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有长久的斗争历史，很多指战员都是在长期的十年艰苦斗争中与土地革命中煅练出来的，不幸西渡黄河后，遭受了悲惨的失败，这就是不可忘记的血的历史教训。
这个失败的因素，是由于四方面军过去领导的错误路线所致，我们除了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外，还应该以冷静的头脑，细心的来总结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我现在提出下面的几个问题以供研究参考：

二、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一般的是错误的
㈠敌情
两马共九个旅，内骑兵六旅，每旅一千人马左右，步兵三旅，人数比骑兵较多，共计兵力不下一万三千人。连青海调来的及当地（作战区）的民团，总共不到二万人。一般的战术多属旧式的集团猛扑，且平时纪律很坏，奸淫抢劫无所不为，部队组织松懈，但回官的压迫是很厉害的，作战时全靠大力督队，回兵比汉人较勇敢。西路军全人数二万三千多，在数量上已超过敌人，质量上比敌人超过无数倍，且有准备的，敌人措手不及，除马步青的三个旅分驻黄河西岸各重镇外，马步芳的六个旅均在青海，开到古浪须要七天，同时还要临时集中。

㈡战略方针
⒈ 河后，是没有作战决心的，过河的目的，亦是未定的，究竟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 ，是没有确定的。在土门子，西路军的领导者这样说过：“这次过河，军委是没有一定决心的，总司令部亦未确定，究竟过多少部队，就是四方面军指挥部，自己亦未确定，接着说军委决定过河一个军，有同志说一个军更糟，另有同志说一个军有一个军的打法。”因此就可见是没有作战决心的，只抱着无限的向西退却（所谓西进）。
⒉因没有作战的决心，在战略布置上，就是一个退却掩护部署，分散起来。如过河后 ，决心以三十军先占吴家川、尾泉、一条山，九军再由索洽铺[锁罕堡，今兴泉堡]进大拉排向横梁山、甘草窝、古浪推进，三十军又迅速抱土门子去凉州，这样分兵各走一路，甚至在军的范围内，又要分一个团或二个团出去，所谓先头兵团如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带一个团老走先头，最少隔主力一天路，这只有用退却掩护战的眼光来看，才说是以九军为右纵队，什么迷惑西宁的词调，不然就无从说战略方针了，事实上只有孤军无援的各自战斗，结果有机会不能消灭敌人。
⒊通过了横梁山、甘草窝、古浪、凉州以后，即在八坝、永昌、山角之线，提出创造根据地的口号来了。但这个口号，只能成为退却掩护战略的掩盖，不能实现。历史告诉了我们，过去中央苏区，粉碎了敌人一、二、三、四次“围剿”，不但是巩固了苏区，而且扩大了，到五次“围剿”，不但没有粉碎敌人“围剿”和巩固已有苏区，相反的被敌人逼迫退出苏区，这是单纯的分散防御，被敌人包围没有看到，敌人未消灭，根据地是没有法子可以创造的重要关键。
⒋军队的组织，不适合于现代的战斗，非战斗部队太大，在有敌人骑兵顾虑时，以一个军来掩护非战斗部队（五军掩护直属队），其余各军师直属队，亦要抽出很大兵力来作掩护。甘浚堡被敌夜袭，直属队是两个步兵团掩护（先头一个团的布置），结果敌袭成功，自己失败。当然干部的犹豫、动摇、害怕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如果非战斗部队小一些，则失败情形亦要好些。
⒌假使过河后，有决心消灭敌人，即集结主力于吴家川、尾泉或索洽铺[锁罕堡，今兴泉堡]、大拉排一带，采取运动战方式，乘敌人主力未集中，给以各个击破而消灭之，在战斗中不让敌人逃脱一个，那么就在吴家川、尾泉、索洽铺[锁罕堡，今兴泉堡]、大拉排、甘草窝、横梁山、一条山一带，创造根据地来是有可能的。

㈢战斗动作上的错误
⒈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已。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拼命战，结果虽然将敌击溃但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拼命战挽救战局。如九军有甘草窝、横梁山、古浪等，总是拼命挽救战局，三十军在吴家川、尾泉之战，虽击溃了敌人，但并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罢了。
⒉兵力步署常常把主要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务不明确，结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无用之处。如王树声、孙玉清在古浪的战斗布署，以两个团成梯次配置，突击队也未突，箝制队也未箝，就是这样完了。可惜事务人员被砍东瓜一样，最后被守备队的两个营长一个反攻才把敌人打退出城。
⒊战术指挥紊乱，甚至有互相依赖。如九军去甘草窝、古浪时，指挥部派王树声以副指挥名义去指挥九军，而九军的首长以为是副指挥来了，可减轻自己的责任了，甚至九军的领导者，不愿同副指挥一路行动，自己带一个团老走先头，不顾整个部队的领导，主力部队出了岔子（仗没打好），才来算总账。结果就羊咬死猪，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谁负责。
⒋轻视敌人骑兵，不适合对敌骑兵战术动作，有时被敌人引诱而轻易出击（不细心考虑不管战况如何）致遭敌人的杀伤，甚至有步兵出击，向骑兵追击，或向骑兵驻地用步兵游击遭敌反攻或出击就不能回来。
⒌战场指挥是司令时代的口令办法，无所谓指挥战斗，更谈不上组织战斗。在战场上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来了，就不管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有无胜利把握地乱拼。
⒍因敌人骑兵的砍杀太凶，零星的混乱出击，总是未成果，又来了一个更死的战斗动作 ，所谓“监工固守”，单纯的防御（如得凉州、永昌、山丹、高台一带的民房，确实是天然的城墙，又多又厚，再加上自己的监工死守，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进来），让敌人包围与之对峙，一寸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样不但只是与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无限的威吓，房子内的粮食吃完了，就利用夜暗偷偷摸摸地突围，移到另一个地区，敌人则脚跟脚随即又跟到另一个地区来围住，总是你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和时间，我们总是一个死不出击，这样的被动战是怎样能取得胜利呢？
⒎因战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战术动作上都是分散，各自为战，互不策应。如五军的大部守高台，明知敌主力找着我弱点，早不去解围又无法联络，只坐井观天的来听敌人的捷报。最后高台危险已到极点，才开始派部队去解围，但这个部队出动以及八十里路，走两个夜工夫赶到，结果不但不能解高台的围，连自己被敌人抓住了，几乎自身难保，骑兵师师部就在这次送终，二天未赶到，第三天高台就已失落敌手。
⒏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果已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踏糊涂地乱跑，明知敌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达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新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
⒐动作不协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东西南三柳沟，敌人插到我之纵深来了，企图以两面夹击消灭之，结果三十军攻击，王树声指挥九军的一个团不动，因此不过是消耗了一些弹药和伤亡了一些人就罢了。
⒑部队缺乏战术素养，平时不注意训练，大家只知道猛冲就完了，部队中有很多连瞄准要领和出发动作都不知道。在倪家营子的射击教育突击周的检查，九军占三分之一的不认得表尺，甚至有些连长排长亦不认得，对战术动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三、结论
㈠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单纯的军事观点，看不到整个的政治形势，只看到当时敌人的力量大，没有法子可以战胜，对统一战线的成功也是没有信心的，西路军过黄河就是由此出发。

㈡对军委和党中央抱着仇视的成见，军委给西路军的命令是没有执行的，在土门子接到军委对西路军行动提出疑问的命令，内容是：①西路军是否能完成基本任务？②你们能否有把握解决二马？③如无把握是否回过河来？对这个命令，西路军的军政委员是没有提出来讨论的，仅放大炮样的回了一个电报，该报内容大概是：我们有绝对把握解决二马，坚决完成我们的任务，现在不利于回过河来。西安事变以后，军委命令“西路军接通兰州与抗日友军靠拢”，对这个命令完全是讲价钱的，说：“要我们接通兰州要求于学忠派三个师的兵力从兰州出来两天路来接，否则彩病员带不走，我们只能向西进”。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就向西开了。彩病员带走了没有？没有。接通兰州是否可能？我可以肯定的答复，有绝对把握，为什么呢？第一，那时西路军的基本力量还在；第二，正当西安事变，我部队士气高涨；第三，当时敌人虽然追得很紧，但是还有点害怕我们；第四，永昌到兰州不要十天，几个夜行军，即可到达。当然开始的四、五天时间内，敌人是会猛追，但到五、六天以后靠近了兰州，他自然是不会来了，就是在追击中我们可以打它，甚至集中力量来打，还可以取得胜利。

㈢风头主义的工作作风非常浓厚，而不细心和冷静的去分析与估计敌情和自己，仅只无条件的鼓吹自己的胜利，敌人如何的失败。在土门子这样的估计过敌人说：“二马的基本力量已被粉碎了。”这时马步芳的部队刚由青海开来不久，我并未在这里打过大的胜仗，怎样叫做基本力量被粉碎了呢？

㈣对部队的政治鼓动更是乱夸，无根据地胡说，就是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政治鼓动的原则的，更没有未来事情的预见的，在会议上这样的作过报告，是说：“再过两个来月你要坐汽车就有汽车，你一个月要用三十元钱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弹都可补充。”这是在永昌的干部会上讲的，在倪家营子听到这样说过：“在艰苦奋斗二十天就好了”（结果过了二十天就完，而不是好了），过了两个月以后用牛车拖彩病员，群众中就这样说 ：“同志们，这是苏联的汽车”。结果使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不能取得很好的信仰，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了，以及对政治鼓动口号，只是高叫不消灭二马不算是红四方面军，不算是西路军。

㈤对统一战线工作，开始是与各方面写了一些信，并收到了一些小的成绩，如土门子工兵营未打全部缴械，韩启功旅的被围，通信后让其走开，但未得马步芳马步青任何的回答，只是韩启功说了几句好话，因那时候敌人的兵力未集中，他知道一时没有增援队来，不得不讲几句好话，但我们没有耐烦去讲条件，和细心地来说服它，虽然写了一些信去，也是没有诚意的，没有信心的，如军政委员会的同志这样说我：“统一战线暂时打了再说”。

㈥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永昌城北门外房子烧尽，大寨子附近亦烧得不少，到最后还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烧下，其余可见一般[斑]。

㈦内部不团结，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关系恶化，以致做出一些瓦解自己的事情，对五军的不满，表现九军与三十军的吵架，甚至在战斗中公开说“你站开等我来你们打得仗！”但领导同志始终抱着主力观念，认为他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这没有什么的，采取旁观态度，特别是干部中不团结，有些是采取垂头丧气，悲观失望的态度。如王树声有些就是说不得，你要说他或批评他，他就不干。程世才、孙玉清等，军政委员会经常只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还解决不了，更没有法子来彻底解决。

以上这些，不能说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红军中没有铁的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的煅练，他是不能完成他的使命的，也就是没有法子可以完成的。
李聚奎
七月十八日于平泉镇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任弼时、左权二同志一到镇原就向援西军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在会上,我汇报了我所经历的西路军的失败,并谈我的看法: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多----自然条件恶劣,敌我兵力悬殊,我军孤立无援等等。但军政委员会中的一些人看不到变化了的形势,不听从中央劝告,企图独自打天下,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的失败正象中央指出的,是由于没能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而造成的恶果。在我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为西路军的惨烈遭遇洒下了痛心的泪水。
我发言后,王新亭同志接着宣读中央汇总西路军情况的一个材料。他读了不到半小时,就哽咽得实在念不下去了,台下也是一片唏嘘之声。三十一军政委郭述申同志接过材料继续读下去......
会后的一天,援西军政委张浩同志要我把在西路军工作期间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李聚奎的这份报告可说是已知最早的有关西路军失败总结，这份成文于1937年7月18日平泉镇的总结，实际是李聚奎对他在3月传达会上发言的书面整理。
这份非常有价值的总结，因为披露了西路军许多内部的工作问题，被现代“研究者”故意的选择性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