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造历史，主要集中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发端、源头，也是伪造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的高峰时期，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因为经济落后、文化凋敝，对伪造古代历史缺乏动力、动因。随着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和源自意大利、法国的文艺振兴（他们假托古希腊之名称为文艺复兴），首先伪造古希腊历史就是利益驱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了，伪造古籍古文物有现实的利益可图。
后来随着西方对全球的殖民，在军事、经济上已占世界统治地位，同时发现文化上占领世界高地也很有必要，可以成为影响、奴役其他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工具（特别是针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大国），伪造历史从私人、民间组织行为日益转变为官方行为。
但西方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伪造，和我们中华的治史体系相比，最大硬伤就是没有连续性的出土文物、典籍佐证，特别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千余年时间内，这部分内容基本都是空白，而我国在古希腊同时期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典籍，大多都有西汉出土文物、古籍为佐证，而且往往有多个不同时期的版本，充分说明在时间、地域上传播演变的历史（这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典籍只靠人工传抄的历史时代尤为明显）。而古希腊那些所谓圣贤大家的典籍，不但没有出土文物作为直接证据，而且几乎没有版本的差异，仿佛传承上千年能一字不差，可也没法证明古希腊已有印刷术？
所以对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的证伪，也应该从我国治史的严谨观点出发，主要针对西方伪造的古希腊历史，当然其中也可能涉及到与古希腊关系密切的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但西方伪史吧却往往采用预设立场，企图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所有的科技文化成果也一并抹杀，这显然不是科学、务实的态度。因为要抹杀、否定这些科技文化成果，显然西方近代几百年以来领先其他国家民族的局面就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只能陷入反智主义泥淖。反而可能为古希腊伪史的证伪带来负面效应，现在已经有很多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人及不明真相群众认为西方伪史论者就是反智人群，这与相当部分人预设立场、先射箭后画靶的不科学态度、思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