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摄影师希申诺克死了。他是第一个死者……就在第一天……我们得知,废墟下面还有第二个死者——瓦列拉·霍捷姆丘克。他没有被挖出来,被混凝土埋在了里面。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者……
于是我问:“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吧!你还要照顾孩子。”我怀孕了。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给你弄牛奶去,然后再说。”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她父亲跟她一道来的,他留在车里。我们坐车去到附近的村里买牛奶,在城外三公里……我们买了很多三升装的罐装牛奶……买了六罐——希望足够所有人喝……但他们喝完牛奶呕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医院就给他们输液。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城里停满军车,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是士兵。火车全部停运。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我担心,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没人提辐射的事。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敞口的袋装糖,馅饼就放在托盘里……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们被蒙骗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数百辆大客车(已经准备疏散城市),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到处在赶人。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前行……我们骂街,哭泣。
广播里说: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你们将住在树林里。住在帐篷中。人们甚至很开心——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还随身带上了吉他、录音机。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到家的……似乎一见到他妈妈,我就清醒了过来。“妈妈,瓦夏在莫斯科!专机送走的!”可我们还是种完了菜园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谁能料到?那时候谁能料到?傍晚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我真难受……夜里做梦,他叫我。他活着的时候,曾在梦里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后,就一次都没叫过。一次都没……(哭泣)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钱。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路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问第一位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我甚至很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那是国家机密,绝密。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找到他。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有孩子吗?”
我怎么能承认呢?!我已经知道不能说怀孕的事,那样就不能见他了!幸好我瘦小,谁也没发现。
“有。”我说。
“几个?”
我想,应该说两个。若说一个,还是会不让进。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既然有两个了,看来也不用再生了。现在听着,中枢神经系统完全损坏,头骨完全损坏……”
“那好吧,”我想,“他会变得比较神经质。”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
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他身上穿的是四十八号病号服,看起来很可笑,袖子短,裤腿也短。他该穿五十二号才是。然而肿胀已经从脸上消失……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问。
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从别的病房跑过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他们二十八个人是用飞机送来的。他们问我:那边怎么样?我们的城市怎么样?我说,开始疏散了,全城撤离三五天。大家沉默了……当中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事故发生那天在门岗值班,她哭了起来:
“天哪!我的孩子们还在那儿。他们可怎么办啊?”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只有一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他躲闪着说:
“别挨着我坐。拿把椅子。”
“得了,这都是瞎说呢,”我挥了挥手,“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那里怎么回事?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
“很可能是一起破坏事件,有人故意破坏。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意见。”
于是我们就这样说着话。想着事。
于是我问:“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吧!你还要照顾孩子。”我怀孕了。可我怎能抛下他?他在求我:“走吧!救救孩子!”“我先给你弄牛奶去,然后再说。”
我的闺密塔尼娅·基贝诺克跑来了……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她父亲跟她一道来的,他留在车里。我们坐车去到附近的村里买牛奶,在城外三公里……我们买了很多三升装的罐装牛奶……买了六罐——希望足够所有人喝……但他们喝完牛奶呕吐不止……并且一直昏厥,医院就给他们输液。不知为什么,医生确诊他们是煤气中毒,谁也没提辐射的事。城里停满军车,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到处都是士兵。火车全部停运。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我担心,明天怎么去村里给他买新鲜牛奶?没人提辐射的事。所有的军人都戴着防毒面具……市民还在从商店里购买面包、敞口的袋装糖,馅饼就放在托盘里……就像平常一样。只是……人们在用一种粉末洗涤街道……
晚上,医院不让进了。四周人山人海……我站在他窗户对面,他挪近窗户对我呼喊。我是那么绝望!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将在夜里被送往莫斯科。妻子们聚集起来,她们想:我们要和他们一起走。让我们到我们的丈夫身边吧!你们无权阻止!她们推搡着,撕扯着。士兵们已经站成两道防线,将我们推开。那时,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是要乘飞机去莫斯科,但是我想给他们带换洗衣服——他们在电站时穿的衣服都已经烧光了。公交车已经停驶,于是我们跑步穿过整个城区……我们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们被蒙骗了。他们不希望我们在那里又喊又哭……
夜晚……街道的一边是大客车,数百辆大客车(已经准备疏散城市),另一边是数百辆消防车。到处在赶人。整条大街满是白色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前行……我们骂街,哭泣。
广播里说:全城疏散三到五天,请你们随身携带保暖衣物和运动套装,你们将住在树林里。住在帐篷中。人们甚至很开心——我们要走进大自然了!我们要在那里迎接一个非比寻常的五一节。人们为此准备了烤肉串,买了葡萄酒,还随身带上了吉他、录音机。五月里那些可爱的节日啊!只有那些丈夫受伤的女人在哭泣。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走到家的……似乎一见到他妈妈,我就清醒了过来。“妈妈,瓦夏在莫斯科!专机送走的!”可我们还是种完了菜园子——土豆、卷心菜(一周之后农村也疏散了)。谁能料到?那时候谁能料到?傍晚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我真难受……夜里做梦,他叫我。他活着的时候,曾在梦里叫我:“柳霞!柳先卡!”他死了以后,就一次都没叫过。一次都没……(哭泣)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于是就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拿着存折取了存款,取了所有的钱。
我不记得那些路了……路从记忆中消失了……我们问第一位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我甚至很吃惊,因为他们一直吓唬我们:那是国家机密,绝密。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我还找过人,也求过别人……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那时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知道应该见到他,找到他。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有孩子吗?”
我怎么能承认呢?!我已经知道不能说怀孕的事,那样就不能见他了!幸好我瘦小,谁也没发现。
“有。”我说。
“几个?”
我想,应该说两个。若说一个,还是会不让进。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既然有两个了,看来也不用再生了。现在听着,中枢神经系统完全损坏,头骨完全损坏……”
“那好吧,”我想,“他会变得比较神经质。”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
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他身上穿的是四十八号病号服,看起来很可笑,袖子短,裤腿也短。他该穿五十二号才是。然而肿胀已经从脸上消失……他们都在输着什么药物……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问。
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所有人都跑到这个病房来了,从别的病房跑过来。他们都是我们那儿的人,从普里皮亚季来的。他们二十八个人是用飞机送来的。他们问我:那边怎么样?我们的城市怎么样?我说,开始疏散了,全城撤离三五天。大家沉默了……当中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事故发生那天在门岗值班,她哭了起来:
“天哪!我的孩子们还在那儿。他们可怎么办啊?”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哪怕只有一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他躲闪着说:
“别挨着我坐。拿把椅子。”
“得了,这都是瞎说呢,”我挥了挥手,“你看见哪儿发生爆炸了?那里怎么回事?你们可是第一批到的……”
“很可能是一起破坏事件,有人故意破坏。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意见。”
于是我们就这样说着话。想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