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那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幽灵”闯入闭锁狭小的耶那小城时，对海洋的渴望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暗自在日尔曼森林中鼓荡。
比如，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设的“历史哲学”讲座中，对于“水元素”的自然本性予以重新勘定：“我们惯常于把水看作是分隔的元素，尤其晚近以来，人们坚持主张，以为国家必须按照自然的形态来划分。可是，反过来说，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认为那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重要的了”。


古代人认为海水分隔陆地是神赐的自然秩序，因而，航海被看作一件渎神的行为，因为它试图去“搅扰古老的女神”，把大自然分开的东西连接起来。
对这一古老的自然秩序的认信决定了古代特殊的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形态——城邦。
与此一致，普世性的帝国在古代被认为是反自然的，不值得追求的。
这一种认识记载在史家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批判、哲学家色诺芬对斯巴达土地贵族政体欣赏、以及传记家普鲁塔克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的轻松讥讽中。


水元素的自然性质在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被重新勘定，与古代相反，水不再是分隔陆地，而是把陆地连接起来了。这种崭新的认识直接为后世所有哲学和政治上的普世追求奠定了地理基础。
遗憾的是，黑格尔在大学讲堂上讨论水元素的性质时，大航海时代已经过去三百年了。


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秘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风息，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洋变做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
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沉着与勇敢；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水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
——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的最大光荣。

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多么壮丽的政治建筑，他们自己也只以大海为界——就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类似黑格尔的这种渴望，一直到俾斯麦统一了德意志时，才有机会得以实现。


格劳修斯的这个命题，源自罗马法以及自然法的抽象推理，其实际政治意图乃是为了对抗当时横亘在荷兰海权之路上的绊脚石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有后来居上之势的英国。

根据前苏格拉底宇宙论，德意志自古就是个“无水之地”，这直接导致宇宙中的各种元素（土、水、气、火）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其后果是，日尔曼的土地不得不经常遭受烈日的曝晒，而得不到大气的护佑以及雨水的滋润，土地异常干旱。更加糟糕的是，自中世纪起，霍布斯所说的“罗马幽灵”翻过阿尔卑斯山，盘踞在日尔曼的大地上，再也不愿意离去。
此后的一千年里，这股妖风把日尔曼大地吹得一片干裂，沟壑纵横，支离破碎，邦国林立，内战频仍。以至于联邦党人感叹道：各成员之间的论战和战争是如此普遍，以致日尔曼的史书全是血淋淋的描写。当哥伦布扬起现代海洋时代的风帆时，这股妖风在日尔曼的“无水之地”上刮得正紧。


又过几百年，俾斯麦终于止住了这股妖风，德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但却是极为短视和功利的引水灌溉工程，以图局部地改善内陆贫瘠干燥的土壤和大气环境。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项引水工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民生的目的，海水退潮以后，留下无数的美丽湖泊，安详地点缀于日尔曼森林中，如今已成为宝贵的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