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诺曼· 斯宾拉德，读小詹姆斯· 提普奇（事实上叫作爱丽斯·谢尔顿），读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读萨德。我也读塞万提斯，读古希腊诗人的作品。在我生病的时候，我重读了曼里克。
一天晚上，我构想了一套违法赚钱的机制。一家小型的犯罪公司。事实上，只要不指望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一切就能成事。我的第一个同谋，或者说是计划中的同谋，一位多愁善感的阿根廷朋友，他用一句谚语回答了我。那句谚语大概是说一个人坐监或者住院时，最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我猜这是为了有人探访吧。
他的回答一点也没影响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距离感是同等的。后来，当我发现我的计划比在一家砖厂干活还要糟糕时，我放弃了它。在我的床头用一根大头针插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用波兰语写的，是一位这一民族的女性朋友写给我的。
我曾相信自己活不过三十五岁。那时的我是快乐的。之后，1981 年到了，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