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债危机说起
2008年，希腊等欧猪五国爆发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南欧等边缘国家有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借债融资。在经济发展良好，信贷宽松的时候，可以通过借债来保障福利。可等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政府还不上钱，爆发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各个成员国拥有统一的货币，欧元，却没有统一的市场。欧洲国家多，文字语言宗教文化并不一样，导致人口流动并不充分。欧盟内部的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是希腊的两倍。
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有灵活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吸引外来人口消费。但是欧盟却有统一的货币，欧元区各个国家的汇率是一致的，这对法国、德国等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来讲没影响，因为有货币支撑，但是对希腊弱国来讲，汇率太高就限制了出口。一边是德国的不断高端制造业出口带来的贸易顺差，一边是汇率太高导致南欧工业不强地区导致的出口受阻，贸易逆差。在面对危机来临时，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意愿强烈。
此时，欧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要么救希腊，拿西欧的钱补贴南欧，保持欧元区统一。要么让希腊出局，欧元区萎缩，而且显而易见一旦希腊出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局，欧洲统一化倒退。最后，欧盟决定救希腊。
中国何尝不是欧盟
在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里，事实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统一货币、统一汇率的影响。经济学上的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到今天并没有实现完全自由流动。劳动力被户籍制度绑定，土地有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而资本则被政府的项目审批制度影响着。地方政府辛辛苦苦培育的企业，并不希望在外地扩大投资，甚至以调查偷税漏税相威胁。这一系列政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中国工业和服务业GDP占比达到90%，但是城镇化率只有50%。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被困在不足10%的农业生产上，效率低，生产力低，人均产值低。因为绝大多数的工业和服务业都是在城市产生的。
当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意识到辛苦一年不如打工两个月时，人口流动便不可逆转。城市化以后，发展教育城市也具有规模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城市中的劳动力可以相互学习和自我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
其次，中国正规金融市场利率长期处于被压低状态，降低了融资成本，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导致大量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的资本收益占有。低收入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导致产能不得不依赖出口和再次持续投资。
最后，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陷入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每个地区都认为统一的大市场有利，但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每个地区都想要更多的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却不想接纳低级能劳动力为市民，不想为期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支出。一套价格虚高的房子和一切城市社会福利挂钩，进一步掏空了未来的消费。
发达国家样板
美国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的个别城市群，集中了GDP的50%，其余大片面积加起来才有50%。但是美国每个州的人口份额和GDP份额相差不大，换句话说，美国大量的人口集中在了大城市特大城市。其他小城市凭借广袤的土地和少量的人口，已然过着和城里人经济水平一样的生活。
而日本的三大城市圈集中了50%以上的人口，东京人口1200万，占全国人口的10%.东京圈是3600万人口，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集中在了上海+苏州这样一块大的地方。而法国的经济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巴黎。英国高度集中在伦敦。
而我国，胡焕庸线以东的地方集中了93%的人口和95%的GDP。但问题不在于胡焕庸线以西，而是以东的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所占的GDP份额，远远超过人口份额。也就是大量的人口还在胡焕庸线以东部分的中小城市里。导致经济富裕的地区，人口少，人均GDP产值和收入，远高于中小城市。而户籍制度、建设用地限额和地方区域保护制度，将人口束缚在当地，实际经济生活水平更低。
生命会自己寻找出路
哪里有差距，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的手就会产生作用，引导人往高处走。由于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财富高度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沿海及腹地。工厂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在虹吸全国的优质人力资源。
但是我们政府的力量在往相反的方向，盲目的追求人口和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目前中央在中西部进行建设用地指标倾斜和转移支付补贴等政策。但是现状的发展是，中西部地区土地供应份额占比50%，城投债务占比50%，GDP占比40%。也就是不少城投债用土地做抵押。中西部土地多，经济总量有限，需求有限，导致大量的土地没有足够的企业落户。沿海地区土地高昂，却依然供不应求。
事实上，中西部地区建设了大量工业园、宽阔的马路，全国新城规划总人口已经达到了34亿。从全国来看，中西部地区遍地开花、投资过多的、过于分散带来的效率地下，事实上已经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转移支付资金。因为规划建设的大量产业园和新区，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同步增长，意味着大量被空置。
各个城市一窝蜂上马招商，最后要么招商来了别人不要的高污染企业，要么给企业送去了大量补贴。所谓营商环境，不过是你过来补贴1000万，我过来补贴2000万，2000万的补贴就是营商环境好一辈，补贴到期后由于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产品没有竞争力，被迫关闭，留下一地鸡毛。
而且根据经济统计，在政府的干预下，在近20年来，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一轮趋同，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由升转降，使省际产业产生同质化现象。本应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却同质化恶性竞争。
而大量的中小城市为了自身发展，在拉不来有效投资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发债，结果就是债台高筑，一旦引爆就是希腊债务危机翻版。而本来由于经济规律需要到东部地区谋生的人，在当地政府补贴企业的生产下，留在当地，导致东部地区劳动力存在不够，导致东部地区工资进一步增长，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薪资水平差距。
最后的结果就是，违反经济规律，运用行政力量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结果事半功倍，甚至适得其反。表面上看加速了当地发展，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与当地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相违背，大量资金用于建设过量的基础投资。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长远来看也给欠发达地区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