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以来一直自称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完全不同、不吃粽子、不划龙舟、不祭屈原的韩国人，今年居然开始发放粽子，也出现了配五彩绳、划五彩龙舟的画面，这再次引起国人的热议，甚至愤慨，
谈谈韩国这个江陵端午祭的前世今生，和它的种种争议。
一、江陵端午祭：连韩国人自己都说不清、争不明的历史起源“江陵端午祭” 一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由韩国民俗学家、时任韩国文化财委员会专门委员的任东权教授编写并向韩国文化财委员会提交的《重要无形文化财指定资料(江陵端午祭)》中，是指端午节前后为祭祀大关岭国师城隍而举行的民间信仰活动以及在此期间举办的秋千、摔跤、体育竞技等各项活动。有意思的是，这个任东权，祖籍来自浙江慈溪，其祖先是唐朝派驻朝鲜新罗王朝的艺文官，后世留居朝鲜。这份江陵端午祭《指定材料》可以说是任东权奉旨所撰，是应韩国政府战后着手韩国历史文化发掘、抢救和保护的文化策略与工作需要。1967年1月经韩国文化财委员会审议通过，“融乡土神祀、巫俗、假面剧于一体” 的江陵端午祭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财第13号，自此江陵端午祭祀正式粉墨登场。
然而，关于江陵端午祭的历史起源，在韩国乃至我们中国都是争论至今，并没有定论。
韩国江陵地区关东大学教授黄缕诗根据中国、朝鲜和日本有关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在1999年发表的《江陵端午祭的传统性和持续性》论文中提出，“江陵端午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濊的舞天传统，故而历史非常悠久”，期间虽然经历了从大关岭山神到大关岭城隍的祭仪转变，但连绵传承千年。这就是东濊舞天传统起源说，其实际源自于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的记载，“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通俗说，这就是农耕社会在五月播种之后农闲时节举行的一种集祭神、祈福和娱乐于一体的民俗活动，十月收割后再来一次祭神还愿和聚众跳舞、聚餐喝酒庆祝娱乐活动，其它地方也是多见。
稍为靠谱的是朝鲜（世祖）时期文人南孝温文集《秋江冷话》（1477年）的记载，江陵岭东一带在每年的3、4、5月中，都会择日由巫师祭祀山神，在祭祀的三日内，有许多大型的巫术祭仪展演。这就是祭祀大关岭山神起源说，这与目前江陵端午祭的活动时间和祭仪倒蛮吻合。山神信仰在韩国确实存在重要的位置，然而据我们民俗学者庞建春考证，大关岭山神在韩国的主要山神里原来根本排不上名号，鲜有历史记载，而“大关岭山神”这个概念不断被提及，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因恰恰是因为其与韩国当时认定的一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关联，即江陵端午祭。而且，庞建春根据南孝温当时游记的行程，推断出这是南孝温行至高城时写的，与江陵尚有一定的距离。
朝鲜时期的文人许筠在其所著《惺所覆瓿藁》（1611年）中，记载了他在35岁时的1603年（宣祖三十六年）去江陵参观端午祭的内容，该文首次引用了把大关岭山神比作新罗兴武大王金庾信的说法。这个金庾信是朝鲜新罗王朝赫赫有名的大将军，这就是纪念金庾信起源说。
而负责起草江陵端午祭2005年申遗材料的原州大学张正龙教授，与任东权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江陵端午祭是祭祀大关岭国师城隍的巫法祭祀活动，大关岭城隍神是夫妇神，并且根据《高丽史》(郑麟趾：1451)有关高丽太祖王建南征时梦见“僧俗二人率甲兵三千相助”的说法，认为传说中的“僧”就是城隍主神梵日国师，由此推断得出江陵端午祭有近千年历史的结论。然而这一观点受到韩国学者南根祐的强烈质疑，因为没有资料可以证明《高丽史》中提及的“僧”即是梵日国师。
二、江陵端午祭：明显缺乏历史记载和延续，基本上是人为重构的历史抛开历史起源争议不谈，江陵端午祭的最大痛处是不仅缺乏完整的历史记载，更存在断档，缺乏历史延续。历史资料从来就没有江陵端午祭这个名词的存在，黄缕诗在2012发表的文章中也表示“高丽时期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能证明当时江陵端午祭的存在”。而且，就是所谓的大关岭国师城隍祭祀早已于1909年消失，原因就是“日人禁之也”，这就是当殖民地的痛苦，日本人确实够狠。1925年起，日本又出于对华备战的需要，在韩国推行“强健体魄”的文化政策，在江陵地区于每年阴历5月3号举办包括足球、摔跤、田径、荡秋千等项目在内的“端阳运动会”。虽然江陵“端阳运动会”与1909年之前存在的大关岭国师城隍祭祀在举办时间上相似，但活动的性质已完全不同。1930年朝鲜总督善生永助主编的《江陵生活状态调查》中就明确指出：“传统的江陵端午节赛神活动被视为迷信早已消失，剩下的只是‘端午’一个名称而已”。韩国光复后，有趣的是，“江陵端阳运动会”没有废止，于1954年更名为“江陵端阳节”，在保留运动会属性的同时，开始增加了“丰年赛神”这项巫俗活动，可见这个江陵端阳节是多么的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