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清朝入关之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其中，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并尊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清朝初年和西方传教士的广泛交流为清朝皇帝了解和学习西方技术开启了一扇窗户。
顺治帝在世的时间，安徽人杨光先就多次指责汤若望地用西洋历法替代中国本土历法，是别有用心、蔑视大清之举。但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倚重，杨光先的指责未得到重视。顺治帝去世后，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结果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定汤若望死罪，直到后来才被放出。汤若望去世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接管“钦天监”。不久杨光先又诬告南怀仁。这时康熙帝已亲政，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数学、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学等都有较大的兴趣。为了公开验证杨光先与南怀仁的是非，他于是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证明南怀仁正确，杨光先错误。结果汤若望被平反，而杨光先被免职。这使得耶稣会士获得了更大的荣誉。
然而，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了“礼仪之争”。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教区内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 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教友敬孔敬祖。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然而罗马主教则认为：在有关信仰问题上，神学界比中国皇帝更具权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政府发出了“禁教”令，规定“不准不守‘利玛窦的规矩’的传教士在中国地面继续行教”。1722年雍正帝即位后，下令对天主教奉行全面禁教政策，而多数传教士也因此被迫离开中国。这样清朝初年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