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县会议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36年9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会议。1989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这次会议的叙述是：“九月二十日，张国焘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后，于二十二日致电朱德，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朱德到漳县面商”，“九月二十三日，在漳县三岔又召开中共西北局会议。

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见","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张国焘等在漳县会议上所做出的决定，完全推翻了原西北局的岷州会议决定，使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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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县会议这一历史变局中，徐向前是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态度如何，起了什么作用，值得进一步分析探讨。

这有助于了解这一阶段张国焘对四方面军高层的影响，也有助于了解在西路军的一些决策问题上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的心态。

漳县会议可以看作是西路军形成的一次预演，虽然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中最终未能达成其目的，但在之后西路军的形成以至失败的过程中，这一影响事实上始终是存在的。

静会战役计划与张国焘的两面手法
由于历史原因，徐向前本人后来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更多强调的是和张国焘的分歧和对立，他曾回忆说：“出草地到了岷州，我在前面打仗，住在漳县。当时9军、30军……每天打。张国焘住在岷县（卅里铺）不动。我记得最恼火的一件事是他到前面调干部，说是办学校，我懒得给他调。我说：今天不是在岷州搞根据地，培养干部。主要是赶快行动，会合前面打仗去。……我每天总是催几次，电报呀，电话呀催！我说，不行，赶快走！在这个时候，明明知道胡宗南从西安、宝鸡一带出发，一天天上来把路截断了。可是张国焘蹲在岷县不动。你想，去路割断了再退回草地去？谁去？我就不去，老实讲，我对这一点是坚决的。”

对于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重新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陈昌浩曾回忆：“二方面军到甘孜后，朱总还讲了话。我也和朱总谈过要会合。任弼时来后，反对张国焘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时会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开过几次会，才决定北上，这也是个关键。张国焘是不准备北上的，看到我们、朱总、二方面军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那时是7月，再不走就迟了。”

1936年9月2日朱、张、任致电【林】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洛【洛甫】、泽【毛泽东】、恩【周恩来】、博【博古】、彭【彭德怀】，提出当前的战略方针及部署：“四方面军……有经通渭、静宁、会宁一带打通一方面军和牵制王均，策应二方面军之任务”，并建议“一方面军如不能即渡黄河，目前主力宜在固原南北地区活动，次要兵力在源、静边活动。”

陈昌浩9月4日电朱、张，认为“应首先集九、三十军大部于现地区，以便四方面军主力出通渭、静宁、会宁，是否配合一方面军夹击该地区及增援蒋敌更有利”。9月6日电建议：“目前应乘蒋介石未布置妥当以前，二、四方面军迅速行动争取先机之利，方能速扩大根据地，解决物质与扩红。”

可是，就在同一天，张国焘自己单独给时在前线的徐向前、周纯全发出一份“指人密译”的电报，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这份电报要求“四军、三十军、九十一师仍原计行动”，即加紧准备西渡黄河。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未提到9月13日张国焘的密电，只针对20时电写道：“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于是徐向前于9月15日19时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提出一个西进的方案来，即“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宜速集兵取或围河州，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从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个方案来看，他对于张国焘9月13日两份电报的真实意图是理解的，对于张国焘的西进主张他是同意的。

陈昌浩与张国焘爆发激烈冲突
西北局9月16日至18日在三十里铺开了三天的会议，会议上围绕静、会作战的计划和方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跟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征途集》）。虽然张国焘极力反对，甚至说经静、会北上将“断送红军”，但最终与会的多数人仍然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将此战役方针和部署于18日20时下达给徐向前和周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