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边葱翠橡树 树上缠挂细金链——普希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品性并不良好。那时我会欺负女佣——我讨厌做事温吞的人，因此特别爱欺负手脚慢的女佣。阿庆是个动作很慢的丫头，叫她削个苹果皮，不知她边削边想着什么，总是三番两次地停下手。如果不一次次严厉地叫她，就会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握着刀子在那里发呆。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智商不足？我经常看见她迟钝地站在厨房发呆，什么也没在做，即使我是个孩子，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很不像样，这总莫名其妙地触动我的神经。我忍不住老气横秋地对她说：“喂！阿庆，时间可是不等人啊！”现在想想，还真是让人背脊发凉、冷酷无情的话呀！这样还不够，有一次我叫阿庆来，要她用剪刀剪下绘本里阅兵典礼上的好几百名士兵，有骑在马上的、有举旗的、有背着枪的。我要她按轮廓剪下每一个士兵。但笨拙的阿庆从一早开始，连午饭都没吃，一直做到日暮时分，好不容易才剪好三十个人左右。但她不是剪掉了将军一边的胡须，就是把士兵拿枪的手剪成像熊掌般大得不像话。我一看到这些，忍不住开始发脾气。那时正值夏天，阿庆又很爱流汗，她剪下来的每个士兵都因沾上手汗濡湿。这一切终于让我火冒三丈，踢了阿庆一脚。我记得我踢到的是肩膀，阿庆却捣着右颊，突然伏桌痛哭起来：“连爹娘……都没有踢过……我的脸……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她低声哭号、断断续续地说，让我更加讨厌。除了这件之外，我还做了很多折磨虐待阿庆的事，仿佛那就是我的天命。直到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无法忍受愚笨迟钝的人。
前年我被赶出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在小巷中徘徊、到处求情，一天又一天，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当我开始以为一点一滴靠着文笔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却又生病了。最后仰赖许多人的恩情，在千叶县船桥町泥海附近租借一间小屋，得以自己炊煮三餐，在此休养一个夏季。每晚我都热得满身大汗，睡衣都可绞扭出汗水来，但即使这样还是要写作。每天早晨冰凉的一合牛奶，光是这一合牛奶就让我奇妙地感受到活着的喜悦。开在庭院一角的夹竹桃花，在我眼里看来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头实在痛到累了。
大约那时候吧，一个年约四十、身材瘦小的警察来调査户口。他站在玄关，仔细地对照名簿上的名字和我满面胡楂的脸。“哎呀，您不是〇〇〇的少爷吗？”这位警察操着故乡的口音说。“是的，”我厚着脸皮回答，“您是哪位？”
警察瘦削的脸上堆出满面的笑容：“哎呀，真的是您吗？您可能不记得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K地驾马车。”
K地是我出生和长大的村子。
“如您所见，”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现在生活穷困潦倒，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少爷了。”
“别这么说，”警察仍然开心地笑着，“写小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不禁苦笑。
“对了，”警察稍微压低声音，“常常听阿庆说起您的事。”
“阿庆？”我一时没有会意过来。
“阿庆呀，您忘了吗？曾经在您府上当女佣……”
我想起来了。我不禁“啊”地叫了一声，蹲坐在玄关的台阶上，垂下了头，脑中清楚地浮现二十年前我对某个笨手笨脚的女佣所做的所有恶行，几乎无地自容。
“你们幸福吗？”我抬起头，突然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记得我的脸上还浮现了罪人、被告般低声下气的笑容。
“嗯，啊，还可以啦！”他毫无顾虑、开朗地回答，然后用手帕擦去额头的汗水：“您不介意吧？下次我带她来向您好好地请安。”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品性并不良好。那时我会欺负女佣——我讨厌做事温吞的人，因此特别爱欺负手脚慢的女佣。阿庆是个动作很慢的丫头，叫她削个苹果皮，不知她边削边想着什么，总是三番两次地停下手。如果不一次次严厉地叫她，就会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握着刀子在那里发呆。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智商不足？我经常看见她迟钝地站在厨房发呆，什么也没在做，即使我是个孩子，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很不像样，这总莫名其妙地触动我的神经。我忍不住老气横秋地对她说：“喂！阿庆，时间可是不等人啊！”现在想想，还真是让人背脊发凉、冷酷无情的话呀！这样还不够，有一次我叫阿庆来，要她用剪刀剪下绘本里阅兵典礼上的好几百名士兵，有骑在马上的、有举旗的、有背着枪的。我要她按轮廓剪下每一个士兵。但笨拙的阿庆从一早开始，连午饭都没吃，一直做到日暮时分，好不容易才剪好三十个人左右。但她不是剪掉了将军一边的胡须，就是把士兵拿枪的手剪成像熊掌般大得不像话。我一看到这些，忍不住开始发脾气。那时正值夏天，阿庆又很爱流汗，她剪下来的每个士兵都因沾上手汗濡湿。这一切终于让我火冒三丈，踢了阿庆一脚。我记得我踢到的是肩膀，阿庆却捣着右颊，突然伏桌痛哭起来：“连爹娘……都没有踢过……我的脸……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她低声哭号、断断续续地说，让我更加讨厌。除了这件之外，我还做了很多折磨虐待阿庆的事，仿佛那就是我的天命。直到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无法忍受愚笨迟钝的人。
前年我被赶出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在小巷中徘徊、到处求情，一天又一天，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当我开始以为一点一滴靠着文笔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却又生病了。最后仰赖许多人的恩情，在千叶县船桥町泥海附近租借一间小屋，得以自己炊煮三餐，在此休养一个夏季。每晚我都热得满身大汗，睡衣都可绞扭出汗水来，但即使这样还是要写作。每天早晨冰凉的一合牛奶，光是这一合牛奶就让我奇妙地感受到活着的喜悦。开在庭院一角的夹竹桃花，在我眼里看来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头实在痛到累了。
大约那时候吧，一个年约四十、身材瘦小的警察来调査户口。他站在玄关，仔细地对照名簿上的名字和我满面胡楂的脸。“哎呀，您不是〇〇〇的少爷吗？”这位警察操着故乡的口音说。“是的，”我厚着脸皮回答，“您是哪位？”
警察瘦削的脸上堆出满面的笑容：“哎呀，真的是您吗？您可能不记得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K地驾马车。”
K地是我出生和长大的村子。
“如您所见，”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现在生活穷困潦倒，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少爷了。”
“别这么说，”警察仍然开心地笑着，“写小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不禁苦笑。
“对了，”警察稍微压低声音，“常常听阿庆说起您的事。”
“阿庆？”我一时没有会意过来。
“阿庆呀，您忘了吗？曾经在您府上当女佣……”
我想起来了。我不禁“啊”地叫了一声，蹲坐在玄关的台阶上，垂下了头，脑中清楚地浮现二十年前我对某个笨手笨脚的女佣所做的所有恶行，几乎无地自容。
“你们幸福吗？”我抬起头，突然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记得我的脸上还浮现了罪人、被告般低声下气的笑容。
“嗯，啊，还可以啦！”他毫无顾虑、开朗地回答，然后用手帕擦去额头的汗水：“您不介意吧？下次我带她来向您好好地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