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疫灾是由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导致人类健康与生命损失的灾害。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220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为1，64％；西汉为7，33，6，东汉为]5，90％，公元前二世纪为4％，公元前一世纪为9％，公元一世纪为12％，公元二世纪为15％，不排除疫灾记载有近详远略的可能，但从全国范围看，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疫灾发生的季节除秋季较少外，春、夏、冬季的概率差不多。在周期性规律上，该时期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约80年时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公元前120—80年)长达2个世纪，其中公元前50—50年的疫灾频度高达17％，为两汉之际的疫灾高峰；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东汉灭亡尚未结束，而是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在空间分布上，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有高度相关性，先秦时期仅黄河、长江流域有疫灾发生。西汉时期由于匈奴的介入，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东汉时期南方人口大量增加，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总体来说，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是北方甚于南方，但随着时间推移，南方疫灾比重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瘟疫灾害疫灾序列疫灾分布先秦两汉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OOl一5205(2010)03—0096—17
[收稿日期]2008-11—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471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S031，)；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8JA770013)；国家科技部社会公益项目(2004DIBlJ032)。
[作者简介]龚胜生(1965—)。男，湖南涟源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医学地理学和区域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关于中国古代“疫”的研究，近十年来，特别是2003年“非典”以后，已俨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不过，其中绝大多数是疫病史的研究，是医学史、传染病史、社会医疗史、灾害史视野下的研究。笔者研治中国古代的“疫”，则致力于疫灾地理的阐述，是灾害地理、医学地理、历史地理视野下的研究。笔者所要探究的，不是“疫病”传播的历史和演变的历史，而是“疫灾”的流行规律和地理特征，属于笔者所倡导的“历史医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①。
关于先秦两汉“疫”的研究，可资参阅的专门研究主要有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王文涛的《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汉代的抗疫救灾措施与疫病的影响》、刘继刚的《论东汉时期的疾疫》、王永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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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医学地理学思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地甲病的地理分布变迁》，《地理学报》，2000年第4期，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都曾言及，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曹丕时在东宫，目睹“疫疠大起，时人凋伤”，他在给大理王朗的信中说：“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在与元城县令吴质的信中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当时有名的“建安七子”中，即有徐干、陈琳、应瑒、刘祯、王粲五人死于此次疫灾。曹操则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回忆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减少，吾甚忧之。”是年，魏军伐吴，“至居巢，军士大疫”，司马朗染疫死于军中，时年四十七岁；王粲染疫死于军中，时年四十一岁①。此外，河南颍川瘟疫流行，百姓死者不计其数，太守官府中上班的掾吏死亡大半，以致连升堂办公的人数也凑不齐②。河北宁津县、交河县、南皮县大疫③。对于导致这次疫灾的疫病，有斑疹伤寒、鼠疫、流感多种解释④。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八月，江汉平原大水。冬，关羽围曹仁于襄阳，虏三万曹军至江陵，孙权遣吕蒙偷袭关羽，智取荆州，关羽退守当阳麦城。十二月，关羽父子被擒，吴平荆州，“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⑤。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曹操回到洛阳，庚子日崩于洛阳，时太子曹丕在邺城，加之“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贾逵认为不可，乃发丧将灵柩运往邺城⑥。
二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的时间分布
1，朝代分布
先秦两汉时期，从西周灭亡的公元前771年算起，到东汉灭亡的220年止，前后共经历了992年，根据上文建立的疫灾时间序列，此间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共有57个，疫灾频度(某时段疫灾年数占总年数的百分比)为5，74％。以大的历史时期划分，春秋战国550年中疫灾年份9个，疫灾频度为1，64％；秦代短促，l5年中无疫灾记载；西汉232年中疫灾年份17个，疫灾频度为7，33％；东汉195年中疫灾年份31个，疫灾频度为l5，90％。据此，先秦两汉时期疫灾似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
在各朝代内部，疫灾的时间分布很不均衡。秦祚短促，不足为论，至于西汉，疫灾频度明显折射出了各帝王统治时期的治乱状况。
西汉初年(公元前206一公元前180年)，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不大，社会也比较稳定，疫灾不多，高帝、惠帝两朝没有疫灾记载，仅高后朝在军队中有过1次疫灾流行(公元前181年)。
西汉中期(公元前179一公元前49年)的130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虽然人口规模有较大增加，但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也有较快发展，疫灾仍然稀少，其中，文帝朝前十三年“方内艾安，民人靡疾”⑦，后期有1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163年)，景帝朝有2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143、公元前142年)，武帝朝有1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88年)，昭帝朝未见疫灾记录，宣帝朝有1年发生过疫灾(公元前64年)。
西汉晚期(公元前48—23年)自然灾害趋于活跃，水、旱、蝗、震，群集发生，70年间，疫灾连绵不断，并一直延续到东汉前期。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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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9《献帝纪》、志17《五行志》；《三国志》卷2《文帝纪》、卷21《王粲传》、卷1《武帝纪》、卷15《司马朗传》。
②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l998年，第57页。
③光绪《宁津县志》卷11《杂稽志•祥异》；民国《交河县志》卷10《杂稽志•祥异》；民国《南皮县志》卷14《故实志下•祥异》。
④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6页；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州)广东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91页；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年第8期，第2页，
⑤《三国志》卷47《吴主传》，
⑥《三国志》卷1《武帝纪》、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
⑦《史记》卷28《封禅书》。

虫螟食稼，水旱为灾”①。
东汉中期(58—146年)疫灾趋于稀少。明帝、章帝两朝40年间未见疫灾流行②，和帝朝有1年疫灾记载(94年)，总体上处于疫灾平息期；殇帝朝统治时间仅一年，无疫灾记载，安帝朝有大规模的疫灾3次(107年、119年、125年)，顺帝朝有大规模的疫灾2次(126年、129年)，开启了新一波的疫灾高潮。冲帝、质帝在位时间均只一年，未见疫灾记载，但这并不表明疫灾趋于平息了，因为紧接着的是东汉末年疫灾高潮期的到来。


东汉末年(147—220年)，地震、水旱之灾不断，疫灾流行之惨，即使与西汉末年相比也毫不逊色。桓帝朝至少有5年发生过疫灾(149年、151年、161年、162年、166年)，在梁冀专权的六年中，灾异并臻，《梁冀别传》称：“冀之专政，天为见异，太白经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判戾，盗贼略平民。”③灵帝朝至少有5年发生过疫灾(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光和元年(178年)十月，因为日食，灵帝曾自称“践阼以来，灾眚屡见，频岁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疫疠流行，劲风折树，河洛盛溢”④。献帝朝至少有8年发生过疫灾(204年、208年、209年、212年、215年、217年、219年、220年)，是两汉各帝王在位时期发生疫灾次数最多的。
如图1所示，东汉献帝朝有8个年份发生过疫灾，居秦汉各帝王之首；光武帝有7个年份发生过疫灾，位居其次；又次是灵帝朝和桓帝朝，各有5年发生疫灾；再次是元帝朝和王莽朝，各有3年发生疫灾。这六个朝代的疫灾年数占两汉时期疫灾年数的64。6％。但是，由于各个帝王在位的时间长短不一，仅凭绝对疫灾年数还不能正确地反映疫灾的时间特征，因此还必须引入疫灾频度这个相对计量指标。如图2所示，秦汉各帝王中，疫灾频度最高的是两汉之际的平帝、新莽、光武帝三朝和东汉末的桓帝、灵帝、献帝三朝，它们的疫灾频度都在l5％以上，通过对比图1和图2，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两汉之交和东汉末年是先秦两汉时期的疫灾多发期。
2。世纪分布
先秦两汉时期历经将近10个世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每个世纪各有1—2年发生疫灾，疫灾频度为l%—2％，其后，公元前2世纪为4％，公元前1世纪为9％，公元1世纪为12％，公元2世纪为15％，如图3所示，世纪分布也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毫无疑问，先秦两汉时期有关疫灾的记录是有遗漏的，如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成帝说他即位十多年以来“数遭水旱疾疫之灾”，而《汉书•成帝纪》和《汉书•五行志》均未载有疫灾发生；而且，越是时代久远，遗漏可能更多，特别是春秋时期，所凭借的资料仅《春秋》及其传注，而其又有“外灾不书”的陋习。因此，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疫灾频度，不具有实际的比较意义，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两汉时期的疫灾频度是具有实际的比较意义的，即两汉时期的疫灾具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是不容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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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49《汉纪•汉孝安皇帝上》。
②建初元年(76年)正月，章帝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卷3《章帝纪》)，杨终上疏曰：“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注曰；“‘灾’字或作‘牛’。疫，病也。”(《后汉书》卷78《杨终传》)。王充曰：“建初盂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论衡》卷19《恢国篇》)。据此，此年灾疫为牛疫，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另，乾隆《洛阳县志》卷10《祥异》云：“汉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大疫。”不知本自何处，当是安帝延光四年之事。
③《后汉书》志17《五行志•水变色》永兴二年注引。
④《后汉书》志17《五行志•日蚀》。

三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的空间分布
1，先秦疫灾的分布
在搜集到的10个疫灾年份中，发生在关中乎原的4次(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43年)，发生于黄河下游的5次(公元前674年、公元前564年、公元前523年、公元前362年、公元前277年)，发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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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帝内经•素问》卷末《刺法论》。
②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4页。
③“十年疫灾指数”是笔者在《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它是指连续10年内发生疫灾的年数。

长江三角洲的1次(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南方只有吴国发生过疫灾①，北方则秦、赵、郑、魏、宋、齐、鲁诸国都发生过疫灾，北方疫灾数显著多于南方，疫灾数值北方与南方之比为9：1，如图5所示，先秦疫灾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由西安、邯郸、临淄、曲阜、商丘、新郑等城市围成的区域范围内，这个疫灾重心区域正是当时农耕历史悠久、人口相对稠密的区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的正相关关系。春秋战国时，秦国医生甚多，良医几乎都是秦国人，如医和、医缓②，这可能与先秦关中地区人口稠密，疫病流行较多有关，因为良医的成就必须有充分的临床机会。
2。西汉疫灾的分布
17个疫灾年份中，11次发生在北方，4次发生在南方，2次(公元前142年、公元前64年)南、北方都有流行，但以北方为主。北方疫灾中，9次(公元前163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47年、公元前46年、公元前]9年、公元前15年、公元前7年、公元前3、2年)在关东地区，1次(公元前143年)在关中地区，1次(公元前88年)在匈奴地区。南方疫灾中，2次(公元前181年、22年)在长江中游，2次(14年、16年)在长江上游，4次都与战争征服有关，南方土著居民没有发生疫灾的记载。南北比较，北方疫灾数仍然显著多于南方，疫灾数北方与南方之比为13：6。与先秦相比，疫灾主要发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特点未变，但长江流域疫灾数有所增加，同时北方草原地区也开始有了疫灾的记载。
3。东汉疫灾的分布
31个疫灾年份中，17次发生于北方，11次发生于南方，3次南北方都有发生。北方疫灾中，2次(46年、51年)发生在匈奴地区，12次(50年、94年、107年、125年、1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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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楚国似亦有过疫灾，明代刘基《诚意伯文集》卷18《螇螰第七》载：“楚令尹病，内结区霱，得秦医而愈，乃言于王，令国人有疾不得之他医。无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医者皆死，于是国人悉往齐求医，”按：文中提到子良，当为楚襄王时事。
②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s7年，第23页。

161年、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220年)主要发生在关东地区，2次(126年、166年)关中、关东都有发生，1次(162年)发生在陇右军中。在疫灾区域纵贯南北的3次(129年、151年、217年)疫灾中，灾区都在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仍然是灾区的主体。南方疫灾中，4次(37年、38年、119年、212年)主要发生于长江下游，5次(204年、208年、209年、215年、219年)主要发生于长江中游，2次(44年、48年)主要发生在岭南和贵州，其中半数与战争有关。南北比较，北方疫灾略多于南方，疫灾数北方与南方之比为20：14。与西汉相比，疫灾重心区域仍在黄河下游地区，但疫灾范围向南向北都有扩展，长江中下游疫灾有很大增加，许多原来没有发生过疫灾的南方省区，如安徽、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也开始有了疫灾流行，南北差距进一步缩小。长江中下游疫灾比重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不过，应该指出，尽管东汉时期南北疫灾年数已经比较接近，但不能因此就说此时南方疫灾的严重性可以和北方相提并论了，因为该时期南方疫灾大多与战争有关，且主要发生于不服南方水土的北方军士中，不似黄河流域的疫灾都发生在当地居民中。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先秦两汉时期见于记载的疫灾年份57个，疫灾频度5，74％，其中春秋战国的疫灾频度为1，64％，西汉的疫灾频度为7，33％，东汉的疫灾频度为15，90％。疫灾的发生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但是，年际和年内的波动很明显，两汉之交和东汉末年为疫灾多发期，冬、春、夏季为疫灾多发季节，秋季较少发生疫灾。
2，先秦两汉时期至少经历了2个大的疫灾稀少期和3个大的疫灾频繁期，第一个波动周期在公元前200—公元前120年间，波长约80年，波峰不很明显；第二个波动周期在公元前120—80年间，波长200年，其中公元前50—50年间的一个世纪疫灾频度高达17％，为疫灾高峰期；第三个波动周期始于80年，下接三国时期的疫灾高峰期。
3，疫灾分布与人口分布具有高度相关性。先秦疫灾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方疫灾显著多于南方；西汉时期蒙新高原开始有疫灾记载，长江流域的疫灾也有所增加，但仍然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汉时期东南沿海开始有疫灾记载，疫灾范围向南扩展到岭南，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有显著增加，黄河中下游仍为疫灾重心区域，先秦两汉时期南方疫灾比重的不断提高，反映了南方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以上结论，是根据所搜集到的历史文献做出的。无庸讳言，历史文献是有缺失的，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缺失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先秦时期比两汉时期缺失的可能要多，偏远地区比京畿地区缺失的可能要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上述结论的精确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样的记载缺失而颠覆上述的三个结论。即我们不能因为先秦疫灾纪录缺失的相对多些，而认为先秦的疫灾频度要高于两汉；我们也不能因为京畿地区疫灾纪录缺失的相对少些，而认为偏远地区的疫灾频度要高于京畿地区。我们理解到疫灾记载的缺失及其缺失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鉴于疫灾对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威胁，鉴于农耕文明对灾害纪录的重视，对于两汉以来以“正史”为主的疫灾纪录系统，我们是视为“信史”的。
有人认为：“越是时代靠前的时段可能留下的疫灾记载越少，越是靠后的时段可能留下的疫灾记载越多；这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并不能准确反映疫灾发生的实际情况。”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但后半句并不准确。比如，虽然明清时期的疫灾记载确实比两汉、隋唐、宋元时期的都要多得多，其中也许确实有“人为的原因”，但也绝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明清时期实际发生疫灾的频率确实要比两汉、隋唐、宋元时期高，具体到两汉时期，究竟是西汉缺失的记载多还是东汉缺失的记载多，是西汉前期缺失的记载多还是西汉后期缺失的记载多，恐怕连《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作者们也争论不出一个结果，如上结论之一，东汉疫灾频度15，9％，西汉疫灾频度7，33％，东汉比西汉要高出一倍，表面看来，似乎是“人为的原因”所造成。其实不然，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抑或是本文研究之外的其他历史时期，疫灾频度都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如本文结论之二，是经历了疫灾稀少期和疫灾频繁期的交替波动的。显然，这些波动并不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有人还认为：“越是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留下的疫灾纪录越多，越是偏远的地区，可能留下的疫灾记载越少；这也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也不能准确反映疫灾发生的实际情况。”同样，这句话的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后半句并不准确。根据我们现有的研究，历朝历代，都城所在的京畿地区的疫灾频度都是最高的，这其中确实有京畿地区疫灾记载遗漏较少的“人为的原因”，但是，京畿地区人口稠密，人口流动性大，事实上比偏远地区发生疫灾确实要容易得多。本文结论之三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的人口相对稠密地区，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疫灾相对稀少。这个结果是由于南方地区疫灾记载缺失所致吗?难道事实真的像有些历史学者所说的“疫病的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①，“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是汉代疫病的高发区”②，“两汉时期的疾疫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江南地区、京师地区三大块”③吗?事实胜于雄辩，图5、图6、图7是最好的回答。南方地区被认为是两汉时期的疫灾高发区，其实只是持有这些观点的历史学者对南方地区暑湿、炎热、多毒、多致病因子的一种“环境感知”，事实上，西南、岭南虽然有瘴气(主要是恶性疟疾)等环境性疾病的潜在威胁，但由于当时人口稀少，加之土著居民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服了当地的水土，并不容易发生瘟疫流行，只有当对南方环境性疾病缺乏免疫力的北方军队或居民大规模进入时，才有可能导致瘟疫流行，如高后征南越的军队、马援征交趾和五溪蛮的军队、王莽征西南夷的军队、曹操征荆州的军队等等。因此，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疫灾的流行，多半是由于战争引起，这与北方地区的疫灾在发生机理上有着本质的差别。
还应该指出，我们的“疫灾”研究，不是“传染病史”研究；我们所定义的“疫灾”④，仅指人间瘟疫流行的灾害，并不包括牛疫等畜疫在内，与“疾疫”、“疫病”、“疫情”等概念也有所不同。因此，关于两汉时期的疫灾次数，与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这很正常，学术研究只有求同存异，才能百花齐放；只有各抒己见，才能百家争鸣。别人研究不深刻者，尔深刻之；别人研究不完善者，尔完善之。不用自己的“模子”去“规范”别人的研究，乃真“专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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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l5页。
②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n期，第30页。
③王永飞：《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6页。
④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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