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伴随着泾县与南陵之间的实力转换,引发南陵知识人的群体性焦虑,主动采取了一些举措。康熙年间南陵争取学额分配的上书之举,即是针对地域竞争之压力而实施的改良行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月,江南督学林之浚在“为循例请广入学之额以崇文教事”的奏折中,引用宁国知府佟赋伟、南陵县学生员刘景等人的呈文,希望根据各县赋税多寡的标准来确定入学额数:“宁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泾县。查南陵额征赋税四万有奇,泾县仅二万六千两。泾县同宣城为大学,而南陵抑为中学。每遇岁科,应童子试者,南陵亦数浮于泾。数多额少,乞题改为大学等情。”由于南陵和泾县的赋税和学额差异甚大,引起林之浚的重视。经安徽布政使年希尧调查,得出“南邑钱粮较泾将倍,而人文亦盛于泾”的结论,据此引用康熙四十八年河南陕州、叶县以粮赋多于信阳而增入学额数之例,希望将南陵县学升为大学。经过一番行政运作,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获得批准,南陵县学的学额由16名升至2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