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并一举夺得制科三等。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判官。苏轼自此走上仕途。
此时的苏轼意气风发，“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父亲苏洵病逝，苏轼又一次回家守孝。三年后，他回到京城，此时皇帝已经换成宋神宗，时任副宰相王安石大力主张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变法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但朝廷官员分成两派，整天围绕着变法吵架。
苏轼深刻体验和感受过民间疾苦，因此他多次上书反对变法，惹恼了新党。在新党的不断排挤和打压下，苏轼只得自请出京，在熙宁四年（1071），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于熙宁七年（1074）、熙宁十年（1077），辗转密州、徐州任职。
不惑之年的苏轼依然怀抱少年时“致君尧舜”的理想，他在密州治蝗灾，在徐州抗洪水。还写下“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自己对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渴望。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调任为湖州知州。此时，苏轼在地方为官已经有了一定政绩，日后回京升职指日可待，可命运偏偏喜欢和苏轼开玩笑。上任湖州后，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表》给皇上，本是一篇平平无奇、例行公事的谢恩文章，没想到却成了苏轼人生的转折点。
新党一直看苏轼不顺眼，正愁抓不到苏轼的把柄，他们指责苏轼《湖州谢表》中的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讽刺朝廷“新进”，是对皇帝不忠，甚至说苏轼妄图谋反。
一时间，朝内倒苏之声一片。七月，苏轼被御史台逮捕，押往京师，关在乌台，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指御史台，因植柏树，终年有乌鸦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