾先后两次幸临辟雍。碑阴刻有学官（太常散骑）、教职员（博士、助教、主事、司成）以及学生（礼生、守坊、寄学、散生、弟子、门人）400多人的名字。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14州65县，还有4个学生来自外国：“散生西域朱乔尚建（姓朱名乔字尚建）、散生西域王迈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凯”。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仪形万国，作孚四方”，向外扩张，沿着丝绸之路西进推行，西域诸国统治者也将学习中华文化作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太学是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晋初前来太学入校求学的四方学子数以万计，吸纳西域诸国贵族子弟跻身其中，也是西晋王朝对西域地区政治经营的具体措施。
20世纪初，外国考察队在中国新疆地区古鄯善国的楼兰、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大批文物。其中有汉文、佉卢文、粟特文的木简、残纸，后来陆续公布。中国学者林梅村将汉文文书厘定编辑为《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在前言中揭示其价值：这些文书主要为魏晋时期西域长史统辖西域，进行屯戍等活动的官府文书；其次是楼兰与中原及西域各地的公私往来书信，涉及内容相当广泛。
684号与678号木简文义相连：“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写下诏书到”。这是一个诏书抄件，其全部内容不得而知，但从中可以看到塔里木盆地诸国统治者均被授晋朝官衔，受西晋统辖。
679号：“西域长史营写鸿卢到，如书罗捕，言会十一月廿日，如诏书律令。”这是西域长史营转发晋中央政府的诏书。它说明西晋的政令和法律亦行之于西域。
235号：“□入三百一十九匹，今为住人买綵四千三百廿六匹。”这支木简说明，当时从内地向西输出的丝织品仍保持着巨大的数字。
722号：“休乌宋耶谨以琅玕致问。小大子九健持。”726号：“君华谨以琅玕致问。且末夫人。”这两支木简生动地反映出西域少数民族通晓汉语、使用汉文的情况。
还有西晋涉及西域长史府的多件木简。如“泰始五年十一月九日仓曹掾李足监仓苏良。奏曹史淳于仁兵曹史靳仁从掾位张雅”、“泰始二年十月十一日仓曹史申溥监仓史翟”。可见泰始年间西域长史府有“仓曹”、“监仓”、“奏曹”、“兵曹”等属员分曹主事，清楚地表明西晋设在西域的行政管理机构，行使着和中央政府一样的行政制度，西晋的法律和政令行之于此，对西域诸国实施国家管理。

与此事态相表里，近代以来中国西北一带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晋代官印。这些印章大多为西晋王朝颁发给边服渠酋的职官印信，从中不难看出司马氏政权结好四方蕃望的政治态度。如1973年洛阳博物馆征集的据传出土于甘肃的“晋归义胡王”金印，及往年出土的“晋归义胡侯”、“晋率善胡仟长”、“晋率善胡佰长”、“晋支胡率善仟长”、“晋匈奴归义王”、“晋鲜卑归义侯”、“晋屠各率善佰长”、“亲晋羌王”（二枚）、“晋归义羌王”（二枚）、“亲晋氐王”、“晋归义氐王”（三枚）、“晋蛮夷王”、“晋蛮夷归义王”、“晋蛮夷归义侯”、“晋蛮夷率善仟长”、“晋蛮夷率善佰长”官印，等等。亦即西晋王庭颁赐睦邻友好或者向慕归化的胡人首领及部落大人的印信——其中如“晋归义胡王”等印，出土遗物已有一印多例的发现——它无疑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中原王朝频繁接与四夷蕃王部落的真实史态。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八《两晋官印》，收录西晋朝廷颁给西域等兄弟民族官印235方。由累积遗留至今的官印数量之多，亦可窥见西晋政权以官吏制度管理四夷的频繁与严密。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发现了6封西晋末年（公元312年前后）的粟特文书信，是入华粟特商人早期活动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据研究，这些文书是移居凉州的栗特人写给故乡撒马尔罕贵人的书信。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在东至洛阳、西到敦煌的广大地区从事丝绸等物的长途贩运。其中的一封（Ⅱ号）信由那耐·万达克（Nanai”vandak）所写，他是一位驻扎在甘肃的粟特代理商，大概在金城，致辞撒马尔罕的合作伙伴。撒马尔罕是粟特人的国都，距离中国西部两千多英里。这封信总体汇报了日益恶化的中国政治局势。信中描述的重大的事件是“最后一位皇帝从洛阳逃走，由于饥荒，城市和宫廷遭到火灾，宫殿被焚烧，城市被毁。洛阳已不是昔日的洛阳，邺城已不是昨日的邺城”。这些事件在汉文史料中也有记载，并且，根据汉文原始资料，可给这些古信函断代为公元313年至314年。
这封书信（Ⅱ号）作于长安陷落于匈奴刘聪之手、西晋愍帝被俘之后，其时他们来中国内地已经八年，书信的一个内容是向粟特本上报告河西走廊的敦煌、姑臧、金城以及关中之长安，乃至中原的洛阳一带情况：“如果情况不是如此糟糕，我不准备写信告诉你们有关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先生们，如果我告诉你们中国遇到的每件事，‘不幸’二字远不能言表：从那里，你得不到利益。”在洛阳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死于饥荒。战争破坏了粟特***常生活，粉碎了他们的经商事业。商业贸易活动，需要安定的局面，只有在和平的大环境下，丝绸之路才能通畅。

文献记载，东汉魏晋时期，许多西域胡人来到洛阳。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安姓粟特人早在西晋就定居于洛阳了。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偃师首阳山镇北的邙山上发掘了西晋支伯姬墓，墓中出土的墓志砖铭文曰“永康元年二月廿一日安文明妻支伯姬丧”。晋惠帝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支伯姬应是月氏人。依照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和砖志内容看，安文明支伯姬夫妇已经汉化，也许他们的先人早已生活于都城了。
洛阳北郊晋墓出土胡侍俑1件，高16厘米，身着短袍长裤，足穿靴，笼手于腹部，分腿而立。洛阳市宜阳县出土一对胡侍俑，高约2厘米，戴尖顶帽，着窄袖束腰短衣，长裤，双手合于腹部，通体饰白彩。他们是主人的贴身侍从，身份低下，表明了胡人在华身份的多样性及其汉化程度较深而融入洛阳的汉人家庭，侍仆形象体现了墓主人生前家居生活的富足与舒适。
自从汉代统一西域，建立统治体系，在政治方面业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为后代对西域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魏晋时中原时常分裂割据，但仍对西域实施了有效的管辖，西域诸国依然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保持传统的臣属关系。双方在经济方面互补互利，形成统一有机的经济体。在文化方面也互渗互融，形成良性的交流与互动。丝绸之路将西域与中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双方带来各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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