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观点认为，唐人编《隋书》有刻意贬低隋朝形象的嫌疑，您怎么看？唐初修纂者在修《隋书》时有没有面临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的问题？
孟彦弘：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近来细想，似乎又不尽然。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
另外，官方修史，操作性要强，更难反映个体的意见，越是集体工作，就越难以完全实现“抹黑”之类的事情（局部的删削、篡改是可能的）。《隋书》主要还是依据官府档案加以编排，当然不排除对个别人、个别事，有特别留心，或者加一个比较特别的史臣的按语之类。
当时的人对所谓“合法性”或“正统”的问题，并不太重视。他们也讲五德，也讲天命，但总的来说，忠君、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也不强烈，对“合法性”也没有太多的强调。武则天移唐祚而立周，李唐又重建，易代之际，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治动荡、没有进行过大的政治清洗。安史之乱中，对张巡死守睢阳，唐人也有不同看法。对出仕安史政权的李唐大臣的处置、对安史叛将的处理，都没有上升到非人道的高度。同时，隋炀帝死在江都，越王侗在洛阳继立，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李渊、李世民父子是从山西起兵，入关中，占长安，也不需要特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唐初君臣反省：隋朝那么富、那么强，怎么说垮就垮了？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滥用民力、劳财伤民。但唐初史臣是不是刻意把隋炀帝的劳民伤败、滥用民力，予以强化呢？也有可能。但这不是为了证明李唐合法化，这大概可以肯定。
《隋书》对所谓“合法性”没有太多的强调，似乎并不需要把隋朝讲得一团漆黑，李唐王朝才有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隋书》卷七十杨玄感李密传之末，有很长的一段“史臣曰”，就是谈炀帝的过失。对抗大唐的尧君素仍收入《隋书》卷七一的《诚节传》，“史臣曰”还将他与独孤盛、元文都、卢楚并列，说他们“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兴”，“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但还是比“苟免之徒”要强。独孤盛是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的，元文都、卢楚是在东都被王世充杀的，尧君素是对抗唐军的，但唐初史臣却把他们放到了维护杨隋王朝的同一拨人中。
人们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比如李崇，听到隋文帝控制了政权，将行禅代之事，说“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想要呼应尉迟迥，但听说控制并州的叔父李穆已经决定支持隋文帝，自己也就改变了主意，“亦归心焉”。李安得知其叔父想要谋划除掉隋文帝，于是告密，叔父一家被杀。隋文帝要封赏他，他婉辞，隋文帝也替他保密，没有大肆宣扬他的“大义灭亲”。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杀了隋炀帝，当时在江都的官员都到朝堂表示支持，惟独许善心不去，他侄子骑马去催他前往，劝他说：“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善心不肯随去。他侄子哭着说：“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这跟后代，很不一样。
对易代的反应特别大，大概是宋以后吧。特别是明末，表现得最激烈。但也主要是士大夫，特别是江南的士大夫。这跟学校的普及、理学的传播，特别是清军的血腥高压，大概都有些关系。普通老百姓大概比较漠然吧。谁坐天下，他们都是草民，都要纳粮当差。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个意识很强烈。比如隋文帝晚年，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被废，高颎也被废黜，大臣裴肃上书劝诫。隋文帝对杨素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蜀王杨秀被征，装病不来，源师劝杨秀从命，杨秀很生气，说“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
隋文帝对自己利用禅让的形式取周建隋，也觉得有种种偶然性。隋文帝要巡幸岐州，王谊就进谏，说：“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文帝说：“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这虽是句玩笑话，但说明隋文帝并没有把他当皇帝、建立隋朝当成天命所归。当时的人，也不觉得杨坚称帝是天命所归。宇文忻就对梁士彦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能支持杨坚称帝，也能支持别人称帝。
正因为这样，隋文帝对功臣大开杀戒，手段有时也几近下作。比如，听说李彻有怨言，“上闻而召之，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而卒”，下毒杀了他。王世积“见上性忌刻，功臣多获罪，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杀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太子解释说：“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复子也。……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隋书》卷四十“史臣曰”，对高祖诛功臣，基本是各打五十板。“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报者倦矣，施者未厌……虽时主之刻薄，亦言语以速祸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鲜有终其天命……皆深文巧诋，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固已甚矣。”
孟彦弘：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近来细想，似乎又不尽然。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
另外，官方修史，操作性要强，更难反映个体的意见，越是集体工作，就越难以完全实现“抹黑”之类的事情（局部的删削、篡改是可能的）。《隋书》主要还是依据官府档案加以编排，当然不排除对个别人、个别事，有特别留心，或者加一个比较特别的史臣的按语之类。
当时的人对所谓“合法性”或“正统”的问题，并不太重视。他们也讲五德，也讲天命，但总的来说，忠君、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也不强烈，对“合法性”也没有太多的强调。武则天移唐祚而立周，李唐又重建，易代之际，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治动荡、没有进行过大的政治清洗。安史之乱中，对张巡死守睢阳，唐人也有不同看法。对出仕安史政权的李唐大臣的处置、对安史叛将的处理，都没有上升到非人道的高度。同时，隋炀帝死在江都，越王侗在洛阳继立，成为一个政治中心。李渊、李世民父子是从山西起兵，入关中，占长安，也不需要特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唐初君臣反省：隋朝那么富、那么强，怎么说垮就垮了？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滥用民力、劳财伤民。但唐初史臣是不是刻意把隋炀帝的劳民伤败、滥用民力，予以强化呢？也有可能。但这不是为了证明李唐合法化，这大概可以肯定。
《隋书》对所谓“合法性”没有太多的强调，似乎并不需要把隋朝讲得一团漆黑，李唐王朝才有改朝换代的“合法性”。《隋书》卷七十杨玄感李密传之末，有很长的一段“史臣曰”，就是谈炀帝的过失。对抗大唐的尧君素仍收入《隋书》卷七一的《诚节传》，“史臣曰”还将他与独孤盛、元文都、卢楚并列，说他们“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兴”，“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但还是比“苟免之徒”要强。独孤盛是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的，元文都、卢楚是在东都被王世充杀的，尧君素是对抗唐军的，但唐初史臣却把他们放到了维护杨隋王朝的同一拨人中。
人们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比如李崇，听到隋文帝控制了政权，将行禅代之事，说“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想要呼应尉迟迥，但听说控制并州的叔父李穆已经决定支持隋文帝，自己也就改变了主意，“亦归心焉”。李安得知其叔父想要谋划除掉隋文帝，于是告密，叔父一家被杀。隋文帝要封赏他，他婉辞，隋文帝也替他保密，没有大肆宣扬他的“大义灭亲”。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政变，杀了隋炀帝，当时在江都的官员都到朝堂表示支持，惟独许善心不去，他侄子骑马去催他前往，劝他说：“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此！”善心不肯随去。他侄子哭着说：“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这跟后代，很不一样。
对易代的反应特别大，大概是宋以后吧。特别是明末，表现得最激烈。但也主要是士大夫，特别是江南的士大夫。这跟学校的普及、理学的传播，特别是清军的血腥高压，大概都有些关系。普通老百姓大概比较漠然吧。谁坐天下，他们都是草民，都要纳粮当差。
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个意识很强烈。比如隋文帝晚年，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被废，高颎也被废黜，大臣裴肃上书劝诫。隋文帝对杨素说：“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蜀王杨秀被征，装病不来，源师劝杨秀从命，杨秀很生气，说“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
隋文帝对自己利用禅让的形式取周建隋，也觉得有种种偶然性。隋文帝要巡幸岐州，王谊就进谏，说：“陛下初临万国，人情未洽，何用此行？”文帝说：“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这虽是句玩笑话，但说明隋文帝并没有把他当皇帝、建立隋朝当成天命所归。当时的人，也不觉得杨坚称帝是天命所归。宇文忻就对梁士彦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能支持杨坚称帝，也能支持别人称帝。
正因为这样，隋文帝对功臣大开杀戒，手段有时也几近下作。比如，听说李彻有怨言，“上闻而召之，入卧内赐宴，言及平生，因遇鸩而卒”，下毒杀了他。王世积“见上性忌刻，功臣多获罪，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杀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对太子解释说：“微刘昉、郑译及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复子也。……任之则不逊，致之则怨，自难信也，非我弃之。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隋书》卷四十“史臣曰”，对高祖诛功臣，基本是各打五十板。“遂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报者倦矣，施者未厌……虽时主之刻薄，亦言语以速祸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鲜有终其天命……皆深文巧诋，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固已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