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white 译
荷尔德林的疯狂没有让医学科学惶惑不安。它可以被命名。其性格的主要特点——沉默寡言,孤僻,过度敏感;和青春期一样早的神经骚乱致使他害怕自己会变得完全麻木无感(“我木然,我是石头”);疾病的突然袭击首先显现为一种情绪和感觉的疲倦,接着是举止的轻微的不稳定;终于,这些扰乱变成了一场危机,而世界之中的生命,变得若没有智力活动上的任何打断,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荷尔德林完成了索福克勒斯的诗歌翻译,这让席勒和歌德觉得荒谬,但它受到了后人的称赞,荷尔德林还写下了他辉煌的赞美诗);最终,当疯狂把他完全地分开的时候,其绝对简单的,绝大多数时候无辜的并且看上去和世界相陌异的生命;其举止的轻微的矫揉做作,对任何外来者的拒不接见,散漫无序的词语之流,甚至所有作为其昔日自我的一种非凡幸存而打动我们的东西(事实上,在某些时刻,他平常如此模糊的记忆,表现为完好无损的,或者,他还能够进行深刻的观察和真正的反思,但尤其是他持续的诗歌活动——他的手,拥有如此之高的天赋,没有停止书写,有时还写下最动人的诗句,哪怕是在最后,在他四十年封闭的无用的生命期间):这一切的奇迹都属于精神分裂的正常发生。[1]
但这个表述意味着什么:一种异常的正常发生?在收容所里,荷尔德林不是一个例外。其他人类似于他。和他一样,他们也从世界中撤出并且远远地活着——在他们自身当中,可以说,但“他们自身”仍然是无人。难以置信地缺席了,但也留心着,他们倾听并能够理解;陷入一种语无伦次的恍惚,他们是最不可能通达的人,但偶尔,他们也带着其未曾衰减的理性醒来。如同荷尔德林,他们在自己的与世隔绝中做作,讲究仪式并且固执。若他们说话,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全然的混沌,或者,他们会书写,或绘画。通常,虽已病入膏肓,他们也展示了出色的,甚至过度的智力品格;冰冷的理性全在他们身上——太多了:有时,他们是引人注目的数学家,或者,在医生的语言中,他们倾向于形而上学家,并过度地使用他们的心灵(在这方面,荷尔德林仍然不是例外:当在世人看来,他已经疯了的时候,他还一直越来越频繁地工作并且超越自身。)
这样的速写展示了一种标准的,注定要从一个一般的视角上来把握荷尔德林自身特殊命运的分析,会是什么样的。接着,它会转向一种对作品的研究。最后,它不得不攻击精神疾病及其同创造性活动之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想象力,但“知识”从来不能超越最一般之断定的阶段。自龙勃罗索(Lombroso)的浪漫主义不再流行之后,人们就一直喜欢说伟大的艺术家是伟大的,而不管他们的心理失常。梵高疯了,但要成为梵高,发疯还不够。据说——这是一个人最经常遇到的观点,至少是在法国[2]——疾病不创造任何东西,它释放的只是有意识生命的正常展开已经包含,但在那一过程中被压抑或“整合”了的低级功能。精神的扰乱取决于消解盛行的程度,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格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不管它们有怎样的意义,它们仅仅表达了从高级到低级,从一个完整生命到一个废弃生命,从自由到混乱,换言之,到奴役的过程。这本质上是柏格森提出的如下观念:“在心灵领域里,疾病和退化不创造什么东西,而把一种新奇的性格赋予反常状况的表面上积极的特点,不过是正常状况的一个缺陷而已。”正常是被压抑的反常。而反常是丰富性的一个表象——在最为人称道的例子里——它指示了一种真实的贫乏(甚至从这个角度看,只说疯狂是一种依赖于贫困,依赖于匮乏的财富,似乎更加准确)。
如是的断言会有它们的重要性,但只要一个人转向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它们的有用性就被证明是令人惊讶地有限的。
同样,一个人会怀疑,宣称疾病对艺术作品产生了影响,疾病促进或阻碍了作品发展的所有一般性结论,是否表达了一种幼稚的知识观,一种彻底破解谜题并通过很好地远离来击败谜题的欲望。一个人接近它,寻找这样一个点不是更好吗:在那个点上,一个人可以看见它而不让它消失,它可以在其谜样的纯粹性当中得到把握,正如它不隐藏于一个模糊的秘密,而是处在它用来面对任何一个直视它的人的完全的清晰性当中,而这样的清晰性,它也赋予了那个正视着它,渴望追问它而不扰乱它或让自己被它所追问的人?
卡尔·雅斯贝斯在他对斯特林堡、梵高和荷尔德林的研究中采取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这部著作不再是新的,因为它首先在1922年的一部关于应用精神病学的作品集上出现。近来重版后,它包含了一篇序言,表明了它的目的并肯定了读者的如下感觉,即雅斯贝斯为之正确地补充了值得注意的重要性。任何希望得到一场——无疑不大可能让他失望的——有关梵高和荷尔德林以及围绕其作品的疾病视域的讨论的人,会发现这本书极具价值。一个其作品被视为权威的精神病学家已经成为了一位顶级的哲学家,这一事实不足以自在地替这样的兴趣辩护。但在当下的情形里,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正如这种同病人的直接接触所仅仅允许的那样,研究、追问病人并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权威者,专家,既没有在不可理解者面前屈服,也没有试着通过理解来还原它,而是一直努力把它理解为不可还原的。原因的解释是一种不承认任何例外的要求;但科学通过指定一个原因来解释的东西并没有因此得到必然的理解。理解在寻求一个逃避它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活跃且刻意地走向了一个理解不再可能的时刻:也就是,在其绝对具体和特殊的现实中,事实变得模糊和费解的时刻。但这条极端的界限不只是理解的终结,其终止的时刻,也是其敞开的时刻,是它在一个已被它带到“光”中的黑暗背景下照亮自身的时刻。已然成功地把捉到某种本源之物的凝视——这绝不偶然地发生,而是要求巨大的耐心和巨大的精力,自我的弃绝以及同时最为个人的决心——并不宣称它已清楚地洞察起源;它只是把握了一个人面对事件的必要视角,如此,事件的最本真和最极端的方面才能得到保存。
同梵高的相遇对雅斯贝斯而言似乎是一场可怕的折磨。这场相遇很有可能发生于1912年,在他书中提及的科隆展览上。梵高让他着迷,他说。面对梵高,他更为清晰地,虽然无疑更多地不是肉体地,感到了他在同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对面时所感受到的东西。仿佛生存的一个终极源泉让自身变得暂时可见,仿佛我们存在的隐秘原因直接而完全地在这里,充满了力。这是一种我们承受不了多久的震惊,从中,我们必须移除自己,而在梵高的伟大作品里,我们发现它被部分地表达了、平息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在那里长久地承受它。它是压倒性的,超出了一切的度量,但它不是我们的世界:一种召唤从中升起,它把我们唤入问题,唤入生存,通过迫使我们在仍然不可通达者附近转变我们自身而富有结果地影响着我们。
这致命而深刻的经验解释了这样一份研究,第一份试图——用几乎很少的文献和一种与其说宽泛,不如说强烈的绘画知识——阐明梵高之疾病和艺术的研究,为何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对创造者之真相和命运的生动感受。一旦超出那样的感受,我们就必须亲自理解,用例外者来度量我们自身。如果一个人最初没有在梵高的绘画里看到无与伦比的东西,那么,解释总是导致误解,而所有的途径,不论多么审慎和精明,都是徒劳。
雅斯贝斯只在几页纸中讨论荷尔德林——的确,重要的几页,表达了相同的疑问——但或许荷尔德林对他而言没有那么亲近;或许,阅读荷尔德林的经验没有那么个人。我们愿在他的帮助下提问,为何荷尔德林的疯狂是如此绝对地神秘,或者,至少尝试着弄清,这样的神秘必然从什么角度上对我们显现。
荷尔德林的疯狂没有让医学科学惶惑不安。它可以被命名。其性格的主要特点——沉默寡言,孤僻,过度敏感;和青春期一样早的神经骚乱致使他害怕自己会变得完全麻木无感(“我木然,我是石头”);疾病的突然袭击首先显现为一种情绪和感觉的疲倦,接着是举止的轻微的不稳定;终于,这些扰乱变成了一场危机,而世界之中的生命,变得若没有智力活动上的任何打断,就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荷尔德林完成了索福克勒斯的诗歌翻译,这让席勒和歌德觉得荒谬,但它受到了后人的称赞,荷尔德林还写下了他辉煌的赞美诗);最终,当疯狂把他完全地分开的时候,其绝对简单的,绝大多数时候无辜的并且看上去和世界相陌异的生命;其举止的轻微的矫揉做作,对任何外来者的拒不接见,散漫无序的词语之流,甚至所有作为其昔日自我的一种非凡幸存而打动我们的东西(事实上,在某些时刻,他平常如此模糊的记忆,表现为完好无损的,或者,他还能够进行深刻的观察和真正的反思,但尤其是他持续的诗歌活动——他的手,拥有如此之高的天赋,没有停止书写,有时还写下最动人的诗句,哪怕是在最后,在他四十年封闭的无用的生命期间):这一切的奇迹都属于精神分裂的正常发生。[1]
但这个表述意味着什么:一种异常的正常发生?在收容所里,荷尔德林不是一个例外。其他人类似于他。和他一样,他们也从世界中撤出并且远远地活着——在他们自身当中,可以说,但“他们自身”仍然是无人。难以置信地缺席了,但也留心着,他们倾听并能够理解;陷入一种语无伦次的恍惚,他们是最不可能通达的人,但偶尔,他们也带着其未曾衰减的理性醒来。如同荷尔德林,他们在自己的与世隔绝中做作,讲究仪式并且固执。若他们说话,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全然的混沌,或者,他们会书写,或绘画。通常,虽已病入膏肓,他们也展示了出色的,甚至过度的智力品格;冰冷的理性全在他们身上——太多了:有时,他们是引人注目的数学家,或者,在医生的语言中,他们倾向于形而上学家,并过度地使用他们的心灵(在这方面,荷尔德林仍然不是例外:当在世人看来,他已经疯了的时候,他还一直越来越频繁地工作并且超越自身。)
这样的速写展示了一种标准的,注定要从一个一般的视角上来把握荷尔德林自身特殊命运的分析,会是什么样的。接着,它会转向一种对作品的研究。最后,它不得不攻击精神疾病及其同创造性活动之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想象力,但“知识”从来不能超越最一般之断定的阶段。自龙勃罗索(Lombroso)的浪漫主义不再流行之后,人们就一直喜欢说伟大的艺术家是伟大的,而不管他们的心理失常。梵高疯了,但要成为梵高,发疯还不够。据说——这是一个人最经常遇到的观点,至少是在法国[2]——疾病不创造任何东西,它释放的只是有意识生命的正常展开已经包含,但在那一过程中被压抑或“整合”了的低级功能。精神的扰乱取决于消解盛行的程度,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格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不管它们有怎样的意义,它们仅仅表达了从高级到低级,从一个完整生命到一个废弃生命,从自由到混乱,换言之,到奴役的过程。这本质上是柏格森提出的如下观念:“在心灵领域里,疾病和退化不创造什么东西,而把一种新奇的性格赋予反常状况的表面上积极的特点,不过是正常状况的一个缺陷而已。”正常是被压抑的反常。而反常是丰富性的一个表象——在最为人称道的例子里——它指示了一种真实的贫乏(甚至从这个角度看,只说疯狂是一种依赖于贫困,依赖于匮乏的财富,似乎更加准确)。
如是的断言会有它们的重要性,但只要一个人转向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它们的有用性就被证明是令人惊讶地有限的。
同样,一个人会怀疑,宣称疾病对艺术作品产生了影响,疾病促进或阻碍了作品发展的所有一般性结论,是否表达了一种幼稚的知识观,一种彻底破解谜题并通过很好地远离来击败谜题的欲望。一个人接近它,寻找这样一个点不是更好吗:在那个点上,一个人可以看见它而不让它消失,它可以在其谜样的纯粹性当中得到把握,正如它不隐藏于一个模糊的秘密,而是处在它用来面对任何一个直视它的人的完全的清晰性当中,而这样的清晰性,它也赋予了那个正视着它,渴望追问它而不扰乱它或让自己被它所追问的人?
卡尔·雅斯贝斯在他对斯特林堡、梵高和荷尔德林的研究中采取的正是这样的观点。这部著作不再是新的,因为它首先在1922年的一部关于应用精神病学的作品集上出现。近来重版后,它包含了一篇序言,表明了它的目的并肯定了读者的如下感觉,即雅斯贝斯为之正确地补充了值得注意的重要性。任何希望得到一场——无疑不大可能让他失望的——有关梵高和荷尔德林以及围绕其作品的疾病视域的讨论的人,会发现这本书极具价值。一个其作品被视为权威的精神病学家已经成为了一位顶级的哲学家,这一事实不足以自在地替这样的兴趣辩护。但在当下的情形里,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正如这种同病人的直接接触所仅仅允许的那样,研究、追问病人并从他们那里学习的权威者,专家,既没有在不可理解者面前屈服,也没有试着通过理解来还原它,而是一直努力把它理解为不可还原的。原因的解释是一种不承认任何例外的要求;但科学通过指定一个原因来解释的东西并没有因此得到必然的理解。理解在寻求一个逃避它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活跃且刻意地走向了一个理解不再可能的时刻:也就是,在其绝对具体和特殊的现实中,事实变得模糊和费解的时刻。但这条极端的界限不只是理解的终结,其终止的时刻,也是其敞开的时刻,是它在一个已被它带到“光”中的黑暗背景下照亮自身的时刻。已然成功地把捉到某种本源之物的凝视——这绝不偶然地发生,而是要求巨大的耐心和巨大的精力,自我的弃绝以及同时最为个人的决心——并不宣称它已清楚地洞察起源;它只是把握了一个人面对事件的必要视角,如此,事件的最本真和最极端的方面才能得到保存。
同梵高的相遇对雅斯贝斯而言似乎是一场可怕的折磨。这场相遇很有可能发生于1912年,在他书中提及的科隆展览上。梵高让他着迷,他说。面对梵高,他更为清晰地,虽然无疑更多地不是肉体地,感到了他在同某些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对面时所感受到的东西。仿佛生存的一个终极源泉让自身变得暂时可见,仿佛我们存在的隐秘原因直接而完全地在这里,充满了力。这是一种我们承受不了多久的震惊,从中,我们必须移除自己,而在梵高的伟大作品里,我们发现它被部分地表达了、平息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在那里长久地承受它。它是压倒性的,超出了一切的度量,但它不是我们的世界:一种召唤从中升起,它把我们唤入问题,唤入生存,通过迫使我们在仍然不可通达者附近转变我们自身而富有结果地影响着我们。
这致命而深刻的经验解释了这样一份研究,第一份试图——用几乎很少的文献和一种与其说宽泛,不如说强烈的绘画知识——阐明梵高之疾病和艺术的研究,为何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对创造者之真相和命运的生动感受。一旦超出那样的感受,我们就必须亲自理解,用例外者来度量我们自身。如果一个人最初没有在梵高的绘画里看到无与伦比的东西,那么,解释总是导致误解,而所有的途径,不论多么审慎和精明,都是徒劳。
雅斯贝斯只在几页纸中讨论荷尔德林——的确,重要的几页,表达了相同的疑问——但或许荷尔德林对他而言没有那么亲近;或许,阅读荷尔德林的经验没有那么个人。我们愿在他的帮助下提问,为何荷尔德林的疯狂是如此绝对地神秘,或者,至少尝试着弄清,这样的神秘必然从什么角度上对我们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