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其父海因里希.欧内斯特.戈林是律师和地方官僚，曾担任德意志帝国西南非洲殖民地（今纳米比亚）总督(今日当地还有以其父命名的「戈林街」)，母亲名法蓝琪丝卡（Franziska）。幼年的戈林经常与父母分居两地，在家中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此后先后就读于卡尔斯鲁厄的空军士官学校和著名的柏林格罗兹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戈林先在陆军服役，后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先后执行过侦察机和轰炸机等任务，最后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战争结束后，戈林成为一名著名的王牌飞行员，并担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指挥官。

1915年中，戈林开始在弗莱堡参加飞行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第5飞行中队。不久他的座机被击落，于是1916年的大部分时间，戈林都不得不在后方养伤。1916年11月，戈林回到空军部队，并来到第26飞行中队。1917年，戈林被授予普鲁士功绩勋章。1918年7月7日，在著名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牺牲后，戈林担任了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Jasta 11）的队长。最后，他凭借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的王牌飞行员。顺便值得一提的是，戈林是唯一未被邀请参加Jasta 11中队的战后联谊会的队员。

1917年6月，在一场持久激烈的空战中，戈林击落了一名经验不足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弗兰克·斯里。这场战斗在后来被夸张地称为“赫尔曼·戈林的崛起”。戈林在战斗结束后，与对手会面，并把自己的铁十字勋章送给了对方。若干年后，斯里将这枚勋章送给了一个朋友，而这位朋友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死在海滩上。

一战后，戈林继续在空军服役，主要在福克飞机公司工作，是一名特技飞行的试飞员。1920年，他进入瑞典的航空公司Svenska Lufttrafik工作。同时，他也是一战后德国国防部队的一名军官，在1933年他被提升为少将，193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久，德国空军成立，戈林便成为空军上将。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期间，戈林遇到了Karin von Kantzow(1888年—1931年)，不久两人便正式结婚。1931年，在妻子去世后不久，戈林便与女演员Emmy Sonnemann结婚。

早在1922年，戈林就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为纳粹冲锋军的指挥者（德语：Oberste SA-Führer）。之后，他离开这个职务后，仍然保持了冲锋军中将的军衔直到1945年。

1928年，戈林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932年至1933年间，他担任了国会议长。他在纳粹党确立统治地位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早期，戈林还担任了普鲁士及帝国的数个部长职务，主管经济和军队建设等事务。1935年，戈林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1939年，他成为历史上首位德国空军元帅。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颁布法令，指定戈林为其继任者，并授予其纳粹德国的最高军衔——帝国元帅。帝国元帅是专门为戈林而创制的军衔，这使得戈林的地位超出了德国所有军种的元帅。

在纽伦堡审判中的戈林“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著名手枪品牌）”这句话作为戈林的名言被世人熟知。然而事实上，不管戈林是否说过这句话，他并不是这句话的原创者。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第一幕中写道“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拨枪。”另外，除了戈林，鲁道夫·赫斯也经常说这句台词。

戈林对奢侈的生活和华丽衣着的癖好也非常有名。戈林在与瑞典男爵遗孀Karinhall 结婚后，建造了一座以她命名的普鲁士风格的庄园。戈林对贵族风格的工艺品也非常痴迷，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从各国搜刮了许多珍贵的工艺品据为己有。尽管青年时期的戈林非常英俊和健康，在啤酒馆事件中受伤的戈林不得不在后半生依赖吗啡等麻醉性止痛剂。这也是戈林后来日益肥胖的原因之一。

二战爆发后，戈林极力推动德国空军与英国展开空战。结果不列颠空战的结果不仅没有使得英国投降，反而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加之此后在苏德战争中和反轰炸中德国空军的失败，戈林在纳粹领导层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另外戈林奢侈糜烂的个人生活习惯也使得他在德国高层中不受欢迎。

由于戈林在对法国和低地国家作战期间成功的领导了德国空军，戈林成为二战中唯一被希特勒授予大十字勋章的将领。跟仅仅佩带在一战时期获得的勋章的希特勒相反，戈林对于勋章有着超常的嗜好。

此外，戈林也是德国陆军中赫尔曼·戈林师团的支持者，这个师团多次在前线作战，胜负参半。戈林也是纳粹地下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组织Forschungsamt的指挥官。这个组织与党卫队、SD(党卫队)、Abwehr等谍报机构有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