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
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年来，在西路军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是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另一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的，西路军是为了执行打通国际联系的的任务西进的，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担负的任务多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建立根据地，以致于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等原因造成的。
这两种观点到底那一种是正确的呢？
对这两种观点不论是简单地肯定还是否定，都无助于我们认识西路军的真相，也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要想揭示历史真相，就必须根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既要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之间能动关系的变化中来探究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向西退却直至失败的原因，从而揭示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真相。

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问题的处理上态度是慎重的，不仅从大局出发，也是讲究策略的。将张国焘与张国焘路线区分开来，将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在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
在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也是最终经过中央同意的，就是因为如果要作出这样的注释，就必须对当时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原因作出陈述，这就涉及到西路军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功过是非的评价。这些领导干部后来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接受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且为中国革命又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因而从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对这条注释采取了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只注明了张国焘的责任问题。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卷《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题解（这两篇文章的题解都隐去了文章针对的当事人的名字）及九篇文章的处理中（九篇文章由于涉及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是现在也没有公开发表全文。）得到验证。

张国焘也确实对此负有首要责任。就是对张国焘，在严厉批判他主张的路线的同时，并没有把他个人怎么样，既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把他开除党籍，更没有把他投进监狱，直到张国焘叛逃，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着陕甘宁政府代主席的重要职务。以致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说，如果张国焘不跑的话，也要让他作一个政治局委员。就是建国后，张国焘寓居香港，生活困难，向中央请求帮助，毛泽东还批示只要张国焘断绝和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可以给他以若干补助。
本文在论述中有时把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放在一起，并不表明我们把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同样看待，这是应该在此予以说明的。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与张国焘南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是形式上不同，而实质上相似。
这种实质上的相似之一就是不论是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都是在退却路线指导下的行动。张国焘的退却路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南下，一种是西退。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参加了毛儿盖会议，他们是知道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的。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因而不论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都是指红军主力向南或向西发展，是与中央的北上路线和东进路线针锋相对的，不过在形式上表现为进军方向的不同罢了，而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种实质上的相似之二就是不论是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均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过从形式上看，西路军西退与张国焘南下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因为张国焘南下是在谋求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违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议，擅自南下，分裂党和红军，直至另立“中央”。而西路军的西退则是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前提下，虽然不断表现出一些独立性，但是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西路军承认中央的领导，不断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就看不到西路军的独立性，否认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是形式上有着重大不同，而实质上则相似。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个支队西进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中央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个支队西进，是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不同。

这种相似点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遣一个支队到河西去活动，而西路军又非红军的主力，因而从这一点上看确实与中央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但是西路军的西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遣一个支队到河西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西进，是建立在红军主力向东发展基础上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多次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不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才使他们的主张没有变成现实而已。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二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西进，是要求西进部队立足于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如果不能立脚当然还可以返回河东。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难以确立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的的决心和信心，反复要求外力援助，在局势不利时，又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宁可要河东援助河西，也不愿意让西路军离开河西。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选择适当时机西进，而徐向前、陈昌浩则是在河东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央迫切希望红军三大主力集中作战的情况下西退的，所选择的时机并不恰当。

由此看来，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就表现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和选择的时机上。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进与西退问题上形式上相似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关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认识上的分歧，这就构成了西进与西退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TMD，贴吧对此文的删楼已经是丧心病狂了。

有人说中央是处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才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西安事变后又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区又继续停留了半个月；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又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令西路军止步于高台，而后回援河东的。正是由于执行了中央要求配合河东形势的指示，才使西路军进退失措，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不论是河东还是河西，从中国革命的大局考虑，彼此都有相互策应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