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思想界打破自道光、咸丰年间所形成“万马齐喑”（龚自珍语）的沉滞格局，开始走向活跃开放的重要转折时期。尤其是在“甲午之战”后，众多中华热血男儿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一是开始向西方学习，通过对工业革命的深入认知而全面吸纳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思潮；二是反求诸己，回过头来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特质与民族个性的思想精华。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张江陵”及其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开始引起中国思想界众多代表人物的密切关注，并顿成崛起之势。

江陵作为地名，前人曾普遍认为出现于西汉时期。后来，通过楚墓发掘，才从出土的简牍文字中发现它在秦代即已成为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由贾文毓、李引主编的《中国地名辞源 》注引《大明一统志▪湖广荆州府志名胜》，对其地名的来源阐释，似为引叙乾隆版县志所称：“近地无高山，所有皆陵阜之属，故名江陵。”明清两朝，但凡对做到内阁学士、军臣大臣一级的高官，习惯上均以籍贯代称而不言其名，故“张江陵”就是明朝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特称。

明、清易代后，除了顺治、康熙两个皇帝对张居正的执政理念及思想精华有过一定的评定、并予以褒赞亡外，后世帝王一律对他示以十分冷漠的态度。在这一方面，乾隆皇帝有一句话道出了天机：“朕以为，上有名君，下即无所谓重臣。”说穿了，就是这些清朝皇帝的皇权意识愈显狂燥。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做好了，什么内阁学士、军臣大臣一类的大臣，都不过是仅供驱役的“奴才”、只须秉命而行即可。所以，直到清道光八年（1828年），眼见国是日非，江河直下之势已经形成，才有江苏巡抚陶澍与与时任苏松太道观察使的陈銮等湖广籍大官联手在南京重新刻印《张太岳全集》，试图从中探究震衰起隳、激浊扬清的执政魔力。

到了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渐成燎原之势，一筹莫展的清廷中枢束手无策。此时，幸而尝有曾经从陶澍处熟读了《张太岳全集》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与王柏心等湖广籍官员以其经世致用之学，出头力挽狂澜，这才造就了“同（治）、光（绪）中兴”的崭新格局。但是，鉴于此间清朝宫廷再度出现“主少国疑”的可悲局面，而西太后慈禧之猜忌心又极为严重，故这些汉族官员怕惹祸上身，从来不敢公开谈论张居正，只是闷地里努力传播他的执政思念及政治追求。

到了慈禧太后的晚年，尤其是在“庚子事变”之后，她已不大特别留意朝野内外的社情民意，而大清的内廷中枢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也早就整个儿地腐朽得一塌糊涂了。趁此良机，便有上海的广智书局率先推出了《张太岳全集》的一个摘录本、也就是《张江陵书牍》，在慈禧太后死的前一年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这广智书局的老板叫冯镜如。此人原籍为广东南海，本人出生于香港，因真父冯展扬曾结交过太平军而被捕人狱，为免受株连，他于早年间加入英国国籍，并在上海注册了这家书局。广智书局开办在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冯镜如的儿子冯自由是清末著名的一个文化人，由他出面特请同乡、广东南海名满天下的才子潘博为《张江陵书牍》作序，其书则分上下二册出版发行。

潘博，字弱海，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他在序言中说：“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潘博的这篇序写得汪洋恣肄、酣畅淋漓，具有极大的宣传性与鼓动性。此书一出，马上便引起了读书界的极大轰动，原本默默无闻的广智书局声名大噪。由于此书卖得好，书局日进斗金，至宣统二年（1910年) ，不过三年功夫便连印四版，冯镜如赚得个盆满钵满。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讲，《张江陵书牍》的出版发行，在当时可算是个壮举。拿后来在湖北省主持整理、点校《张太岳集》的华中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张舜徽的话说，张居正著作的重新问世，是当时思想解放的一个鲜明标志，“当清末国势阽危之际，已有人辑出书牍部分印成专书，用为激励士气、振兴中华的辅助读物，实已先得我心，私衷快慰不已。直到今天，这一部分文字仍是我们必须认真阅览的重要部分。尤其对每个勇于任事的人，有坚定意志、振奋精神的巨大作用。”
到了1934年，当商务印书馆以重金邀聘国民政府外交家、历史学家蒋廷黻出面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时，他即在书中全文辑录了潘博的这篇序。

说来，书信虽是应用文的一种，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它往往是士大夫据以直抒胸臆，畅叙感怀时最明晰、最直白的一种文字载体。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大学士，由他所写下的信函，更不同于凡人。对此，张舜徽先生曾评价说：“我早年读张居正全集时，特别重视其中书牍部分，认为短小精悍，中多激励之语，足以立懦廉顽，使人读之气壮。又曾手抄其名言警句，成为一册，间加笺释，用为蓄德之助。”张舜徽先生所说的“用为蓄德之助”，事实上是对《张江陵书牍》思想精华的一个中肯论断，而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者，当数民国时的大学问家胡适。
1936年正月初九，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的胡适利用寒假期间的休闲时光，给老朋友周作人写了封回信，兼以答复关于做人治学的若干问题。在信中，当谈及其所作所为曾受到有些青年的质询时，他说：“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胡适一生，虽然说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但像这样真情表白“夫子自道”的话，却极为罕见。若是细加辨析，不断发现胡适对张居正的最为景仰之处，实乃出自《张江陵书牍》。万历元年，张居正在《答吴尧山书》中，就曾这样表白心迹。如今，尽管不能说胡适真是达到了张居正这样的崇高风范，但其心向往之的这种精神追求，则是可以用白纸黑字来印证的事实。
胡适对张居正的尊崇之心，还表现在1937年四月初八所写《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正与其交流关于中国佛教经典《华严经》的相关问题。胡适在阐释关于梵文“刹”的语言释义时，举出张居正在给其恩师、前荆州知府李元阳书信的一句话“愿以深心奉尘刹”做例子，认定其“‘刹’字与上文‘一切刹’之‘刹’同，梵文为Ksetra，译言国土，地土”云云。

胡适一生，虽然说过很多话，写过很多文章，但像这样真情表白“夫子自道”的话，却极为罕见。若是细加辨析，不断发现胡适对张居正的最为景仰之处，实乃出自《张江陵书牍》。万历元年，张居正在《答吴尧山书》中，就曾这样表白心迹。如今，尽管不能说胡适真是达到了张居正这样的崇高风范，但其心向往之的这种精神追求，则是可以用白纸黑字来印证的事实。
胡适对张居正的尊崇之心，还表现在1937年四月初八所写《致钱玄同》的一封信中。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正与其交流关于中国佛教经典《华严经》的相关问题。胡适在阐释关于梵文“刹”的语言释义时，举出张居正在给其恩师、前荆州知府李元阳书信的一句话“愿以深心奉尘刹”做例子，认定其“‘刹’字与上文‘一切刹’之‘刹’同，梵文为Ksetra，译言国土，地土”云云。

胡适依据张居正那封《答李中溪有道尊师》的原信语义，将“刹” 释读为“国土，地土”， 并继续论证“佛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积极的人、如王荆公张江陵之流，也可以从佛教寻出积极的人生观来，见仁见智，此是一例”，实可谓深得张居正之真心。从这个角度看，他对这位明朝先贤的思想品格与执政理念，还是作过一番课入研究的。
正因为有着潘博、胡适等学界巨擘的极力推重，所以在整个民国年间，对张居正的研究一反清季的消沉与落寞，并据此形成一个高潮：不仅著述迭出、佳作凸现，甚至还有国民政府的中枢机关亦专门重新出版发行了《张江陵集》，而又有首脑人物托人代笔为之作序，其声望不为不隆。然而，真正值得一提的，是时至1943年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危的紧要关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历史学家朱东润在重庆“柏溪寓斋”，在日机轰炸的炸弹声中，完成了他的扛鼎之作《张居正大传》。在最后一节文字中，作者曾以其无比亢奋的激情，大声疾呼：“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据此，正是朱东润与他的《张居正大传》，为民国时期的“张江陵热”，鸣奏出一曲富含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作者是荆州当地有名的作家陈礼荣老师写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