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一日出土，对于这些几百几千年前的东西，后人好多已经弄不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了。比如近些年热议的三星堆，不仅搞不清里面的青铜人像到底是谁，甚至三星堆文明到底是哪族文明都还存在争议。

比如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人像之王“青铜大立人”，它不可能仅仅只是“立着的人”这么简单，它到底是谁的像？具体代表了什么事件？当时铸造这个铜像的时候它一定会因代表的人物原型或纪念的某种历史事件而有个名字--但绝对不可能叫“青铜大立人”！

随着三星堆发掘工作的不断进展，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大立人”的相关记载，考古界也一定会给它重新命名！

而因进入历史教材而为几代人熟知的“司母戊鼎”，现在已经重新命名为“后母戊鼎”。因后来比对鼎内铭文和历史文献记载确认了它的身份。虽然它被重新命名，但我想这仍然不是它的本名，因为当时铸造它的时候不太可能把它命名为“我（商王）妈（名“戊”）鼎”！

历史事件是客观真实发生过的，但因为或因记载缺失、或因名字改变而在后人眼前逐渐变得模糊缥缈。
比如汉代独轮车的论证与命名，相当长时间的论证。
汉代对的独轮车记载，不都是“鹿车”，还有“辘车”(刘仙洲引用此事所依的本子是上述所引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句道兴《搜神记》，其中正为“辘车”而非“鹿车”)和“一轮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车部》：“，车輮规也。一曰一轮车。从车，熒省声，读若煢。”)
而文献中出现的“鹿车”也不都是独轮车，还有鹿拉的车！而《魏志》同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别作“鹿”车，说明文中鹿车应是属于有帷襜的麤犊车，而非独轮鹿车无疑。
而“独轮车”之称名，直到北宋才首次出现（见于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石阙上均有汉代人使用独轮车的图像资料。汉画像石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壁图像《董永孝亲》、山东泰安画像石《孝子赵荀》、江苏徐州画像石《杂耍宴乐图》，均有独轮车图像。
那么，如何证明汉代的鹿车就是独轮车呢？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涉及到的董永故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
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董永故事的相关内容，证实了汉代人董永载父的鹿车是独轮车。

对于汉代画像砖中的独轮车形象就是“鹿车”的论证不算困难，因为现存的文物中所能发现的资料还是很丰富的。
而想论证“木牛”就是蜀汉战争中出现的新型大独轮车则要困难得多，因为现存的文物中所能发现的资料极少。
虽然目前中科院版《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中已经对“木牛”就是“独轮车”下了定论，但至少目前在民间还没有得到完全认可，所以其论证工作尤其是“木牛”的复原工作仍需要继续深入。

不管这个结论是否够严谨，但至少在唐代时，“木牛”可以确定还是没有“失传”的！
北魏《石门铭》：“王升履之，可无临深之叹；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
《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著名的摩崖石刻之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丹、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北魏王远在石门铭中对使用“木牛”时的“劳苦”给予了感叹，他不仅认为“木牛”无法做到“施机自运”，甚至“人不大劳”都做不到--“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劳”翻译：诸葛亮如果还活着，（定会感叹）幸亏不再承受使用木牛（运军粮）的劳苦了！（《吴书》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风俗通》曰：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以上两种说法皆出自《三国志·诸葛瑾传》（裴松之注））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宗经终给事中、华州刺史。子濛，字仁泽。举进士，累官度支郎中。会昌初，擢给事中。以材为宰相李德裕所知。时回鹘衰，朝廷经略河、湟，建遣濛按边，调兵械粮饷，为宣慰灵夏以北党项使。始议造木牛运。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贬朗州刺史，终大理卿。”
《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下》：“木牛暂息，则师人有乏爨之忧；流马尽行，则丁壮有无聊之苦。”
《十国春秋》：轮辗木牛之路，星驰十乘“

严格说到了宋代，“木牛”也没有失传，而只是因时代久远和车辆外形包括结构的不断演变而有点弄不太清楚了：
《宋史》记载杨允恭曾向宋真宗建议：“莫若用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车发卒，分铺运之。每一车，四人挽之，旁设卫兵，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则聚车子中，合士卒之御寇于外。”
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记载：“小车：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涉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
宋代陈师道《后山丛谈》记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人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元代蒙族夺得ZHENG权,“木牛”的名称或已完全不复存在，至明清时，“木牛流马”已成历史谜团！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