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大调整和当时的河南大学历史
近十多年，高校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办起了各种专业，工学院、水利学院等实质上都成为综合性学校。几乎与此同时，高校合并风潮席卷全国，甚至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校，也被“捏”到了一起。
这种现象，是对1952年院系大调整所形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新改造。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两次高校“大变脸”，力道正好相反。
1952年，国内大规模调整高等院校，把此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改造成服务于集权体系的“sl模式”。各大区只保留1~4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创办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纺织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工科技术人才，院系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最初以和缓的方式进行，主要在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间进行。1952年，和风细雨突然变成了暴风骤雨，院系调整波及全国大部分高校。大刀抡起来，各个大学被切成数块，重新归堆、拼合，或“拔出”几个学校相同的院系，组成一个新学校，甚至西北的一块扔到东北，河南的一块送往湖北。
院系调整实施进度极快，合并命令一下，扛起行李就走，限期上课，很多学生在河南大学入的学，却在江西或湖北某学院毕的业。教师也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有的夫妻二人或一家数口，分别到了不同的省份。一年不到，全国高校面目全非。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缓解了工业建设人才需求。但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却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由于“zc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停办和取消，“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有人认为，这次教育变革，是一次“全盘苏化”。当时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但高等教育的很多做法却照搬苏联模式，根本不顾国内实际。当时很多学者对院系调整提出质疑，如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认为，sl式的灌输教育只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时至今日，有学者对院系调整和“sl模式”做出了评判，认为其弊有三：
第一，偏重工科，忽视理科，严重削弱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
第二，“sl模式”导致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
第三，确立了高度统一化的教育模式，抹杀了学校之间的差异（有人调侃，全国其实只有一所大学）。而分科过细的专门教育体系又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
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成为“重点”。究其原因，很多人联想到解放战争中南迁苏州的那段历史。
1979年，一位河南人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他很快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一些椅子，翻过来时，底板上写着“河南大学”字样。他曾为此困惑不解。多年后，他跟同事、著名作家张清平说起此事，才解开了其中缘由。
张清平的《青青子衿》，写的就是河大往事，她对那段曲折隐晦的历史颇为清楚。
接受采访时，张老师再度向同事求证此事。“不只是椅子，还有一些图书，上有河大藏书印章，椭圆形，紫色的。”《林徽因》、《林巧稚》的作者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向我们转述。
华中师大有河南大学的藏书和椅子，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底子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而中原大学曾从宝丰回归河大，在河大校园办学9个月。
中原大学于1948年8月1日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辽沈战役打响，三个月后淮海战役打响，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暴风骤雨般来临。这年10月，开封、郑州先后解放，中原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宝丰校址已无法容纳，12月初，中原大学整体搬迁到河南大学校区，这所初创于宝丰的学校，在开封得到长足发展，初具规模。
在当时的人看来，中原大学与河南大学关系密切。1949年2月，中原大学第二任校长潘梓年向中原大学全体师生做“响应渡江号召”动员报告时，就认为中原大学既是中原解放区人民gm大学，也是河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