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17蚕丛氏是龙山文化原本的主人

夷商联盟，在鲁西豫东建立商朝。靠近商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豫东、鲁西南，古泗水流域今鲁中南、鲁南以及济南周围成为当时东方地区的中心，这里聚落分布密集，聚落和人口数量最多，应是商王朝在东方地区经略的重点，主要采取的是联盟方式。但是商王对参加联盟的方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各方国基本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除对于商王有着进贡、纳税、服役、戍边和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的义务之外，有很大的自主权。自商王太戊之后，商王朝进入了因由内乱而导致的动荡阶段，商王仲丁经非正常途径夺取王位，开始了长达百年的九世之乱，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导致夷商关系恶化，诸侯叛离，人方带头起义反对仲丁，同时加之黄河水患而造成的屡次迁都，商朝中衰。这一动乱历经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故名“九世之乱”。盘庚迁殷后，不但结束了九世之乱，同时又得到了中兴，奠定了商朝最后二百年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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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仲丁死后，又爆发了王位争夺，长达百年的九世之乱，疑似是外戚窃国篡位并代替早商，如同田齐取代姜齐、司马氏取代曹魏那样，导致夷商关系恶化。卜辞中的“人方”，主要分布在淮河一带，是狭义的夷，与山东境内的诸侯国不能混为一谈。商出自夷，属于广义的夷。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

犬侯起源于吠夷（东夷族的一支），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商王令犬侯为大将，率领多子族征伐周方。犬戎是指姬周对于商代犬侯的贬称，后来泛指西北异族部落，即西戎。商亡后，犬侯追杀周幽王，西周覆灭。东夷嬴姓族群大批西迁分多次，第一次是为商王开边守土迁徙冀晋，第二次为周王戍守西北陕甘边陲，分成两个集团赵国、秦国。

此图出自国家农业部。古代主要粮食作物产区地几乎都在黄河中下流域，而西北地区、北方地区都是游牧民族的主要养马地区，对于东方平原农业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羌人就是殷商对西部牧羊人的蔑称，对于东方农业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如同北方胡人那样，羌人曾经参加五胡乱华。为什么在西周的文字中找不到“羌”字了。商朝时期羌人地位低下，“羌”是个带有贬义的称呼。姬周Y染色体类型属于N1a2a-M128，不窋到古公亶父共十代均窜于戎狄之间。与羌人有姻亲关系。因羌人助武王伐纣成为了有功之臣，地位上升，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号就被羌人和羌人的同盟周人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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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有关羌或羌方的记录。殷墟卜辞有“来羌自西”。《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至于羌方具体的活动地域，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认为羌方活动在渭水流域。
2．认为羌主要在商西北今晋西、晋北、陕西省东北一带。
3．卜辞的北羌当在今河南省东北角、河北省西南角。
在殷墟卜辞中，商王朝对羌方的采取的行动频繁，更有“征羌”、“伐羌”、“羍羌”、“执羌”、“获羌”、“获征羌”等多类用辞，可见，当时商王朝与羌方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卜辞中有大量“用羌”、“岁羌”、“俎羌”、“卯羌”的记录，即是以“羌”为牺牲进行祭祀。商王朝在这些战俘中用牲次数和用牲量最多的都为羌人，羌人在商朝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祭祀场所更是同用牲的牲畜没有区别，最多一次杀殉人数达一万三千。每次所用人数不等，较多时可达三百人、一千人、二千人和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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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学角度，结合《清华战国竹简》证实了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秦国军事征服大西北，蒙恬（山东蒙阴人）为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修筑长城，威震匈奴，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是祖国西北最早的开发者。秦国彻底消灭羌人，大批羌人大规模逃亡。秦国的商鞅变法，通过“徕民”政策，从山东六国招引了二三百万人口到达地广人稀的秦国开荒耕作，实现了国强民富。甘肃陕西汉族的祖先，和羌人没有多少关系。汉朝征发西羌人屯戍西域，西羌人不满，大举逃亡。在东汉帝国的四方征战之中和羌人的反复战争是最引人注目的，匈奴很早降服，北匈奴被汉军两次深入打击，日益远逃，南匈奴在后期几度叛乱都被迅速平定；鲜卑猖獗一时甚至超过羌人的威胁，但是只持续了较短的时期。唯独羌人从东汉之初直至汉朝末期始终叛服无常，几次深入侵犯帝国。而汉朝对羌人从未手软，很多名将都在西征中扬名立功，如皇甫规、张奂、段颎号称“凉州三明”，在汉朝对羌人最后的决战中各施方略，终于彻底解决了羌人对中国的威胁。

夏朝统治者来自西北的草原牧羊人群，夏就是羌。东方势力摆脱夏的统治后，就开始向西方势力反击。羌人就成了报复对象。

俄罗斯也是和东边友好，和西边交恶，拉一打一是正常操作，总不能和所有势力都交恶吧

殷商甲骨文数万片没有发现任何夏朝记录，但夏人之说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周朝入主中原后，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性而以夏人自居，制造了四夷之说。由于考古证据不足，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在争议，还没有定论。假如夏人存在的话，和夷人同源，都是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只是争霸天下而已。夏人西迁，和羌戎杂居。姬周祖先不窋到古公亶父共十代均窜于戎狄之间，过着游牧生活，打着“有夏”的旗号入主中原，分封了姬姓诸侯国，统称诸夏。东方非姬姓诸国虽是出自于商代，由于归顺周王室而获得封爵，统称诸华。到春秋时期才合称华夏，类似现代欧共体和东盟，但战国分裂数百年，孟子曰春秋无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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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传说，当初尧舜禹不分华夷，建立黄河部落联盟，华夷一体，实行民主禅让制。禹曾选定东夷族的伯益做继承人。禹死后，夏启杀伯益，夺取王位，开启世袭专制的先河，禅让制度被父子继承的王位世袭制度所代替，东夷人出于正义而强烈反对世袭制，这就产生夏夷之分、夏夷之辨，标志着我国历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此后，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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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传说和史官解说，不能作为信史。因此，我们必须以考古事实为依据，从考古实物中去找寻答，揭开历史真相。如果文物和史料互相印证，去伪存真地对待神话传说，才能成为信史。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一书公布的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则显示为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存在时间应不超过300年或可说仅有200余年，对现有的“二里头夏都说”与“郑亳说”构成了挑战。新的测年数据表明，商代始年暂估为公元前1600年，二里岗文化也不应为早商文化，若以公元前1600年为界，那么二里头遗址在200多年里兼有夏商两个时代，前期为夏代晚期都城，后期为商代早期都城。二里头并没有文字出土，殷墟出土的卜辞中缺乏关于夏朝的文字资料，暂时无法确证。可见，从各方面的线索看，将二里头遗址落实为夏都斟鄩仍有诸多可疑之处。我们已经不执著于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这个问题了。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夏代积年为公元前2070～前1600年，其上限落在“龙山时代”,下限则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根据夏代的积年，二里头文化显然不是最早的夏朝文化，夏朝的开端需要到“龙山时代”去寻找。

考古新发现：新砦期文化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一座城邑（一说为早期夏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造律台文化本身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而形成的。王湾三期文化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共识的前提下，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三种文化属同一谱系。
文献中有“器以载礼”“器以藏礼”的记载，说明“礼”是通过某些实实在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器物，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已能见到礼制因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萌生。夏商周三代大批出现的青铜礼器和生活器皿，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的陶器群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祖形，基本上继承大汶口文化礼器的造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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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夷夏商是同源异流，实为龙山文化的不同分支，起源于黄河下游，得中原得天下，并不是说起兵中原，而是为了全国统一开拓国力和政治需要选择在中原地区。

苏南浙江完全不属于商王朝的势力范围。商代越国初在菏泽立国，后来在姬周排挤下南迁到苏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