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边葱翠橡树 树上缠挂细金链——普希金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品性并不良好。那时我会欺负女佣——我讨厌做事温吞的人,因此特别爱欺负手脚慢的女佣。阿庆是个动作很慢的丫头,叫她削个苹果皮,不知她边削边想着什么,总是三番两次地停下手。如果不一次次严厉地叫她,就会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握着刀子在那里发呆。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智商不足?我经常看见她迟钝地站在厨房发呆,什么也没在做,即使我是个孩子,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很不像样,这总莫名其妙地触动我的神经。我忍不住老气横秋地对她说:“喂!阿庆,时间可是不等人啊!”现在想想,还真是让人背脊发凉、冷酷无情的话呀!这样还不够,有一次我叫阿庆来,要她用剪刀剪下绘本里阅兵典礼上的好几百名士兵,有骑在马上的、有举旗的、有背着枪的。我要她按轮廓剪下每一个士兵。但笨拙的阿庆从一早开始,连午饭都没吃,一直做到日暮时分,好不容易才剪好三十个人左右。但她不是剪掉了将军一边的胡须,就是把士兵拿枪的手剪成像熊掌般大得不像话。我一看到这些,忍不住开始发脾气。那时正值夏天,阿庆又很爱流汗,她剪下来的每个士兵都因沾上手汗濡湿。这一切终于让我火冒三丈,踢了阿庆一脚。我记得我踢到的是肩膀,阿庆却捣着右颊,突然伏桌痛哭起来:“连爹娘……都没有踢过……我的脸……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她低声哭号、断断续续地说,让我更加讨厌。除了这件之外,我还做了很多折磨虐待阿庆的事,仿佛那就是我的天命。直到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无法忍受愚笨迟钝的人。
前年我被赶出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在小巷中徘徊、到处求情,一天又一天,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当我开始以为一点一滴靠着文笔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却又生病了。最后仰赖许多人的恩情,在千叶县船桥町泥海附近租借一间小屋,得以自己炊煮三餐,在此休养一个夏季。每晚我都热得满身大汗,睡衣都可绞扭出汗水来,但即使这样还是要写作。每天早晨冰凉的一合牛奶,光是这一合牛奶就让我奇妙地感受到活着的喜悦。开在庭院一角的夹竹桃花,在我眼里看来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头实在痛到累了。
大约那时候吧,一个年约四十、身材瘦小的警察来调査户口。他站在玄关,仔细地对照名簿上的名字和我满面胡楂的脸。“哎呀,您不是〇〇〇的少爷吗?”这位警察操着故乡的口音说。“是的,”我厚着脸皮回答,“您是哪位?”
警察瘦削的脸上堆出满面的笑容:“哎呀,真的是您吗?您可能不记得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K地驾马车。”
K地是我出生和长大的村子。
“如您所见,”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现在生活穷困潦倒,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少爷了。”
“别这么说,”警察仍然开心地笑着,“写小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不禁苦笑。
“对了,”警察稍微压低声音,“常常听阿庆说起您的事。”
“阿庆?”我一时没有会意过来。
“阿庆呀,您忘了吗?曾经在您府上当女佣……”
我想起来了。我不禁“啊”地叫了一声,蹲坐在玄关的台阶上,垂下了头,脑中清楚地浮现二十年前我对某个笨手笨脚的女佣所做的所有恶行,几乎无地自容。
“你们幸福吗?”我抬起头,突然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记得我的脸上还浮现了罪人、被告般低声下气的笑容。
“嗯,啊,还可以啦!”他毫无顾虑、开朗地回答,然后用手帕擦去额头的汗水:“您不介意吧?下次我带她来向您好好地请安。”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品性并不良好。那时我会欺负女佣——我讨厌做事温吞的人,因此特别爱欺负手脚慢的女佣。阿庆是个动作很慢的丫头,叫她削个苹果皮,不知她边削边想着什么,总是三番两次地停下手。如果不一次次严厉地叫她,就会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握着刀子在那里发呆。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智商不足?我经常看见她迟钝地站在厨房发呆,什么也没在做,即使我是个孩子,看到这一幕也觉得很不像样,这总莫名其妙地触动我的神经。我忍不住老气横秋地对她说:“喂!阿庆,时间可是不等人啊!”现在想想,还真是让人背脊发凉、冷酷无情的话呀!这样还不够,有一次我叫阿庆来,要她用剪刀剪下绘本里阅兵典礼上的好几百名士兵,有骑在马上的、有举旗的、有背着枪的。我要她按轮廓剪下每一个士兵。但笨拙的阿庆从一早开始,连午饭都没吃,一直做到日暮时分,好不容易才剪好三十个人左右。但她不是剪掉了将军一边的胡须,就是把士兵拿枪的手剪成像熊掌般大得不像话。我一看到这些,忍不住开始发脾气。那时正值夏天,阿庆又很爱流汗,她剪下来的每个士兵都因沾上手汗濡湿。这一切终于让我火冒三丈,踢了阿庆一脚。我记得我踢到的是肩膀,阿庆却捣着右颊,突然伏桌痛哭起来:“连爹娘……都没有踢过……我的脸……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她低声哭号、断断续续地说,让我更加讨厌。除了这件之外,我还做了很多折磨虐待阿庆的事,仿佛那就是我的天命。直到现在,我多多少少还是无法忍受愚笨迟钝的人。
前年我被赶出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在小巷中徘徊、到处求情,一天又一天,我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当我开始以为一点一滴靠着文笔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却又生病了。最后仰赖许多人的恩情,在千叶县船桥町泥海附近租借一间小屋,得以自己炊煮三餐,在此休养一个夏季。每晚我都热得满身大汗,睡衣都可绞扭出汗水来,但即使这样还是要写作。每天早晨冰凉的一合牛奶,光是这一合牛奶就让我奇妙地感受到活着的喜悦。开在庭院一角的夹竹桃花,在我眼里看来宛如熊熊燃烧的火焰,我的头实在痛到累了。
大约那时候吧,一个年约四十、身材瘦小的警察来调査户口。他站在玄关,仔细地对照名簿上的名字和我满面胡楂的脸。“哎呀,您不是〇〇〇的少爷吗?”这位警察操着故乡的口音说。“是的,”我厚着脸皮回答,“您是哪位?”
警察瘦削的脸上堆出满面的笑容:“哎呀,真的是您吗?您可能不记得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K地驾马车。”
K地是我出生和长大的村子。
“如您所见,”我面无表情地回答,“我现在生活穷困潦倒,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少爷了。”
“别这么说,”警察仍然开心地笑着,“写小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不禁苦笑。
“对了,”警察稍微压低声音,“常常听阿庆说起您的事。”
“阿庆?”我一时没有会意过来。
“阿庆呀,您忘了吗?曾经在您府上当女佣……”
我想起来了。我不禁“啊”地叫了一声,蹲坐在玄关的台阶上,垂下了头,脑中清楚地浮现二十年前我对某个笨手笨脚的女佣所做的所有恶行,几乎无地自容。
“你们幸福吗?”我抬起头,突然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记得我的脸上还浮现了罪人、被告般低声下气的笑容。
“嗯,啊,还可以啦!”他毫无顾虑、开朗地回答,然后用手帕擦去额头的汗水:“您不介意吧?下次我带她来向您好好地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