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由来
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但是，张国焘路线究竟怎样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以往对这点，并不十分清楚。西路军实际形成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红五军、九、三十军西渡黄河之时，正式定名于同年十一月十一日（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给陈昌浩等七人的电报批复）。但它的由来，却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川西北会师之时。当时，张国焘就站在右倾逃跑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为了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统一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召开两河口会议，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指出，消极避战、右倾逃跑"是目前创造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个月后，张国焘又一次提出要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向青海、宁夏、新疆地区发展的错误主张。为此，中央政治局又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是"不适宜的、极不利的"，决定继续北上，占领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事后，张国焘依恃自己把持的部分权力，拒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强令红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在西康地区滞留近一年之久，屡遭挫折。

为了摆脱困境，一九三六年二月，张国焘作出了北上创立"西北抗日根据地"（见《红四方面军大事记》）的决定。但他的所谓"北上"，不是到陕北同中央会合，他的所谓"西北抗日根据地"也不是陕甘宁根据地，而是青海、新疆和甘北地区。同年六月，二、四方面军的会师，加强了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的力量，加之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斗争，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应于月底发布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政治命令。
同年九月，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漳县、渭源一带时，张国焘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企图"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到达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由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同志组成的中央西北局，在岷县西南三十里铺举行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绕青海、进出甘北的错误主张，坚持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既定方针，并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会后，张国焘违反西北局的决定，潜至漳县。煽动前方将士反对北上，擅令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中央闻讯，立即于九月二十六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同志，要他们力争张国焘率部北上，指出"西进将被限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战役计划"（见《红四方面军大事记》)。由于中央的指令和西北局的斗争，张国焘的阴谋又告破产。

十月十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宁城。会师前，张国焘便命令三十军预备木板造船，作渡黄河西进之准备。会师后，张国焘又违反了中央军委集中一、二、四方面主力在黄河以东地区歼敌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为借口，擅令五、九、三十军，于十月二十五日从靖远县上游的河包口渡黄河西进。此时，西路军虽未正式定名，但已实际形成。这便是西路军的由来。
从西路军的由来可以看出，它的形成决不是一时的、偶然的疏忽，而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因此，从西路军实际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已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失败的程度，则与它对张国焘路线的克服程度成正比。

十月十日，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宁城。会师前，张国焘便命令三十军预备木板造船，作渡黄河西进之准备。会师后，张国焘又违反了中央军委集中一、二、四方面主力在黄河以东地区歼敌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为借口，擅令五、九、三十军，于十月二十五日从靖远县上游的河包口渡黄河西进。此时，西路军虽未正式定名，但已实际形成。这便是西路军的由来。
从西路军的由来可以看出，它的形成决不是一时的、偶然的疏忽，而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因此，从西路军实际形成的那一天起，就已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失败的程度，则与它对张国焘路线的克服程度成正比。

中央接到此电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陈昌浩等，告诉他们"从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委主席团给陈昌浩等人的电报），只要西路军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回到静宁、隆德地区，既可以和友军于学忠、王以哲等八个师配合作战，钳制胡宗南、毛炳文等敌人，而有利于我红军主力在东面放手打仗。同时还电告他们张学良也盼望西路军东返，并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由于张国焘一再与中央唱反调，加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主要领导者陈昌浩影响极深，"立意西进"(《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央最后只得电允。这就又一次失掉了东返的机会，使西路军在错误的征途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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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
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它首先表现在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战略方向和任务的影响。

西路军渡黄河西之前，中央曾有过一个宁夏战役计划。这一战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宁夏马鸿逵部，以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中央准备让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军西渡黄河，以防备青海马步芳和河西马步青部的袭击和增援。张国焘借机命令属四方面军领导的红五、九、三十军，从靖远上游的河包口渡黄河西进；并准备让四方面军余部之四军和三十一军随后从靖远下游的三角城渡黄河跟进。毛泽东同志闻讯后，立即于十月底致电驻在黄河西岸中和堡村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即西路军指挥部的前身，此时尚未正式称西路军。）指示"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准备夹击敌人"(《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与此同时，张国焘却一再电告河西部队，"四军、三十一军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赞成他们"独立行动""接通远方"，指示他们"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由于张国焘的指示，河西部队遂撤销了返回黄河以东的打算，放弃了已经占领的东返渡口﹣﹣景泰县五佛寺，继续挥师西进。

十一月十一日，经中央同意，河西部队正式称西路军。此后，中央仍希望西路军返回黄河以东，但张国焘却坚持让西路军西进，并于十一月十六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声称"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并要求中央"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打通远方，得到接济"。

中央接到此电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陈昌浩等，告诉他们"从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委主席团给陈昌浩等人的电报），只要西路军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回到静宁、隆德地区，既可以和友军于学忠、王以哲等八个师配合作战，钳制胡宗南、毛炳文等敌人，而有利于我红军主力在东面放手打仗。同时还电告他们张学良也盼望西路军东返，并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由于张国焘一再与中央唱反调，加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主要领导者陈昌浩影响极深，"立意西进"(《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央最后只得电允。这就又一次失掉了东返的机会，使西路军在错误的征途上越走越远。

张国焘路线不但在战略方向和任务方面对西路军有直接的影响。在战术方面对西路军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惧怕敌人，消极避战，是张国焘路线在军事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西路军作战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
西渡黄河之初，西路军在军事形势方面是好的。当时，河西守敌马步青部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不足三个旅的兵力被我西路军分割包围于一条山、景泰城（现景泰县芦阳公社所在地）、尾泉、锁罕堡、五佛寺各点，敌前线总指挥马廷祥毙命，青海援敌马步芳部尚未赶到。这一时期，西路军不但在军事态势上占优势，而且在军事实力上也占优势。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

在这样的军事形势下，西路军如能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做，不但可以有效地削弱敌人战斗力，而且可以震慑敌人，使其以后不敢轻举妄动，肆意猖獗。但西路军总部却分散兵力，仅将守敌击溃而不彻底消灭。诸如与一条山守敌谈判，将五佛寺和尾泉之守敌击溃，给锁罕堡被围之敌六百余人解围，都是例证。待到青海马步芳部大量援敌赶到，马步青部也得以喘息之机，重整人马，向我西路军反扑，从而导致了西路军之九军在古浪的失利。
其后，西路军如能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部，削弱敌人，保存自己，仍然是可能的。对此，中央曾及时致电西路军指挥部，指示他们"应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引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七《中央为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与作战方针之指示》)。西路军指挥战不但未照中央的这一正确指示去做，反而将三个军分散布置在山丹、永昌、四十里铺一线，形成"蜂腰上的长蛇阵"（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因山丹、永昌地处河西走廊的狭窄部，形如蜂腰，故称"蜂腰上长蛇阵")，消极固守，与敌对峙。到十二月初，不但未能有效地消灭敌人，反而使西路军减员4303人，其中包括伤亡营连干部129人，团以上干部15人，（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陈（昌浩）、李（卓然）关于西路军政治工作向总政及朱（德）、张（国焘）的报告》)，与敌相持一月之后，到一九三七年元月，又将西路军各部分散配置于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各点，再次造成了西部。所部之红五军主力两千余人在高台的悲壮失败，西路军总供给部苦战临泽之后的失利，其原因盖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