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科举制度之外，最高层统治阶级的个人好恶往往也会影响这一时代书法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就非常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他不但自己书法学王羲之，而且还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论》加以褒扬，从而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后世以得王羲之真传为荣，甚至在书法批评中也常常以王羲之的书法为标准。还有宋徽宗赵佶，他本人不仅是出色的书画家，还是艺术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他扩充翰林书画院，集中众多书画家，编辑《宣和书谱》，组织刻印《大观帖》，还广泛搜集流散民间的文物，不仅有利于当时艺术的传播与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另一方面，最高层统治阶级的个人好恶的影响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忽视。清初康熙喜欢董其昌的书法，天下翕然学之；后来乾隆又崇尚赵孟頫，于是赵书又风靡海内，故清代前期书法较明代及清后期都显逊色。此外，权臣的书法好尚也会影响时风，如宋之李宗鄂、蔡襄、王安石，清之翁同和等，这种以高层、权臣的好恶为尚的书风，违背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不但会阻碍、限制书法的发展，而且也会歪曲书法批评的客观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