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草：书法人难以登顶的珠峰
文 | 夏廷献
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的草书，从隶草（草隶）、章草、今草一路走到狂草——达到极致，成为历代书法人难以登顶的珠穆朗玛峰。许多书法人努力了一辈子，山腰也没有到达，只能望顶兴叹。狂草珠峰为何这样难以登顶？窃以为有以下三条主要原因。
第一，难在登顶成功率极低。章草的创始人是谁，说法不一。且还有“章草非草”的争议。章草之后，涉猎草书并有成就得以留名的大体有以下大家：
（1）汉代张芝（？—约192）在章草基础上创造“今草”，以《冠军帖》名世。
（2）晋代索靖（239—303）。以章草名世。
（3）晋代王羲之（303—361）。真、草、行，各体兼备，主要以行书名世。
（4）晋代王献之（344—386）。羲之第七子。各体皆能。草书《中秋帖》“不复不得”四字一笔通连——成“一笔书”之祖——亦可看作是“狂草”肇始。
（5）南朝陈隋间智永。生卒年不详，羲之七世孙。真行草皆能。《草书千字文》为其代表作。
（6）唐代孙过庭（约648—703之前）。以自撰草书《书谱》论述正、草二体书法名世。
（7）唐代张旭（约675—750）。以《自言帖》等狂草书作名世——可以看作是狂草的首创者。
（8）唐代怀素（725—785）。以狂草名世，和张旭并称“颠张醉素”。《自叙帖》为代表作。
（9）五代杨凝式（873—954）。以狂草著称。
（10）宋代黄庭坚（1045—1105）。草书大开大阖，长枪大戟般点画中常见曲屈、抖动的运笔之法，令人赞赏。
（11）宋代徽宗赵佶（1082—1135）。草书是方圆兼备的一个典范。
（12）宋代米芾（1051—1107）。主要以行书名世，部分行书帖中有少量草书。
（13）明代祝允明（1460—1526）。以草书名世。
（14）明代文征明（1470—1559）。以草书留名。
（15）明代徐渭（1521—1593）。以草率、狂颠的书画形式留名。
（16）清代王铎（1592—1652）。以行草书名世。
（17）近代于右任（1879—1964）。在草书上的贡献，一是参以魏碑笔意，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简洁质朴，自成一家。二是主编《标准草书》，起到了规范草书作用，成为初学草书者的入门课本。但对此举也有不同看法。
（18）现代毛泽东（1893—1976）。毛开天辟地的胸怀，造就了与前人不一样书作格局和气势，大气狂放的草书和“醉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现代林散之（1898—1989）。自评诗、书、画，诗为第一。隶真行草诸体，终其一生。被誉为“当代草圣”。
从以上草书大家的“简介”，可以看到“狂草”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是：王献之(“一笔连”发轫)——张旭开创——怀素发展——杨凝式（算是继承）——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也就是说，真正以“狂草”名世的，也就是“颠张醉素”、“疯杨”（凝式）等少数几个人。其主要原因,一是创造了五大书体及分体的毛笔在创造了狂草后，其运动方式（笔法）几乎达到了极限；二是社会大环境影响、制约甚至扼杀了“天才狂人”书家的出现；三是静心做学问潜心习书法胸怀博大的人越来越少。故而大约100年才出一个草书名家，500年才出一个狂草大家。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近两千年的实践说明，要想登上狂草峰顶，借用李白在《蜀道难》中发出的感叹：狂草难，难于上青天！
第二，难在有“张旭红线”制约。狂草的开创者张旭以自己独具特色的作品为狂草这个新生书体划了“三条红线”：
一是规范性。张旭狂草虽然狂，“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诗句），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颠如狂。但没有越出书道的“法规”。笔法、墨法、字法、行法、章法，看怪不怪，依然是完全合乎规范的。这就像孙大圣无论怎样跳跃腾飞，哪怕一个跟头蹿出十万八千里，也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心。明项穆《书法雅言》评论张旭书作：“其真书绝有绳墨，草宇奇幻百出不逾规矩。”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认为张旭狂草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
二是可识性。张旭狂草虽然狂，但字字可识。张旭狂草，用笔娴熟自如，酣畅淋漓，含蓄奔放。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跌宕起伏，雄肆宏伟。最狂之处是，线条连续不断，字体上下勾连，字形变幻无常，犹如天纵，缥缈不定。宋米芾《海岳书评》云：“张旭如神纠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但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仍然是完整的汉字生命体，不是非汉字，且字字可识，起码是专业人士都可识认，这是肯定无疑的。也就是说，张旭是利用汉字“一字可多形，万变不离本”的特性创造狂草书法艺术的。
三是大众性。张旭狂草虽然狂，但受到同时代和后人的广泛认可和赞赏。史载，楷书“颜体”创造者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张旭请教笔法。唐宋八大家领军人物韩愈对张旭称赞有加，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用很大篇幅论及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大家均有褒贬，唯对张旭赞叹不已，没有微词，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是书法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张旭狂草的规范性、可识性、大众性这“三条红线”为狂草划定了一个形神标准——后人草书只有符合这“三性”才叫狂草。“三条红线”也犹如三根立柱构建了狂草艺术圣殿——后人草书只有符合“三性”才能进去；也或者说是一块试金石——后人书法是不是狂草，用“三性”鉴别一下就知道了。张旭之后1200多年来，有多少书法人书写狂草，史无记载。推测应不在少数。然而只有学习张旭的怀素狂草被后人承认，杨凝式、徐渭只被半承认，毛泽东算是被承认。其他多数被边缘化了——其原因就在于逾越了“张旭红线”，要么书写不规范，要么字形不可识，要么自以为创新、孤芳自赏而不被书界和大众所承认。
第三，难在始终坚持走正路。正如攀登珠穆朗玛峰需要选择合适时间、合适路线、充分准备、分段扎营、逐步上行一样，要想登上狂草珠峰，也需要夯实基础、分步前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走正确的路线，否则就会像登山者那样半途而废甚至掉下悬崖。现代不少人热衷于书写狂草，是一种可喜现象，为登顶“储备了人力”。然而为何登顶者——被大众认可的，少得几乎没有呢？其原因主要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理作怪，表现大体有以下三点。
1、弱化毛笔功能或用替代品乱写。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书写狂草者，运笔时中锋偏锋都不用，平动、提按、绞转等主要运笔方式撇一边，而是把笔头全按在纸上胡乱涂抹一气，留下了难以目睹的墨迹，还自诩为超越前人。还有书写狂草者，不再把毛笔当作书法创作决定性的工具，而是用棍棒、抹布、手掌等蘸墨涂抹，甚至尺子、浆糊、颜料、剪刀等一齐上，拼贴制作。有的干脆在纸上倒上墨汁，随心所欲地勾划出一些怪异的“线条”。众所周知，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与使用中国特有的“毛笔”有不可或缺的关系。因此，书法可以解释为毛笔运动的规则。书写狂草，更要充分发挥毛笔“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蔡邕语）的柔软性特征。书法史上对毛笔尽管也有不同认识，也有用其它工具例如用手指进行书法创作的，但最终使用毛笔是“正宗”的观点是主流，也是历代书家取得了共识的。历史上取得了辉煌成就“自成一家”的，可以说，都是使用毛笔的书家。弱化毛笔功能或用替代品乱写的行为，不是习练狂草的正路，这样做，狂草珠峰的山脚也难以走到。
2、取消汉字或肢解歪曲汉字。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处在实用性降低、观赏性逐步增强的“变型期”。在这个变型期中，有书法人急于同西方的所谓大文化“接轨”，不顾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规律，盲目地“抄、转”西方意识和技巧，在观念上不再以可识的汉字为美，而是以字不可识为美。说什么要解放思想，冲出汉字的“羁绊”，创造出崭新的“书法艺术”。这种想法不能说错，其做法作为尝试，对整个书坛也无大碍。只不过创造的“崭新艺术”，可以称作“抽象画”或“线条艺术”，而不是“汉字书法艺术”，更不是什么狂草了。也有书法人以汉字结构变丑为美。把汉字“写”成病态：头重脚轻，缺肢少腿，口歪眼邪，四肢抽筋，浑身痉挛，上尖下散，左倾右倒，外弱内虚，一副病态。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出奇制胜”，是狂草艺术的“新境界”。想进入“新境界”，不能说不好，但将原本科学、合理、协调、美观的字形结构随意“变丑”，是不是“出奇”？能不能“制胜”？恐怕还得另说。且“出奇”应该是在“平正”的基础上，没有“平正”底子的“出奇”，可以“成名”于一时，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历史上留下来的法帖墨宝字体都是健康的。先贤的“狂草”作品，只是在“线条”的“省略、连接”上有所突破，其结构是完全合乎“健康”规范的。他们是把“字”当“人”来塑造来观赏的，健康人和病态人相比，当然是健康的人美。取消汉字或肢解歪曲汉字，走的不是正路。
3、故弄玄虚地装醉犯颠发疯。狂草书写，与书写者的身体、心理、气度、情感、即时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可能是受到“颠张醉素”、“疯杨”书写狂草时精神状态的影响，在一些习练狂草者中，形成了“无酒不书”“不醉不写”的思想观念，好像不发“颠”“醉”“疯”之狂，就写不出狂草。有书者扛着超大毛笔蘸墨在广场铺就的纸张上肆意挥毫，且不说所写字形是不是狂草，单是几十平方米的作品，如何总体观赏？是否能够收藏？如何装裱？放在那里？挂在哪里？都是问题。这种癫狂表演，有什么实际意义？书者可能忘了，狂草开创者张旭留下的代表作都是“小型张”。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一位书法人，酒醉之后（是否真醉存疑），趔趔趄趄走到书案，拿起大笔蘸上墨汁，猛地弯腰，把笔一下“戳”到铺就的白纸上，形成一个墨团，起身站定，喘口粗气，重新蘸墨，然后俯身一鼓作气狂抹起来。结果是笔破纸烂。抹的是啥，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是“狂草”吗？如今人心浮躁，书界尤甚，加之媒体推波助澜，致使有的书法人狂妄不羁走火入魔，不会走就想飞，觉得自己是得了“颠张醉素”“疯杨”的真传。这里，有必要对狂草开创者“颠张”——张旭的情况多说几句。张旭能诗，长于七绝。书法得之于“二王”。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被黄庭坚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这就是说，张旭是以“绝有绳墨”（项穆《书法雅言》）的楷书为基础创造狂草的。他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是深厚内在底蕴的一种外在表现。他的“颠”也有被时人和后人夸大了的成分，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是佯醉或微醺。即便是真颠，手握的是毛笔，书写的仍然是符合规范的汉字。怀素的“醉”杨凝式的“疯”也是这样。“疯子”徐渭大醉而非佯醉之后的狂乱潦草之作，并不被书界和大众完全所认可。现代“狂草热”中的书法人有几人诗词超群、散文上佳？有几人的楷书达到了今人“无能出其右者”的水平？有几人像怀素那样练了一万多棵芭蕉叶？不在字内功字外功上下功夫，只会抄写古诗名句，只在书写时故作醉、颠、疯之态，走的不是正路。近代的毛泽东书写时并没有颠醉疯，也写出了毛体狂草。
习书者，一般都知道练习书法是一辈子的事，也知道“继承和创新”两大主题将始终困扰终生。但道理上明白，并不代表实践上的坚持。有的习书者在正确路线上走上一段时间尚未出大名后，便“按耐不住”，产生了“迎合心理”（取得“展厅效果”，求得“入选”“得奖”），于是便寻找“捷径”——殊不知“捷径”往往是通向深沟悬崖的，其结果自然是登顶无望。
狂草难，难于上青天！
只有认识到难，只有坚持走正路，才有可能登上珠峰之巅。
文 | 夏廷献
篆隶草行楷五大书体的草书，从隶草（草隶）、章草、今草一路走到狂草——达到极致，成为历代书法人难以登顶的珠穆朗玛峰。许多书法人努力了一辈子，山腰也没有到达，只能望顶兴叹。狂草珠峰为何这样难以登顶？窃以为有以下三条主要原因。
第一，难在登顶成功率极低。章草的创始人是谁，说法不一。且还有“章草非草”的争议。章草之后，涉猎草书并有成就得以留名的大体有以下大家：
（1）汉代张芝（？—约192）在章草基础上创造“今草”，以《冠军帖》名世。
（2）晋代索靖（239—303）。以章草名世。
（3）晋代王羲之（303—361）。真、草、行，各体兼备，主要以行书名世。
（4）晋代王献之（344—386）。羲之第七子。各体皆能。草书《中秋帖》“不复不得”四字一笔通连——成“一笔书”之祖——亦可看作是“狂草”肇始。
（5）南朝陈隋间智永。生卒年不详，羲之七世孙。真行草皆能。《草书千字文》为其代表作。
（6）唐代孙过庭（约648—703之前）。以自撰草书《书谱》论述正、草二体书法名世。
（7）唐代张旭（约675—750）。以《自言帖》等狂草书作名世——可以看作是狂草的首创者。
（8）唐代怀素（725—785）。以狂草名世，和张旭并称“颠张醉素”。《自叙帖》为代表作。
（9）五代杨凝式（873—954）。以狂草著称。
（10）宋代黄庭坚（1045—1105）。草书大开大阖，长枪大戟般点画中常见曲屈、抖动的运笔之法，令人赞赏。
（11）宋代徽宗赵佶（1082—1135）。草书是方圆兼备的一个典范。
（12）宋代米芾（1051—1107）。主要以行书名世，部分行书帖中有少量草书。
（13）明代祝允明（1460—1526）。以草书名世。
（14）明代文征明（1470—1559）。以草书留名。
（15）明代徐渭（1521—1593）。以草率、狂颠的书画形式留名。
（16）清代王铎（1592—1652）。以行草书名世。
（17）近代于右任（1879—1964）。在草书上的贡献，一是参以魏碑笔意，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简洁质朴，自成一家。二是主编《标准草书》，起到了规范草书作用，成为初学草书者的入门课本。但对此举也有不同看法。
（18）现代毛泽东（1893—1976）。毛开天辟地的胸怀，造就了与前人不一样书作格局和气势，大气狂放的草书和“醉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现代林散之（1898—1989）。自评诗、书、画，诗为第一。隶真行草诸体，终其一生。被誉为“当代草圣”。
从以上草书大家的“简介”，可以看到“狂草”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是：王献之(“一笔连”发轫)——张旭开创——怀素发展——杨凝式（算是继承）——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也就是说，真正以“狂草”名世的，也就是“颠张醉素”、“疯杨”（凝式）等少数几个人。其主要原因,一是创造了五大书体及分体的毛笔在创造了狂草后，其运动方式（笔法）几乎达到了极限；二是社会大环境影响、制约甚至扼杀了“天才狂人”书家的出现；三是静心做学问潜心习书法胸怀博大的人越来越少。故而大约100年才出一个草书名家，500年才出一个狂草大家。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近两千年的实践说明，要想登上狂草峰顶，借用李白在《蜀道难》中发出的感叹：狂草难，难于上青天！
第二，难在有“张旭红线”制约。狂草的开创者张旭以自己独具特色的作品为狂草这个新生书体划了“三条红线”：
一是规范性。张旭狂草虽然狂，“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诗句），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颠如狂。但没有越出书道的“法规”。笔法、墨法、字法、行法、章法，看怪不怪，依然是完全合乎规范的。这就像孙大圣无论怎样跳跃腾飞，哪怕一个跟头蹿出十万八千里，也没有跑出如来佛的手心。明项穆《书法雅言》评论张旭书作：“其真书绝有绳墨，草宇奇幻百出不逾规矩。”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认为张旭狂草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
二是可识性。张旭狂草虽然狂，但字字可识。张旭狂草，用笔娴熟自如，酣畅淋漓，含蓄奔放。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跌宕起伏，雄肆宏伟。最狂之处是，线条连续不断，字体上下勾连，字形变幻无常，犹如天纵，缥缈不定。宋米芾《海岳书评》云：“张旭如神纠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但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仍然是完整的汉字生命体，不是非汉字，且字字可识，起码是专业人士都可识认，这是肯定无疑的。也就是说，张旭是利用汉字“一字可多形，万变不离本”的特性创造狂草书法艺术的。
三是大众性。张旭狂草虽然狂，但受到同时代和后人的广泛认可和赞赏。史载，楷书“颜体”创造者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张旭请教笔法。唐宋八大家领军人物韩愈对张旭称赞有加，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用很大篇幅论及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大家均有褒贬，唯对张旭赞叹不已，没有微词，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是书法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张旭狂草的规范性、可识性、大众性这“三条红线”为狂草划定了一个形神标准——后人草书只有符合这“三性”才叫狂草。“三条红线”也犹如三根立柱构建了狂草艺术圣殿——后人草书只有符合“三性”才能进去；也或者说是一块试金石——后人书法是不是狂草，用“三性”鉴别一下就知道了。张旭之后1200多年来，有多少书法人书写狂草，史无记载。推测应不在少数。然而只有学习张旭的怀素狂草被后人承认，杨凝式、徐渭只被半承认，毛泽东算是被承认。其他多数被边缘化了——其原因就在于逾越了“张旭红线”，要么书写不规范，要么字形不可识，要么自以为创新、孤芳自赏而不被书界和大众所承认。
第三，难在始终坚持走正路。正如攀登珠穆朗玛峰需要选择合适时间、合适路线、充分准备、分段扎营、逐步上行一样，要想登上狂草珠峰，也需要夯实基础、分步前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走正确的路线，否则就会像登山者那样半途而废甚至掉下悬崖。现代不少人热衷于书写狂草，是一种可喜现象，为登顶“储备了人力”。然而为何登顶者——被大众认可的，少得几乎没有呢？其原因主要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理作怪，表现大体有以下三点。
1、弱化毛笔功能或用替代品乱写。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书写狂草者，运笔时中锋偏锋都不用，平动、提按、绞转等主要运笔方式撇一边，而是把笔头全按在纸上胡乱涂抹一气，留下了难以目睹的墨迹，还自诩为超越前人。还有书写狂草者，不再把毛笔当作书法创作决定性的工具，而是用棍棒、抹布、手掌等蘸墨涂抹，甚至尺子、浆糊、颜料、剪刀等一齐上，拼贴制作。有的干脆在纸上倒上墨汁，随心所欲地勾划出一些怪异的“线条”。众所周知，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与使用中国特有的“毛笔”有不可或缺的关系。因此，书法可以解释为毛笔运动的规则。书写狂草，更要充分发挥毛笔“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蔡邕语）的柔软性特征。书法史上对毛笔尽管也有不同认识，也有用其它工具例如用手指进行书法创作的，但最终使用毛笔是“正宗”的观点是主流，也是历代书家取得了共识的。历史上取得了辉煌成就“自成一家”的，可以说，都是使用毛笔的书家。弱化毛笔功能或用替代品乱写的行为，不是习练狂草的正路，这样做，狂草珠峰的山脚也难以走到。
2、取消汉字或肢解歪曲汉字。书法艺术尤其是草书，处在实用性降低、观赏性逐步增强的“变型期”。在这个变型期中，有书法人急于同西方的所谓大文化“接轨”，不顾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规律，盲目地“抄、转”西方意识和技巧，在观念上不再以可识的汉字为美，而是以字不可识为美。说什么要解放思想，冲出汉字的“羁绊”，创造出崭新的“书法艺术”。这种想法不能说错，其做法作为尝试，对整个书坛也无大碍。只不过创造的“崭新艺术”，可以称作“抽象画”或“线条艺术”，而不是“汉字书法艺术”，更不是什么狂草了。也有书法人以汉字结构变丑为美。把汉字“写”成病态：头重脚轻，缺肢少腿，口歪眼邪，四肢抽筋，浑身痉挛，上尖下散，左倾右倒，外弱内虚，一副病态。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出奇制胜”，是狂草艺术的“新境界”。想进入“新境界”，不能说不好，但将原本科学、合理、协调、美观的字形结构随意“变丑”，是不是“出奇”？能不能“制胜”？恐怕还得另说。且“出奇”应该是在“平正”的基础上，没有“平正”底子的“出奇”，可以“成名”于一时，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历史上留下来的法帖墨宝字体都是健康的。先贤的“狂草”作品，只是在“线条”的“省略、连接”上有所突破，其结构是完全合乎“健康”规范的。他们是把“字”当“人”来塑造来观赏的，健康人和病态人相比，当然是健康的人美。取消汉字或肢解歪曲汉字，走的不是正路。
3、故弄玄虚地装醉犯颠发疯。狂草书写，与书写者的身体、心理、气度、情感、即时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可能是受到“颠张醉素”、“疯杨”书写狂草时精神状态的影响，在一些习练狂草者中，形成了“无酒不书”“不醉不写”的思想观念，好像不发“颠”“醉”“疯”之狂，就写不出狂草。有书者扛着超大毛笔蘸墨在广场铺就的纸张上肆意挥毫，且不说所写字形是不是狂草，单是几十平方米的作品，如何总体观赏？是否能够收藏？如何装裱？放在那里？挂在哪里？都是问题。这种癫狂表演，有什么实际意义？书者可能忘了，狂草开创者张旭留下的代表作都是“小型张”。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一位书法人，酒醉之后（是否真醉存疑），趔趔趄趄走到书案，拿起大笔蘸上墨汁，猛地弯腰，把笔一下“戳”到铺就的白纸上，形成一个墨团，起身站定，喘口粗气，重新蘸墨，然后俯身一鼓作气狂抹起来。结果是笔破纸烂。抹的是啥，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是“狂草”吗？如今人心浮躁，书界尤甚，加之媒体推波助澜，致使有的书法人狂妄不羁走火入魔，不会走就想飞，觉得自己是得了“颠张醉素”“疯杨”的真传。这里，有必要对狂草开创者“颠张”——张旭的情况多说几句。张旭能诗，长于七绝。书法得之于“二王”。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被黄庭坚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这就是说，张旭是以“绝有绳墨”（项穆《书法雅言》）的楷书为基础创造狂草的。他创作时的精神状态，是深厚内在底蕴的一种外在表现。他的“颠”也有被时人和后人夸大了的成分，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是佯醉或微醺。即便是真颠，手握的是毛笔，书写的仍然是符合规范的汉字。怀素的“醉”杨凝式的“疯”也是这样。“疯子”徐渭大醉而非佯醉之后的狂乱潦草之作，并不被书界和大众完全所认可。现代“狂草热”中的书法人有几人诗词超群、散文上佳？有几人的楷书达到了今人“无能出其右者”的水平？有几人像怀素那样练了一万多棵芭蕉叶？不在字内功字外功上下功夫，只会抄写古诗名句，只在书写时故作醉、颠、疯之态，走的不是正路。近代的毛泽东书写时并没有颠醉疯，也写出了毛体狂草。
习书者，一般都知道练习书法是一辈子的事，也知道“继承和创新”两大主题将始终困扰终生。但道理上明白，并不代表实践上的坚持。有的习书者在正确路线上走上一段时间尚未出大名后，便“按耐不住”，产生了“迎合心理”（取得“展厅效果”，求得“入选”“得奖”），于是便寻找“捷径”——殊不知“捷径”往往是通向深沟悬崖的，其结果自然是登顶无望。
狂草难，难于上青天！
只有认识到难，只有坚持走正路，才有可能登上珠峰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