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新都出土“石门关”性质相类似的汉代题铭
首先有必要指出，新都三河镇互助村东汉崖墓出土的“石门关”题铭，在四川地区的考古史上并非孤例。与之性质相类似的汉代墓葬题铭，也曾在四川成都及其附近地区有过发现。1994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张勋燎教授撰文指出，他曾在四川省博物馆内发现其收藏的墓门门枋石刻两块，两石门枋高195、宽27、厚15厘米，两石侧面分别刻有青龙、白虎图像，右枋正面刻字三行，满行长98厘米，31字，共64字。左枋刻字三行，满行长67厘米，18至20字不等，共40字。经张勋燎教授释读，其右枋所刻文字为：“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作冢以劝后生。工匠杨顺，子孙”；左枋所刻文字为：“兄弟兴盛，进□□宫，拜爵二千石、令、长、丞。继建左师门立阙作冢，以劝后生者。工师杨顺，子孝，寿如金石。”他认为这两块门枋石上的刻文加有剥蚀缺泐，但大部沿清晰可识，文字中虽无纪年，“但从画像和字体风格观察，当属东汉遗物无疑”[3]。
很显然，四川省博物馆藏的这两块东汉石门枋（以下简称“省博石枋”）所刻文字和新都所出土的“石门关”铭文，都是刻写在东汉时期墓葬的墓门之上，属于建墓者有意为之，意在显示墓主祖先的生平并昭宣于后世，一来祈求死者的亡灵在地下安稳；二来祈求子孙后代兴盛多福，其性质是相同的。细读两墓石刻文字，从行文格式到主要的表述内容也多有相似之处。
例如，石门关首先追忆了墓主的生平来历“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倈西，乃徙于慈”，其大意是说墓主人的祖先是来自“东州”的段氏，从西而行，最后来到汉代的广汉郡定居（汉代新都属于广汉郡）。省博石枋也是开篇便叙述其墓主人的祖先，是西汉高帝吕后（雉）的两个族侄——周吕侯吕禄和建成侯吕怠（台），因罪（“征过”）迁徙到蜀地的汶山(这里写错了，是刻文吕碌兄和建成侯吕怠，后面作者又改回来了）。
接下来，石门关铭文讲叙段氏后裔的段仲孟于东汉永建三年（永建为东汉顺帝刘保年号，永建三年即公元128年）八月在此（广汉郡新都）“造墓定基”，以使死者飘浮不定的灵魂在此得到安宁（“魂零不宁，于斯革之”），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其所营建的墓宅成为“万岁之宅”，以利子孙。而省博石枋也是紧接着描述吕氏之后裔在蜀之汶山“造墓藏丘冢”“立阙作冢”，其目的也是企求“以劝后生”，使其封官拜爵，官至“二千石、令、长、丞”，且“寿如金石”。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也和两墓石刻文字内容相关，那就是这两处墓葬都流行东汉时期死者亡灵可以佐护生人的这种思想观念，盛行“聚族而葬”丧葬习俗。出土“石门关”铭刻的新都三河镇互助村第3号东汉墓（编号M3）同时发掘出土的一共是四座墓（编号HM1～4），魏启鹏先生曾经推测，这处墓地“有可能就是包括了段氏在内的几个家族墓地”[4]，但因在墓地其他几座墓中未发现段氏之外其他家族的铭文材料，这个推测还无法坐实。不过，仅就出土石门关的M3而言，从考古出土材料也可以肯定是一处段仲孟生前预建的墓宅，在永和三年（永和也为东汉顺帝年号，三年即公元138年）八月，也就是八十一岁的段仲孟在其生前预建了这处墓宅的十年之后，不仅他本人葬进了这座墓宅，在其先后葬入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据考古发掘报告，这座墓葬是一座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和侧室构成的多座墓，在墓的前室西南部放置有一具陶棺，中室西部也放置有一具陶棺，另在前室西侧东南部还放置有一具画像石棺，只是遗憾的是报告中没有提及人骨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这几具棺内是否葬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死者，所以也无法确定他们与段仲孟之间的关系。但是，发掘者根据“石门关”文字材料推测，墓中的画像石棺可能为段仲孟的葬具，而其他陶棺的存在，“说明此墓的使用时间较长”[5]，我的理解，作者这句话的意思也可转译为“葬入的死者至少不止段仲孟一人”，结合墓中同时发掘出土多具棺材来看，表明M3也应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多人合葬墓。
省博石枋原来的墓葬因为缺乏考古出土背景材料，信息极少，但张勋燎教授从石枋刻文上有“立阙作冢”以及“工师杨顺，子孝”等情况推测：“第一，石刻所在的墓葬原来在地面还另有附属的石阙建筑，规模巨大，宏伟壮观。其次，此墓建筑工程是由当时政府工官机构负责人经办完成。”[6]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这处吕氏后人的墓葬地面建有石阙、规模很大，就很可能也是一处东汉时期以“家族合葬”为特征的多人合葬墓。

二、墓葬题铭与汉代巴蜀地区的移民
“石门关”和上举其他两例四川汉代墓葬题铭材料当中，反映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墓主人的先祖都不是四川当地的土著，而是从东方或北方西迁至蜀的“异乡之客”，折射出历史上四川古代（尤其是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向巴蜀移民的一个宏大背景。
第一类情况如省博石枋刻文中所见的墓主人先祖，即文中提到的“吕禄”“周吕侯”“建成侯”等，都是文献记载西汉吕后家族诸吕的姓名和封号，张勋燎教授对此已作过十分详细的论证，兹不赘叙。这是目前所见汉代因犯罪（“征过”）而被流放四川的汉代移民中地位品级最高的一例。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吕后（雉）因其父兄跟随汉高祖刘邦在创建汉王朝的过程中均有大功，故她本人成为高后，吕氏族人也皆受爵禄。在汉高祖去世之后，吕后曾专政一时，吕氏家族随之势力显赫，但很快被汉高祖旧臣联合汉军将领将其诛灭。如同张勋燎教授所言，在省博石枋刻石中所记吕禄兄弟和建成侯吕怠等“征过徙蜀汶山”之事在传世文献中并无记载，但“此石刻虽为东汉遗存，但却为吕怠和吕禄兄的子孙追叙先人世系、封爵、名字，所据乃家传族谱资料，且系汉刻原石，距史事发生之时未远，非若史书之为族外人叙记，又历经展转传录翻刻易成颠倒错乱者可比”[14]。因而此石所刻文字所记载的史实不仅可信，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三、从石门关石刻看四川汉代移民的分布与迁徙路线
石门关石刻的考古发现，还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这些来自异土它乡的移民进入四川盆地之后，其分布情况如何？是否可以从中大体窥见其迁徙的路线？
罗二虎教授认为，秦代的移民因为秦在川西平原上依秦制建立有成都、郫、临邛等三座城邑，因此推测当时的秦移民应主要居住在这个三角地带及其周围地区，南边可能还延伸至今四川乐山市和峨眉山市一带。进入西汉，移民的分布范围已经扩大到川中地区和川南、川东的长江沿岸地区。东汉以后，其分布已遍及四川盆地和汉水谷地。[18]如按这一规律，似乎这些中原的移民是首先进入到蜀地的中心区域，然后再向四方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但是，从上述东汉墓葬中所出土的题铭文字来看，不排除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存在，即这些中原移民首先是被安置于远离成都的边远地区，然后经历数代人的发展之后，才逐步进入到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
从碑铭文字所反映出的情况来看，被迁徙到蜀地的中原罪犯和“豪强”之家，最初似多被安置在距离成都较为偏远之地，笔者推测，这一来可能是为了保证首府成都的政治安宁与稳定，二来也是汉代地方政权有意识地加强对这些“中原来客”的控制，消解其势力和影响之举。如前述省博石枋门上所刻文字表明，吕氏家族最初是“徙蜀汶山”，按照张勋燎先生对此的解释，这个“汶山”，即可能指的是汶山郡，也可能如《王孝渊碑》碑文中所说的“汶山之阳”之类的概念，指的是靠近汶山之某地。[19]而这两个概念无论何者，都是位于成都平原北面今茂县、汶川一带。中江塔梁子崖墓第三号墓墓主的先祖，也是定居在中江一带。前文中所引的楚严王之族被迁徙到“严道”，则在今四川雅安荥经。秦灭六国之后从山东和赵国徙蜀的程氏、郑氏和卓氏，后来以冶铁致富，最初也是被迁徙到蜀之临邛[20]，即今四川邛崃县境，这些地点均距离蜀郡的政治中心成都相对较为偏远。
注释:
【1】考古发掘情况可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互助村、凉水村崖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6-358页；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9期，第36-56页。
[2]魏启鹏：《新都廖家坡东汉崖墓〈石门关〉铭刻考释》，《四川文物》2002年第3期，第70-71页；连劭名：《成都新都东汉墓〈石门关〉铭刻考释》，《文博》2004年第1期，第34页。
[3]张勋燎、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汉代吕后族人墓葬石刻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125页。(以下无关的就不复制了）
——霍巍《考古学视野下的四川汉代移民研究之以新都东汉崖墓出土“石门关”题刻为视角》(摘自知网）

其他提到吕氏后人考古论文

等张勋燎老教授的作品上架，我会继续补充

相关论文部分

看外戚恩泽侯表，我早就注意到被吕后废掉的吕禄的哥哥吕则和吕泽的长孙吕嘉没有记载被杀，果然吕禄的哥哥没有死，不过吕怠是不是就是吕嘉不确定，也许是他的字，也许是吕释之没有被史书收录的孙子或者儿子，不过史书里吕泽也被叫过建成侯，很可能史书把吕泽和吕释之的爵位搞反了，那么也有可能吕怠是吕泽的子孙，不过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吕家虽然在诸吕之乱时被杀了大部分的人，但吕老太公依然有直系子孙活着，加上吕文和(史书没写吕太公的哪个后代或者亲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是吕家人，单县志也写过他是吕氏直系后裔)，因此晋书和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吕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被灭族

加个番外
五、胡家草场汉简《葬律》2803简“鲁元园”与《史记》《汉书》中的“鲁元王”及“鲁王”
新公布的胡家草场西汉简《葬律》：
诸幸得葬高园、孝惠园，皆令得与妻会葬，县毋得为其妻穿。葬鲁元园，比。2803[插图]
按：这是规定从葬于高祖长陵、孝惠帝安陵者，都可以夫妻合葬，地方县不得为其妻单独营建墓葬。从葬于鲁元王陵园者，亦比照准许夫妻合葬。
《史记集解》引《关中记》曰：“张敖冢在安陵东。”《史记索隐》案：“谓偃以其母号而封也。”《史记正义》：“鲁元公主墓在咸阳县西北二十五里，次东有张敖冢，与公主同域。又张耳墓在咸阳县东三十三里。”[插图]
《汉书·张耳传》所记内容与上引《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大致相同，惟《史记》称张偃为“鲁元王”之处《汉书》皆作“鲁王”，删“元”字应有一定道理。梁玉绳每见《史记》中言张偃为“鲁元王”之处，辄曰“衍文”，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班固的论述，但“衍文”之论论据不足。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有鲁侯居长安，鲁御史、鲁中大夫、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的条文。可能的情景是这样的，赵王被废，但鲁元公主的政治地位未变，故有被尊为王太后之事，与王国地位相应的官署并未废止。此鲁侯为张敖亦可视为鲁元侯，后来的鲁王张偃亦可视为鲁元王，皆由鲁元公主而得名。
胡家草场西汉简《葬律》中鲁元园为鲁元公主薨后所葬墓园，张敖卒后又以鲁元王礼葬此。曾为鲁王的张偃当亦葬于此。估计贯高等赵王客随赵王入关后为二千石者夫妇亦归葬于此。《葬律》未提孝文园，可证此有可能为文帝时的《葬律》条文。推测《葬律》未公布的条文亦规范了诸侯王墓葬之事。《史记》中的张偃曾为鲁元王是正确的，《汉书》中的张偃曾为鲁王也是正确的。胡家草场《葬律》2803一简以定四谳。何幸如之！何乐如之。
——许卫民、王永飞《秦汉研究论丛：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专集》
看来刘恒对鲁元夫妇还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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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南夷”地区融入汉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
以巴蜀地区为例，从秦灭巴蜀之后，便开始以国家力量强行向巴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報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此时移民的目的，主要因为其时巴蜀土著王侯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不得不以移民的方式来强化秦对巴蜀地区的统治，削弱土著的势力。在秦始皇克定六国之后，“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274]，其目的已开始向经济开发转移。
至西汉中期汉武帝开西南夷，在秦的基础上也开始向巴蜀地区大量移民，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乃募豪民田南夷”，其目的是利用中原有实力者的先进生产技术来开发西南夷的农业。此外，在《史记》、《华阳国志》等史籍中，还有不少关于汉“徙豪杰”于蜀，迁罪人于蜀的记载，这些非正常身份的移民集团多为举族迁蜀，客观上也可能将其财富与技术带入到巴蜀地区。
这些移民集团最初被迁徙到巴蜀之后的落脚点，从一些考古材料反映出的线索来看，一开始并非在巴蜀最富裕的地区，而多在其边缘地带。如1966年在川西平原的郫县曾出土了一通东汉残碑[275]，为东汉豪杰王孝渊之墓碑（图12-41），碑文中明确指出，王孝渊为“汉徙豪杰，迁□□梁，建宅处业，汶山之阳”。汶山，即今岷山也。《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卓氏”，属于以私人身份迁徙入蜀者，也是“乃求远迁，至之临邛”。临邛，即今四川邛崃。但是，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其后世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之后，便开始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区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可举出20世纪50年代初在成都近郊发现的一处汉代墓葬墓门门枋上的石刻文字[276]，其右枋上的文字为：“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氏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作冢以劝后生。工匠杨顺子孙……”可见这是一通内容涉及汉代吕后族人的墓葬石刻。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吕后族人吕则与吕怠因“征过”（即犯罪）而本被“徙蜀汶山”，但其后世的墓葬却已被埋葬在成都附近，足以说明这些徙入巴蜀地区的汉移民在经过实力的积聚之后，已经进入到原巴蜀文化区域内的主要城邑。成都、重庆等地发现的西汉时期大型木椁墓，极有可能也是这些中原移民中具有实力者的墓葬。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
简介:本书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80余年中国秦汉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集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和国外有关中国的考古发现研究之大成，从物质文化和考古实物资料等领域揭示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壮丽辉煌。本书是目前国内外秦汉时期最具学术性、综合性、权威性的考古学专著。本书对从事考古学，中国古代史学、民族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等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均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孙俊《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理的格局与观念研究》

附另外两篇论文

考古书籍相关继续:
目录:秦汉之徙，元以山东——秦、西汉时期蜀地的移民 索德浩（149）
五、考古新发现与蜀地关东移民
小规模移民则以考古材料为主，特别是文字资料最能说明蜀地移民来源。其特点是单次移民数量少，易为历史文献忽略，但是持续时间长，移民总数并不少。小规模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类：
(1)犯罪移民。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成为罪人迁入地。如淳注《汉书·高帝纪》：“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53]]《睡虎地秦墓竹简》印证了如淳的说法:
某里士五（伍）甲告曰：“谒鋈亲子同里士五（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敢告。”告法（废）丘主：士五（伍）咸阳才（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告甲，以律包。今鋈丙足，令吏徙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徙，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法（废）丘已传，为报，敢告主。[[54]]
罪犯之中也包含不少关东大族。吕不韦，阳翟大贾（今河南省禹州市）人也，后秦王政赐命“其与家属徙处蜀”[[55]]。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今山东省巨野县一带），后被杀，“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56]]
汉初承秦制，继续将罪犯迁蜀。梁王彭越被徙青衣县[[57]]，淮南王刘长被迁严道[[58]]，只是这二人均未到而死。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墓门,其右枋文字记载吕氏祖先原今徐州人，因罪迁蜀:
唯吕氏之先, 本丰沛吕□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 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 ) 造墓藏丘冢…[[59]]
蜀地出土的秦汉时期文献资料虽然是不很多，可是只要提到祖源信息，往往会追述到关东地区，这种现象显然非偶然性所能解释，如此高的出土概率足以表明蜀地主体移民的来源方向。这部分移民中不乏旧贵族、豪侠、官员，如景氏、上官氏、吕氏、段氏、文翁、雍齿家族及高颐、王孝渊祖上等。因此，这些出土文献材料对于研究秦、西汉时期蜀地移民具有重要的价值。相对于历史文献容易被后世加工或者有目的的删改，考古材料多为地下出土，受政治干预小，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
综上，无论是对出土文献的考察，还是对传世文献的分析，都表明秦、西汉时期蜀地移民主体来自于关东六国。故扬雄所言“秦汉之徙，元以山东”
(本书我只截取了吕氏相关部分)
——《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辑）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编，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 2020年10月出版】

考古专家张勋燎的作品怎么吞了？

这篇论文，作者貌似对征过二字理解有误，不过人家也不是历史专业的，因为提到了，我就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