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气与风角，都是中原地区古已有之的占候术，慕容氏与汉族接触后，加以吸收和利用，作为自己决策行事的重要参考。
望气是观察云气变幻以附会人事，预测吉凶祸福。关于风角，唐李贤注《后汉书·郎凯传》解释说：“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在古人的意识中，气和风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与人事相关联的，因此可以根据云气的变化和风的形态推知人事。如，气色光明则发兴，气色暗淡则败落，气呈黑色则有祸，气呈红色则巨富，气呈紫色则大贵。风，以形状分之，有怒风、乱风、暴风、和风等；以性质分之，则有祥风、灾风、上下不宁风、大兵将至风，等等。
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三朝受到重用的黄泓是善于望气、风角等占候之术的代表人物。《晋书》中有《黄泓传》，记载其事迹：“黄泓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术。泓从父受业，精妙踰深，兼博览经史，尤明《礼》、《易》。”①西晋永嘉之乱以后，黄泓率宗族投奔慕容廆，“廆待以客礼，引为参军，军国之务动辄访之。”而黄泓“指说成败，事皆如言”② 。慕容廆对黄泓十分重视，让擅长占卜之术的他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慕容皝继位后，任命黄泓为左常侍，领史官。338年，后赵石季龙大军进逼棘城，慕容皝恐惧，欲弃城逃往辽东。黄泓进言说：“贼有败气，无可忧也，不过二日，必当奔溃。宜严勒士马，为追击之备。”慕容皝说：“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黄泓解释说：“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时也，胡足为疑!”于是，慕容皝坚守棘城，“及期，季龙果退，皝益奇之。”①这是黄泓通过观察敌方的“败气”和“天时”等，以断吉凶。
慕容儁继续重用黄泓，迁从事中郎。349年，冉闵发动政变，掌握了后赵实权，“儁闻冉闵乱，将图中原，访之于泓。泓劝行，儁从之。”①慕容儁是在黄泓和其他臣僚的劝导下，才出兵灭掉冉魏，挺进中原的。慕容儁称帝后，黄泓被“署为进谋将军、太史令、关内侯，寻加奉车都尉、西海太守、领太史令、开阳亭侯，又封平舒县五等伯，常从左右，谘决大事。”②黄泓的职能以向国君贡献计策为主，经常参与谋议决策，又兼管天文、星历，可见他在前燕王朝的地位多么重要。

除黄泓外，擅于天文、占卜之术的还有慕容皝的左司马高诩，后燕太史郎晁崇、术士靳安，北燕太史令张穆。慕容皝曾对高诩说：“卿有佳书而不见与，何以为忠尽!”高诩曰：“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亲，殿下将焉用之!”。①晁崇是“辽东襄平人也。善天文术数，为慕容垂太史郎”②。后燕慕容宝征伐北魏时，随军的“术士靳安以为大凶，固劝宝还，宝怒不从，故及于败”③。《晋书》载有冯跋因太史令张穆的劝谏而与邻国“宜还前使，修和结盟”之事。

第二节 佛教
一、佛教的传入
鲜卑人何时开始信仰佛教，史籍无明确记载，推测当在慕容廆时期或更早些，即公元三世纪中期至四世纪初。
鲜卑人早在东汉初年就已徙居沿边郡外，与汉接触。207年，曹操平定辽西柳城三郡乌桓后，慕容鲜卑首领莫护跋乘机率部入居辽西。慕容廆时，从中原涌入的汉族士庶百姓越来越多，他们在将中原传统文化带入辽西的同时，很可能也把佛教思想传入辽西，使鲜卑人了解并信仰佛教。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经过三百余年的传播，到两晋十六国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如前凉、后赵的统治者，都把它看作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戎神”而加以崇奉。其中对慕容鲜卑早期佛教文化影响较大的当属后赵。后赵创建者、羯人石勒，在提倡儒家经学的同时，推崇神僧佛图澄，有事必谘而后行，号曰“大和尚”。佛图澄（232年—348年），西域人，于310年来洛阳传播佛法，在石勒等后赵统治者的极力支持下，推行道化，建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其时，“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乃至“真伪混淆，多生愆过”。

338年，后赵石虎率军讨伐段氏鲜卑，进至令支，欲进攻燕都棘城，随军高僧佛图澄进言：“燕福德之国，未可加兵。”②石虎不听劝告，执意攻打棘城，结果被继位不久的燕王慕容皝打得大败而归。佛图澄是史籍所载第一位进入慕容鲜卑统治的辽西地区乃至东北的高僧。他于310年来洛阳传法，而慕容廆卒于333年，嗣立的慕容皝与佛图澄同于348年去世。由此看来，以慕容廆和慕容皝为首的鲜卑人自然会受到以佛图澄为核心的后赵统治地区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并且信仰佛教，慕容皝于345年在燕都龙城东面的龙山建造了龙翔佛寺，就是慕容鲜卑信仰佛教的最显著标志和最明确的例证。
佛寺是佛教文化的载体，是僧侣信徒举行法会、诵经、斋戒等佛事活动的场所。而建立佛寺，必须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人力基础，这个基础的培养还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因此说，慕容鲜卑人在建龙翔佛寺之前，肯定已知有佛，并早已信仰佛教，有了僧人和佛事活动了。

二、前燕佛教
佛教传入辽西地区以后，在前燕统治范围内，开始建立佛寺，弘扬佛法。
前燕于342年将都城从棘城迁至龙城后三年，即345年，慕容皝便在龙城东面的龙山上建立了佛教建筑——龙翔佛寺。“时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戏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
慕容皝因在龙山上见到黑白二龙，以太牢之礼祀之，并给新建的宫殿取名和龙宫，在龙山上建龙翔佛寺，表明他是以真龙天子而自居。而龙翔佛寺的建造，在当时也属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是史籍所载慕容氏前燕统治区内第一座佛教寺庙，为此后的燕都龙城发展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的佛教重镇、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奠定了基础。龙翔佛寺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佛寺建筑，它标志着佛教在东北地区真正的开端，在东北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慕容皝自认为是真龙天子，大有入主中原、统一华夏之志，因而在都城建设、礼仪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学习和效仿中原传统文化，龙翔佛寺的兴建，自然也绝不会例外。关于龙翔佛寺的位置，朝阳文史工作者认为应该在今朝阳城东凤凰山西麓某个地势宽敞、背风向阳、有风水之处，但具体地点有待勘察。建造龙翔寺，应是模仿中原汉晋时期特别是后赵的佛寺布局和建筑风格，以木结构楼阁式堂塔为中心，前有重楼式山门，后为庑殿式佛殿，左右布置对称的殿堂、廊房等，四周围有院墙，四面有门。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彩画之瑰丽，佛像之庄严，都是可想而知的。

慕容儁把前燕都城从龙城迁至蓟城，再迁到邺城，继续在中原地区发展佛教。邺城本是后赵都城，高僧佛图澄长期在此传经布道，佛教文化相当发达。其时，佛图澄的高足弟子、东晋十六国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道安（312年—385年），住在邺城受都寺传播佛法。可是，当慕容儁进入邺城时，道安却离开邺城，前往陆浑①，后来又投奔了襄阳②。关于这段史实，记载缺略，说法不一。《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称，东晋兴宁三年（365年），道安因为“慕容儁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世说赏誉篇注》引车频《秦书》又说：“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欲投襄阳。”③综合考之，当是信奉佛教的慕容儁早已仰慕道安之名，本欲请道安主持邺城佛事，为燕政权服务，于是便派兵前去迎请，而道安为了躲避兵乱，遂带领弟子慧远等数百人，又向南投奔当时属东晋管辖且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襄阳去了，终不为慕容儁所用。

《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载：“慕容儁光寿二年（358年），常山寺大树根下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异常玉，儁以为神岳之命，以太牢祠之。”常山，在太行山以东，汉置恒山郡，后改常山郡，其地在今河北元氏县。常山之有佛寺，始见于《高僧传·竺佛调传》：“竺佛调，或云天竺人。事佛图澄为师。住常山寺积年。”佛图澄死于348年，竺佛调拜佛图澄为师，并住在常山寺数年，应在348年以前，即慕容儁于357年将都城从蓟城迁到邺城之前。根据这段文字，慕容儁可能是到常山寺去拜祭神佛时于常山寺大树根下发现了异常精美的玉璧、玉圭等宝物，儁以为是神佛保佑，遂以太牢祭祀之。
慕容暐当政十年间的佛教情况，史书未载。

三、后燕佛教
后燕时期，由于慕容鲜卑贵族的崇奉和提倡，敬重沙门，兴建塔寺，佛教思想在统治集团和平民百姓中广泛传播，佛教信仰相当普遍，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习俗等各个领域。
后燕在其统治的中原和东北地区修建的塔寺，史料未载，但在考古资料中却可觅到踪影。河北省定县发现的宋代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石函上刻有“修燕魏废塔”等文字。①定县，慕容垂建后燕都于此，称中山，后被北魏攻占，燕都迁回龙城。因此，该塔基石函铭文中的“燕”，应指后燕，“魏”即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那么，宋代静志寺舍利塔就是在后燕和北魏所建塔基址上重建的。
后燕统治者虔心向佛，经常举办佛事活动，对僧人待遇优厚，引高僧支昙猛为谋士，让其参与军国大事的咨议和决策。《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横吹曲辞五》载有反映慕容垂业迹的歌辞，内有“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等句，说的是慕容垂看到东晋军队人数众多，来势凶猛，而后燕军队寡不敌众，他心情愁苦、愤慨，于是举行法会，请僧人诵经，烧香拜佛，祈求佛祖保佑。

《晋书》记载，395年，慕容垂遣太子慕容宝率军攻打拓跋魏，回军至参合陂①时，“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②虽然经过随军谋士支昙猛几次规劝，慕容宝及其属下仍然疏于防备，结果被魏军打得大败而归。
支昙猛，《高僧传》无传，其事迹又见于唐·道宣《释迦方志·游历篇》：“后燕建兴末，沙门昙猛者，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及返之日，从陀历道而还东夏。”昙猛，从年代和国别上看，即是“支昙猛”之略。由此知道，支昙猛在参合陂之战后，便西行求法，从长安往西，走秦汉王朝通往西域之路，到达古印度的王舍城，瞻礼释迦牟尼圣迹。回国时，从陀历①故道而还东夏②。有学者认为，西行求法的，东晋中期以后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叡、支法领、法净、昙猛诸人，都是法显以前的先驱。但上述诸人中，确实到过天竺的，恐只有慧叡、昙猛二人。”③支昙猛不仅是一位深受后燕统治者敬奉和信赖的大和尚，还是法显以前我国最早西行取经并到过印度的僧人之一。

《晋书》记载，慕容熙宠妃苻氏死，“熙悲号躃踊，若丧考妣，……制百寮于宫内哭临，令沙门素服。”①慕容熙为了死去的苻氏，让僧人“素服”，即不穿僧人的淄衣，而是穿素白色衣服，为苻氏披麻戴孝，诵经祈祷，真是荒唐至极。
后燕时，还发生了民众与僧人聚众谋反的事。《资治通鉴》记载，后燕建兴五年（390年）“九月，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立沙门法长为天子，破北平郡①，转寇广都②，入白狼城③”④。吴柱立僧人法长为天子，说明民众当中信仰佛教的人相当多，僧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当时慕容垂军队中就有一位叫毕览的崇奉佛法的士兵。据《太平广记》记载，毕览为“东平”人，即今山东东平。他少年时期就信仰佛教，当兵后跟随慕容垂北征，先是被敌方俘虏，后又逃入山里迷路，都因专心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而得安全脱身。这也说明，观世音菩萨信仰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很流行了。

四、北燕佛教
在后燕的基础上，北燕佛教发展迅速，盛极一时。其盛况，可从南朝梁慧皎所撰《高僧传》中所记燕地七位高僧中属于北燕的五位高僧情况，窥见一斑。他们中有我国最早西行求法僧人之一昙无竭、有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弟子昙无成和昙顺、有对岭南佛教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昙弘，等等。他们大多生长在北燕，后来从龙城徙至江南游学。说明当时以燕都龙城为中心的北燕佛教极其兴盛，众多信徒出家为僧，因而才涌现出多位对中国佛教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出类拔萃的高僧。正如著名佛教史家汤用彤所说：“考上列诸僧南游之年，均在宋之初叶，可见当时幽燕辽西一带，佛法颇盛。”“晋末宋初，北方佛法三宝兴隆之地，当推凉、燕。其时据在幽燕者为冯氏（史称北燕）。”①除高僧外，北燕佛教寺院建筑、法事等情况，均无考。

昙无成的事迹载于《高僧传》卷七。俗姓马，扶风人，即今陕西泾阳西北人，祖辈时，举家迁居龙城。十三岁时出家当了沙弥。昙无成严守教规，身、口、意“三业”清静，举止端正，悟性超常，还未受具足戒，就能精究往而复来、生死轮回之道。他听说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住在关中长安，就前去拜什公为师。昙无成专门致力于佛典的研读，在戒、定、慧“三学”的修行上更加精深。姚秦将要灭亡的时候，昙无成离开长安，来到淮南郡①中寺，讲授《大般涅槃经》和《大品般若经》，写成《实相论》和《明渐论》。昙无成死于刘宋元嘉（424年—453年）中期，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