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12年了，基本上不再工作了。虽然我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但我还是真实存在于社会的。我觉得我不能错过这次给我“回归”的机会。
我是做小说录制工作的，主要做的是编辑工作。录节目不是说你想好了然后让别人都往你这个筐子里装，这样做出来的节目肯定不好。在录制之前我们首先要做好复杂的案头工作；到录音间之后，你还要凭感觉，如果编辑和演播者有默契，那么像对作品的理解、对作品基调的把握等好多观点、好多事情都会不谋而合。我1984年总结过十大演播艺术家，其实这件事的缘由是这样的：1984年的《寻找回来的世界》这部作品，记得王刚播了那部书之后反响特别大、特别好，我就问他能不能总结一下经验。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是不是也应该对全国这些演播艺术家都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呢？

咱们中国的演播艺术家在哪儿呢？黑龙江是一个大基地，今天的北京、天津也是，然后上海往南边就少了。刚才也提到了，（小说连播这种形式）最早是从东北做起来的。一开始把评书从茶馆引到电视台来讲故事，然后我们又做了节目。我们要看历史的源头是怎么来的。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站在中央台这个较高的平台上，各方面的把关都很严格，老同志也会很严格地要求我。
那次是做了一次尝试，用了半年时间报了一个选题。做出来之后反馈特别好。我们节目报用半版的版面进行宣传，然后开始研究全国的小说连播，是这么起因的。

（198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十大演播艺术家特别节目）
现在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过去可没那么容易。我现在给大家看的都已经是光盘了，最早是盒磁带，我们录音间就是这样的。

1997年录的《补天裂》，我们是在地下室完成录制的。我用的胶带都是那样的带子，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录到里面去，错了要改。

（ 叶咏梅与李野墨录制霍达的《补天裂》）
后来到了2000年之后也有音频工作站，《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是音频工作站做的。音乐怎么做？当时条件不行，得跟那个带子同时走，录制时同时录。所以你看，那时候要做精品有多难！像现在，说实在的，只要你想到了，你又有能力去做，就能做出好东西来。

对于个性的成长来说，我们不能空泛地去谈。比如王凯（凯叔），他有几十年的艺术实践经历，跟我是同事，后来他到电视台，之后做自媒体，我老能碰见，而且我给我的外孙早早就买了他的产品。
我是制作人，就是编辑，我做小说连播不像现在，有一个人播，有录音员录，有制作，等等。我当时没有，就我一个人。从选材选书、选演员、制作、发布、接收听众反馈和回信，这些都我一个人干。

（ 1993年牟云刘纪宏录制《我的父亲邓小平》）
我用这种方式积累了30多年的经验。我做了150多部书，做了近1万多集的节目，另外我还做了4万多集的广播剧——我热爱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