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六章：武后、中宗和睿总的统治 的备注中，有这么一句话：
“近期的‘忠供’史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原谅武后的恐怖统治，认为他是单纯地为了保存自己。例如，见吕振羽：《史论集》（北京，1962年），第174页以后；吴晗：《灯下集》 )（北京，1961
年），第140页以后。”
这是偶然事件，还是说当时的学术界有什么思潮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