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指出：“科学的进步往往依靠未知领域的新发现。”科学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已经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定义。学界一旦有新问题出现，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便携着他们那些硕果累累的范式和模型而来。这些范式、模型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情况是，我们能够在这些范式的范围内分析、说明这个问题，将其显性化，或者至少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如此一来，这个问题就要被纳为已有研究领域的某个分支了。另一种情况是，范式和模型没法得出充分的答案，研究者便意识到他们需要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上述第二种情况，会导致新问题的研究者和他们旧领域的同僚们发生矛盾。这种矛盾，逐渐使新的交流渠道得以建立，产生新的“学科乌托邦”（Disciplinary Utopia），也就是说，研究者会组成新的群体，他们针对共同的问题、方法和研究对象有共同的兴趣。哈格斯特朗（W. O. Hagstrom）指出，交流渠道的建立和学科乌托邦的成长，让科学家能确定新兴学科的名分，并向大学机构或更大的社会群体表明他们观点的合法性。

1.2
肯定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我的观点，尤其是某些语言学家。但我觉得，面对翻译现象和翻译产品相关的各种复杂问题，上面说的第二种情况显然是更适用的。多少个世纪以来，关注翻译研究的不过是个别作家、语文学家、文学研究者或者几个神学家和有个性的语言学家，这种关注还只是偶然的、散乱的。直到最近这些年，学者才对翻译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兴趣，二战算是一个转折点。随着这种兴趣不断传播和巩固，更多学者进入了翻译领域，尤其是来自语言学、语言哲学、文学研究领域的，还有一些来自信息理论、逻辑学、数学这种看起来和翻译不太相关的领域的。他们都带着范式、半范式、模型还有方法论来解决新问题。
现今的情况令人疑惑。该用什么样的模型来测试，应用的是哪种方法，使用什么样的术语，这些问题大家都没有达成共识。甚至连这门学科的界限是什么、要设定什么问题、使用什么原则等等都弄不清楚。实际上，学者连这门新学科的名字都还没达成一致。
但是透过表面现象，我们还是能看到，研究翻译问题的领域已经在形成哈格斯特朗所说的“学科乌托邦”了。如果这种发展趋势是有益的（我觉得是的），我们就应该关注那些不利于这种趋势发展的因素，以便其进一步发展。
1.3
其中一个不利因素是缺乏恰当的交流渠道。学者和研究者的沟通渠道多是旧的学科，比方说他们惯用的标准模型、方法、术语，所以研究翻译的论文分布在各种领域的期刊和译者培训的杂志上。我们显然需要另外的交流渠道，这个渠道要不同于传统学科，且能让所有研究翻译的学者都接触到，不管他们是什么背景。

1.4
但我想关注的，是另外两个阻碍该学科发展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该学科研究的命名争议较大，这个因素更不重要。我们这个会议之前不停地拿本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来规定本学科，恐怕不明智，一般语义学也告诉我们：“地图不是领土。”但另一方面，想要把地图和领土完全区分开来，也只会导致更大的疑惑。
多年来，人们用各种术语指代关于翻译行为和翻译产物的写作，在英语里，只能说是“theart of translation”（翻译的艺术）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翻译技艺），要么就是“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翻译原则）, “thefundamentals”（翻译的基本原理） “the philosophy”（翻译的哲学）。法语、德语里面也有类似的词。有的时候术语的选择反映了笔者的态度、方法或者背景；也有时候，术语的选择取决于流行的学术用语。
有些人想造些文雅的词，多数都用了学科的后缀-ology。戈芬（Roger Goffin）提议用英语的“Translatology”，或者法语的”traductologie”。但是纯粹主义者又觉得，-ology这个后缀来自希腊语，和它组合的其他部分却“玷污”了它，因为“Translatology””traductologie”这两个词非但不是来自古典拉丁文，还是来自晚期拉丁文的“translatio”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语“traduction”，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但是希腊语本身又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你不能用“metaphorology” “metaphraseology” “metaphrastics”，那样只会让这个学科更模糊，给大学的人看都难以理解，更不要说给“更大的社会群体”了。其他术语如“translatistics” “translistics”，都有人提出来过，它们可能更好理解，但是恐怕更难被人接受。

2.21
有两个构造更不那么古典的词近年来引人注目：一个是较长的“翻译理论”（the theoryof translating或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德语：Theorie des Übersetzens，法语：théorie de latraduction）。这个词在英语、德语里面经历了许多变化，现在一般简化为“translationtheory”（德语Übersetzungstheorie）。这个术语富有成效，以后还能更有成效，但前提是得严格地使用。因为我认为本学科内还有其他有价值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严格来说，这些部分不能算在理论的范畴内。
2.22
另外还有一个词，已经在德语里被普遍作为这整个学科的名称了，那就是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翻译科学）。它和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研究）还有其他的Wissenschaften（科学）并列。法语里的对应词“science de la traudction” 也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他许多语言里面也是一样。首次在英语里使用其对应术语的人中，就有尤金·奈达。他把自己1964年写的理论手册命名为《翻译科学探索》（Towards a Science ofTranslating）。需要注意的是，奈达不是要把整个学科称作翻译科学，而只是用以研究翻译过程的一个方面。还有些不是英语母语者的人更大胆，认为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或translation science）可以作为整个学科的名称。直到两年前，这个建议终于使得鲍许、克莱格拉夫、威尔斯决定在他们的分析目录学里用翻译科学代指整个学科，仿佛给这个术语彻底合法化了。
我不赞成这么做。我不是反对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翻译科学）这个术语，毕竟德语里没有其他什么词好代替的。我不是说翻译研究不是Wissenschaft，而是Wissenschaft并不都能算是科学。比方说，大家都认为Sprachwissenschaft和Literaturwissenschaft没问题，但是没人会去纠结语言学是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讲究精确性、程式化和范式构造。可是大家都承认文学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将来恐怕也不会认为它是。同理，我们也不能拿数学、物理学、化学甚至生物学的定义来指代翻译研究，而是应该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定义来指代翻译研究。

2.3
但是英语里面有另一个术语用来命名这个新学科，那就是“研究”（studies）。确实，有些学科在传统的大学学界里被归类于人文学科而不是自然科学，“研究”这个词对这些学科来说好像很适用，就和德语里的“Wissenschaft”差不多。你可以参考俄国研究、美国研究、英联邦研究、人口研究、传播研究。研究这个词也产生了些新问题，比方说它很难有派生的形容词形式。不过翻译研究应该还是英语里最恰当的词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词，很多疑惑和误解都可以避免，下文我会举例说明。
除了缺少通用名称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对翻译研究的范围和结构无法达成一致。翻译研究的内容是什么？有些人说和术语比较研究、词汇比较研究差不多，有些人觉得和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没有实质区别，还有很多人认为翻译研究基本等同于翻译理论。但翻译研究肯定是和比较研究、比较语言学有区别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异。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是个新兴学科，其中对于翻译研究本质的“元思考”（meta-reflection）很少（至少发表出来的或者我看过的很少）。只有极少数的人，比方说科勒（Werner Koller），给出了翻译研究的基本轮廓，他说：“翻译研究指的是一系列以翻译现象、翻译产品为基础或焦点的广义的研究活动。”

3.1
根据上面这个轮廓，翻译研究这门学科毫无疑问是经验主义的。按照亨普尔的说法，这种学科的目标有两个：“描述经验世界里的特定现象，并建立一般原则以进一步解释、预测此类现象。”很多学科的实际应用是不在它自身范围内的，但翻译研究是纯理论研究，自己就是自己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个目标：（1）描述经验世界里的翻译现象和翻译产品（2）建立一般原则，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和翻译产品。纯理论翻译研究的这两个分支可以按照各自的目标分类为描述性翻译研究（DTS）/ 翻译描述（TD），和理论性翻译研究（ThTS）/ 翻译理论（TTh）。
3.11
我们应该首先考虑描述性翻译研究，因为它和我们研究的经验现象关联最近。DTS有三个类型，按照其关注重点可分为产品导向型、功能导向型和过程导向型。

3.111
产品导向型翻译研究描述现存翻译产品，是传统翻译研究的重要部分。此类研究始于单个译本的描述或以文本为焦点的翻译描述。第二个阶段是比较翻译描述，比较分析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译本可以是一种语言的，也可以是多种语言的。这些单个的或者比较的翻译描述，为更大容量的译本研究提供了材料，比方说研究特定时期、特定语言的译本，或者特定文体、特定语篇类型的译本；实际研究中通常限于17世纪文学的法语译本、中世纪的圣经英语译本。描述性研究的范围也可以更大，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所以产品导向型翻译研究的一个最终目标很可能是翻译通史，不过这个目标现在看起来好像太大了。

3.112
功能导向型翻译研究对翻译描述本身不感兴趣，但侧重于描述翻译在接收者所处社会文化情境下的功能，它研究的不是文本，而是背景（context）。功能导向型研究关注的问题包括文本在哪些特定的时间、地点生成，并因此受到何种影响。所以，即便我们常认为此类研究是翻译史、文学史中的子题（sub-theme）或对题（counter-theme），它也不像产品导向型那样非常受关注。如果我们花更大的工夫，此类研究便能发展为翻译社会学（translation sociology）；准确的说，是社会翻译研究（socio-translation studies），虽然更没那么顺口；但毕竟它既属于翻译研究又属于社会学研究。
3.113
过程导向型翻译研究关注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本身。这一派翻译理论家研究的主题是：“译者在生成与原文相匹配的另一种语言文本时，他们的内心，也就是所谓的“小黑匣”里到底发生着什么？”但是很少有人试图在实验室条件下对这个过程作系统的调查。确实，这个过程太过复杂，理查兹（I. A. Richards）也认为“这大概是宇宙演化中最复杂的事情”。不过，心理学家正在研发极其精密的方法来分析、描述复杂的心理活动，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所以将来这个问题可能会受到更大关注，进而建立一门学科，叫做翻译心理学(translation psychology)或者心理翻译研究(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

3.12
纯理论翻译研究的另一主要分支是理论性翻译研究或者翻译理论。如其名字所示，它不描述现存译本，不分析翻译功能，也不关注翻译过程的实验性研究。理论性翻译研究利用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成果，结合其他学科的信息，推导出相应的原则、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本质，并得出翻译的生成规律。
3.121
翻译理论家的最终目的必定是建立一种全面的理论。这种理论涵盖一系列要素以解释、预测翻译现象，而且该理论的要素不适用于翻译之外的现象。毫无疑问，如果真的可以建立普遍的翻译理论，那么无论学者们怎样简化，这种理论肯定是高度抽象化、复杂化的。
现今多数的理论都不足以称为普遍翻译理论，而且大多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根本算不上理论，只能算是公理、预测或假说，要么涵盖的面太广，不算翻译的东西也包含进去了，要么范围过小，把一部分翻译行为或翻译作品排除在外了。

3.122
其他一些翻译理论虽冠以“普遍”之名，且其作者往往慎重地在后头加上“探索”一词，但它们仍不是真正的普遍理论，只是片面的、具体的理论，只研究整体翻译理论的一个或几个部分。不过，近年来的重大进展都发生在这种领域里。所以实际上，我们以后只能先做这种片面的、具体的研究，否则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理论根本无从谈起。
3.1221
首先，有种不太正统的分支翻译理论: 媒介限制理论（medium-restricted translation theories），其研究的是翻译所依赖的媒介。媒介限制理论可分为人工翻译（人翻译的）、机器翻译（电脑翻译的）、混合翻译或机助翻译（人机共同翻译的）。人工翻译分为口译/传译、笔译，传译可进一步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大家都知道，媒介限制理论对很多机器翻译、机助翻译的研究以及某些口译的研究都很有价值，不过笔译的媒介限制研究不那么显眼，多半是因为学者想将此类研究归于普遍理论吧。

3.1222
第二种是语对限制理论。语对限制理论（area-restricted theories）有两个联系紧密的类别：一是相互关联的语言，通常彼此相异；二是相关的文化。不论是语言限制还是文化限制，限制的程度都会具体变化。该理论适用于两种不同语言的翻译，比如法德互译，即语言对限制理论(language-pair restricted theories)；与之相对的是语言组限制理论(language-grouprestricted theories)，如斯拉夫语间的互译；又或是语言组对限制理论(language-group pair restricted theories)，如罗曼语和日耳曼语互译。同样，也有单文化限制理论(one-culture restricted theories)，如瑞典文化内的翻译，以及文化对限制理论(culture-pairrestricted theories)，如瑞典和比利时文化间的互译，与之相对的是文化组限制理论(culture-group restricted theories)，如西欧文化内部的互译，还有文化组对限制理论(culture-group pair restricted theories)，比如前技术时代文化和当代西方文化下语言的互译。语言限制理论(language-restricted theories)的工作类似比较语言学和文体学（不过双语翻译中的语法显然和对比语法不同，后者用于语言习得）。文化限制理论(culture-restricted theories)的研究缺乏细节，且常与语言限制研究混淆，被认为是语言限制理论。这种混淆是不合理的，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语言与文化的边界在源情境和目标情境下都恰巧重合。另外，有些看起来普遍适用的理论，其实仅适用于西方文化范围内。

3.1223
第三，层级限制理论(rank-restricted theories)。这种理论视语篇、文本为整体，但着眼于更低的语言层级。传统的讨论翻译的作品多数关注词汇层面，词汇和词群仍是科技翻译中术语导向研究的重点。语言导向研究则多限于句子层面，很大程度上忽略文本在宏观结构方面的问题。语言学脱离句子层面并转向文本层面（也叫篇章语言学，即textual linguistics），是个明显的趋势，大家希望这个趋势能鼓励语言导向研究的理论家摆脱句法限制翻译理论的限制，转向文本层级理论（text-rank/rank-free theories）。
3.1224
第四，文本类型限制理论或语篇类型限制理论(text-type/discourse-type restricted theories)。其研究对象是语言信息的具体类型或派别。在翻译文学文本或者文学文本中的具体流派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而长期以来，作家和文学研究家一直关注着这些问题。神学家也在如何翻译圣经和其他神学文本上下了大工夫。最近这些年，也有人努力研究科学文本的翻译理论。然而这诸多研究都陷入了困境，原因是缺少关于信息、文本和语篇类型的正式理论。布勒的传播理论（后来为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者所发展）和英国学派的语言变体定义，为定义文本类型提供了重要材料。这些定义后的文本类型在概念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中的作用，比那些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还有传统派别理论要好得多。但也不应忽视传统理论，因为它们仍是读者衡量译本的重要标准。翻译的文本类型转向仍是个重大问题，尚须更多研究。

3.1225
第五，时间限制理论(time-restricted theories)。有两类：一是当代文本翻译理论，二是关于先前时代翻译的理论。有种趋势是把当代文本翻译理论当作普遍理论，另一种趋势可以称作跨时期翻译理论，其中争议甚多，特别是文学方面的理论家中争议很多，难以达成有效结论。
3.1226
最后是问题限制理论(problem-restricted theories)。问题限制理论把自身限于翻译理论的特定问题，既包含宽泛的、最基础的问题，比如翻译的变与不变、翻译对等（等效），也包括更具体的问题，如隐喻翻译、名称翻译。

3.123
应注意的是，限制理论往往相互交叉。研究翻译的对比语言学家建立的理论，往往既是语言限制理论又是层级限制、时间限制理论；比方说，他们研究的译本，是两种特定方言的互译，这两种方言是同时代的，而他们的研究也只停留在翻译的句子层面。同样的，文学研究的理论也常是媒介限制理论、文本类型限制理论或文化限制理论，比方说他们经常研究书面文本，且把该文本视作西方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局部理论并不因此就失去价值。一种理论研究，即便加以各方面的限制，比如“当代德国小说中的从句如何译为书面英语”，也可以为普遍理论奠定一定基础，这种工作是学者必须做的。但是也不要忘记，任何限制理论（比如研究句子翻译的语言限制理论），无论其怎样复杂，都不能完全替代普遍理论。
3.2
上文是对翻译研究中纯理论研究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概览，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分支。按照培根的说法，这个分支“在用”而“不在名”，即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