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种悲剧分别来源于希腊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内部作用
罗密欧与朱丽叶成长的文化环境可追溯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个人主义是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
国学大师钱穆就曾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即为个人主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普罗塔哥、伊壁鸠鲁等人就极力宣扬个人主义，把个人看作是一切事情的中心，这也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做了铺垫。人文主义强调人性的彻底解放，人格尊严、个人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莎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也就随处可见。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朱二人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把个人的愿望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不被其他社会因素所干扰和阻断，这种生命自觉就来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
相反，从梁祝所读经书就能看出，二者所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仁”的重要，克己复礼，把人完全看作社会性的存在，严格抑制个人自由表达。
董仲舒、宋明理学在此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社会伦理的牢固地位，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道德范式及基本准则，使个性光彩消磨殆尽。这些文化因素在梁祝身上均可找到，比如做事循规蹈矩，对伦理古训一味服从，不敢突破道德的藩篱追寻自己的幸福。
在希腊神话中，神的威力是巨大的，人时常遭遇命运无情的捉弄，但这并不妨碍人为了理想、信念去抗争。即使最终失败，人的光辉是永不会消灭的。这样的悲剧意识形成了一种推动力，使希腊人善于表现像普罗米修斯这类的“殉难者”。
在罗朱两人身上，莎翁糅合了这一文化元素，塑造了一对挑战厄运、不畏艰险的恋人，激发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其伟大与崇高之感，正是在观众内心无比悲痛时涌现出的一种由衷的赞美。
然而，古代中国的命运观却有很大差异，“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规劝人们遵循社会的安排。梁祝二人不过是当时读书人的一个缩影，即使想要斗争，也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守势。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了梁祝悲剧的崇高感：尽管二人缺乏西方文化里宣扬的自主意志，但他们追求道德的圆满也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两部作品中的结局也能够在自身的文化系统中找到根源。
罗朱二人的爱情悲剧受希腊自然观的影响很深。希腊人认为，人和自然彼此对立，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他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生存环境的艰险，在冲突中展现顽强不屈的性格，因此一种悲剧的结局才足以显现出其斗争的悲壮。
西方评论家认为，唯有在主人公最终失败死去时，才能彰显他们的崇高感。
以莎翁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继承了这一衣钵，罗朱的悲剧结局也就在所难免。从美学角度看，西方美学注重模仿的真实性，强调“客观的再现”，对于作者主观的情感只能巧妙地隐藏在故事中。
因此，这幕戏剧的结局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也的确是冲突自然的结果，没有加入主观的干预。
梁祝的爱情悲剧就有迥然不同的结局。传统文化强调人神协调、中庸有度，因此不习惯表现强烈的冲突。在悲剧的处理上，他们注意“点到为止”，当死亡不可避免时，也会借用作者的妙笔使结局相对圆满。
从作品的社会功能来看，我国的儒家文化更为突出教导性，因此在悲剧结尾处总会给人一种希望，一种回报，尽管可能现世不能得到，也会在来世或者虚幻中得以体现。梁祝这对恋人最终化为蝴蝶，比翼齐飞，填补了读者精神上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