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翻译和符号问题
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文多次借用“符号”的概念，可以说是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了翻译。符号，在这里雅各布森也具体地称之为“语码”“语码单位（code-unit）”。意识到符号、语码单位的重要性，就能明白雅各布森对翻译的一系列看法。
符号和意义的关系（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当我们说一个词汇的时候，我们理解了它的意思。但是这个词汇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其意义，一个是表达它的符号，比如词汇的发音、单词写法。我们理解一个词，依赖的究竟是它的意义，还是表达它的符号？一般的人会说，肯定二者不可缺一。是的，这也是雅各布森的观点，但是他更进一步地问，这个“意义”是来自直接的感觉经验吗？比方说，要理解“奶酪”这个词，你是不是非得见过奶酪、吃过奶酪呢？并不是。
很多没看过没吃过奶酪的人都知道奶酪的意义，甚至能知道得很细。这又是为什么呢？雅各布森认为，奶酪不过是一个“符号性事实（semiotic fact）”。不单单奶酪这样描绘现实物体的名词，还有非现实的名词，如“仙酒”“神仙”，还有各种非名词，如“仅仅”“熟悉”“但是”等，都是符号性事实。也就是说，不论它们是具体还是抽象，都不过是一个个的符号，这个符号把许多复杂的意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了，产生了一个个统一的意义。

于是，我们便可以发现雅各布森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任何语码单位的意义都来自于其他语码单位的等效组合（equivalent combination，所以叫对等组合也是可以的，注意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重要概念“对等/等效”）。某个符号的意义不是先验地把握的，而是来自于经验的复杂组合，是其他符号所代表的多个更低一层次的意义组合而成的。雅各布森承认，有些语码单位真的意义非常复杂，在它自己的语言里面它如鱼得水，能精炼地表达一大堆意义，但是他也乐观地认为，无论将多少意义凝于一个词汇，我们仍然能用其他语码单位解释出它的意义，只是用的语码单位可能多一点，语码单位组合的方式也可能十分复杂，但总归是可以达到对等解释的。从这个观点出发，雅各布森认为用近义词（synonym）来翻译某个词总是对难免对原意有所损失的，比如“独身主义者”，如果只能用一个名词来解释，可能会用“没有结婚的人”，但是没有结婚的人有很多种，也并不一定是独身主义者。
简言之，这里雅各布森全面地论证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所指离不开能指（There is no signatum without signum）。signatum是所指，英语里面也叫signifier，signum是能指/符号，英语里面是sign。也可以说是意义离不开符号，把二者割裂开来是不可取的，也不应该低估符号的作用，不能把意义的把握归结于某种神秘主义的认知能力。

2. 可译性论证
基于上面对翻译中符号的论证，雅各布森对不可译性进行了反击。经过上面的论证，雅各布森已经证明了符号意义的确定性和对等的可能性。但是还有人认为，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采用的表达形式，另一个语言文化里的人对其理解不可能一样，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化背景总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作者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有激进分子认为“日出”“日落”这样的表达不符合现代科学理论，所以要改掉，但是人们不觉得该改，因为大家即便说日落、日出，心里也明白这是因为地球自转引起的，并不会因为这么说，就无法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日落、日出明显不是出于哥白尼时代的语言文化背景的词，但我们仍然能够理解，这说明人的意识对语言符号的转换不是对分散的语码单位的转换，更不是对形式上的语码单位的转换，而是对语码单位组成的一整块语码信息的转换。
这种转换的能力，雅各布森认为是“元语言行为”（“元语言操作”，metalinguistic operation）。按照玻尔的观点，对象语言（object-language）和元语言(metalanguage)是互补的，元语言构成对整段信息意义的把握，而对象语言只是把元语言具体化。所以很多语言里面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概念，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既有的词语意义一板一眼地解释这个新概念。比方说，中国以前没有沙发，后来把这个新玩意儿翻译成“沙发”了，纯粹是音译，不包含对具体物件的任何解释（如果要那样的话，就要翻成“皮里面包了某些柔软材料的椅子”等等了），但是大家还是理解“沙发”的意思，不是吗？元语言能力使得人能够把握语义，不拘于对象语言，或者语码单位表面的意义。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上世纪丹麦物理学家。

但是还是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说人可以直接全面地把握沙发的意义，因为虽然“沙发”这个词没有解释沙发是什么，但是理解沙发的人必定（1）见过、体验过沙发，或者（注意是或者）（2）从别的地方知道过沙发的具体解释。如他文中所说：“我们对经验的定义与元语言行为是互补的关系——语言认知不仅承认而且直接要求重新编码以解释，即翻译。任何认为认知数据不可表达或不可翻译的假设在术语上都是矛盾的。”这就是说，认识一样事物就相当于你大脑里面已经翻译了一样事物，结果你还说“我认识的事物是不可翻译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BTW，楼主认为这就为音译、借译乃至直译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按照雅各布森上面的观点，不用特意迁就读者，妄想他们读第一遍的时候就顺利地消化某个新词，让他们通过上下文或者更多的积累来理解这个词，效果最终是一样的。

3. 语法特性和诗的翻译
雅各布森提到了不同语言中的语法规则差异的问题。语法规则的差异，意味着有些表达必然不同，这里他提到了一个“二选一问题”或“是非问题”(Yes-or-no question)。比方说，英语里有名词单复数，但中文没有，所以中文“我有弟弟”译成英文，要么是“I have a brother”，要么是 “I have brothers”，要么是“I have either one brother or more than one brothers.”但是前两个表达是确定了单复数的，可以说是译者的二选一，最后那个表达没有说是单数还是复数，实际上是留给读者去二选一。总之，要么是译者二选一，要么是读者二选一。换句话说，实际上这个二选一问题是翻译过程中多出来的，原句里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这种语法特性导致的问题，会不会影响翻译呢？雅各布森在这里的观点是，语法特性或多或少地会影响翻译，由于语法特性的原意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信息的流失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补充，比如丰富的上下文。似乎可以理解为，关于语法本身的意义流失是难以避免的，比如大家追求一种中文里才有的模糊的语法美感，这是难以保留的，但是其他信息的流失还是可以通过之前说过的借词、补充等方式弥补的。

不过，雅各布森指出，这些多出来的“二选一问题”实际上对一般的翻译（一般的翻译，我们可以理解为除诗性语言之外的文本的翻译）影响不大。他说：“语言的关键在于必须表达什么，而不是能够表达什么。”也就是说，某些多出来的“二选一问题”实际上对意义的表达关系不大，比方说，俄语里面把周一看作男性，周六看作女性，但是这会妨碍英语“I arrived there on Monday, and left on Saturday” 译成俄语吗？不能因为语法特性上的差异就导出不可译的观点。
然而，“在我们通常用来讲述神话或诗歌的语言中，语法范畴具有很高的语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翻译问题就变得更复杂、更有争议。”
这里进而引出关于诗歌翻译的问题。雅各布森认为，诗歌翻译是语法特性要求非常高的，像双关、韵律等直接关联句式语法特性的手法，和诗歌的本质相关联。所以按照上一段的论述，抛弃语法特性单单解释所谓意义的方法完全是失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是不可译的，唯一的译法就是创造性转换：“要么是语内转换，从一种诗歌形式到另一种；要么是语际转换，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或者是语际转换，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例如从语言艺术到音乐、舞蹈、电影或绘画。”

不过，这篇文章最为翻译研究所熟知的，还是他对翻译的三个分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也常常用语际翻译这个术语来指代他们所研究的翻译。但是符际翻译似乎也成为不少新兴翻译理念、方法的先声，比如创译、视听翻译、改编等等。
我希望大家不要机械地记忆这种分类，要尤其注意，雅各布森的三分法实际上基于他对符号的论述。语言单位是符号，一种语言因此就是一种符号系统，我们的翻译无非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向不同的人解释他们想理解的符号，所以，要解释某些符号，要么用同一个语言系统内的符号，要么用另一个语言系统内的符号，要么就不用语言系统，转而用其他符号系统内的符号。符号学、语言学的解读方式是否能确切全面地描述翻译行为，大家也应该批判地看待，尤其是要和后来出现的功能主义理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意识形态转向等作对比，看看语言学的解读方式是否有不足或待改进的地方。

你好，请问可以求一下原版PDF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