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1729年）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书记载，曾静曾指责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雍正帝并未杀子，且无有关传说。否则，但凡有稍许蛛丝马迹，允禩等手下之人定会有所透露，曾静必以此为一重要把柄，大肆渲染，以丑化雍正帝的形象，扩大反清影响，而绝无可能对此保持缄默。
     雍正帝勒令亲子做其政敌之子，是一空前绝后的帝王之家丑闻。因此，嘉庆帝继位后纂修《清高宗实录》时，为遮掩弘时因允禩获罪株连，及雍正帝勒令他充当允禩之子这一事实，竟有意不载允禄等人奏折，只留下乾隆帝的上谕，从而使这一曾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之事，成为一桩无头公案，同时也为后人留下可作推论的余地。
     并非偶然的是，1927年修讫的《清史稿》中，有关弘时获罪之详情，也一字未提。据该书《皇子世表》载：“弘时，世宗第三子，早死。无嗣。”该书《列传》中，对弘时的记述只是一笔带过：“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 [11]与《清高宗实录》一样，《清史稿》以简约笔法，坚持了为君者讳的原则。
    需要指出，弘时因允禩获罪牵连而受严惩，只是可为大臣们所道出的原因之一，而且并非最主要的原因。他与雍正帝的矛盾，之所以达到父子之情已绝的地步，换言之，他所以背叛其父而站到雍正帝的政敌允禩的一边，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是臣工所无法启齿的。


   雍正帝第一子弘晖（胤禛嫡福晋乌拉纳喇氏生）逝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六月，年8岁。第二子弘昀（与弘时同母）逝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年11岁。自弘昀死后，弘时成为雍亲王府邸的大阿哥。不仅如此，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弘历（乾隆帝）出生前，年已八龄的弘时，还是雍亲王的独子。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宣布秘密建储的决定时，却以“诸子尚幼”为理由，认为不可举行（公开）建储。[12]当时弘时已20岁，绝非幼龄，况且其子，雍正帝的长孙永珅（生于康熙六十年七月，逝于雍正二年正月），也已3岁。[13]雍正帝的上述话语，透露他在考虑皇嗣人选时，实际上已将弘时排除在外了。
    按常理而言，弘时应是雍正帝择嗣时的首要人选。因为他既在诸子中排行最先，又已成人，且有子嗣，其生母李氏在雍邸时已是侧福晋，其名份仅次于嫡福晋乌拉纳喇氏。弘时的上述优势，都是弘历所不具备的。可是，雍正帝建储时却弃长而择幼，选中比弘时小7岁，尚是一位少年，其生母钮祜禄氏在雍邸时并无正式位号的弘历。雍正帝为何不喜欢弘时呢？


     弘时20岁以前，先后经历了康熙帝两废太子，诸皇子为谋取储位拉党结派，明争暗斗，皇十四子允禵率师西征，收复藏地，康熙帝猝死，胤禛获取皇位等一系列大事。乾隆帝称弘时“放纵”、“不谨”，表明他具有率直、任性的性格特征。尽管尚无史料予以证实，但根据雍正帝其后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一情况，似可判断早在雍正帝继位前，弘时对于允禩等人，即有一定好感，他对康熙朝晚期储位之争的看法，具有与其父胤禛截然不同的倾向性。因此，雍正元年雍正帝秘密建储时，当然要将这位怀有异志之子，排除在外。
     尽管如此，雍正帝继位前，他与弘时之间并无明显的利益冲突。当父子两人分别完成从皇子到皇帝，从皇孙到皇子的角色转换后，由于具有居长、生母地位较高等优势条件，弘时对储位怀有希冀，也是情理中事。然而，雍正帝秘密建储后，这对父子的关系逐步恶化，双方矛盾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的秘密建储虽然做得十分缜密，但仅3个月后，便由他本人泄露了天机。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康熙帝周年忌辰，雍正帝并不亲至景陵致祭，而是派年仅13岁的弘历代其前往。[14]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之举：在位皇帝特遣未来的皇帝向升天的皇帝致祭，奏告王朝百年大计已定，储位已有所属，并祈求先帝在天之灵的佑护。
     对于雍正帝这一举措最为敏感，且又因之最为沮丧者，莫过于弘时。一年后，他的疑虑再一次被证实。雍正二年（1724年）底康熙帝“再期忌辰”，弘历第二次“祭景陵”。[15]至此，弘时对储位的幻想已完全破灭，在怨恨与嫉妒心理的作用下，他进一步倒向雍正帝的反对派允禩一方，对其父所做一切持不以为然的态度。
     雍正帝的继位，使允禩等人所拥戴的皇十四子允禵帝梦成空，他们做为新帝的反对派，受到皇权的制约和打击。雍正帝在秘密建储中以弘历为储嗣，弘时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永远丧失。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这一共同原因，使弘时与允禩等人在政治上相通相近，并对雍正帝产生极大不满。从实质上看，雍正帝与弘时的矛盾，具有维护或削弱皇权的性质，随着弘时与其父关系的恶化，他已逐步站到皇权的对立面，为皇权所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继位后与弘时之间矛盾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中也反映出秘密建储之举以及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打击逐步升级，对于他与弘时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雍正帝继位初始，对弘时尚怀有父子之情，为其择师一事，颇费心思。元年（1723）冬，56岁的安庆府教授王懋竑被召见，授翰林院编修，“命在三阿哥书房行走”。王懋竑原籍江苏宝应，自幼师从叔父王式丹，“刻厉笃志，耻为标榜声誉，精研朱子之学，身体力行。”[16]雍正帝特从千里之外，找来一位惟谨惟慎，具有浓厚封建正统思想的宿儒，专门辅导弘时的学习，用心可谓良苦。这说明他对弘时尚抱有一定希望，认为后者或许能够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有所长进，改弦更张，使父子关系得到改善。
     福建漳浦人蔡世远被雍正帝选做弘历与弘昼的师傅之一。[17]史载，王懋竑上任后，与蔡世远“同侍内廷，卯入酉出，敬谨奔走”。看来，雍正帝继位后，即阖家迁入紫禁城皇宫，弘时虽已完婚生子，但亦同住宫内，并未分府另居。[18]雍正帝所称弘时“断不可留于宫庭，” 即指此而言。
     清宫每年岁末，例由皇帝向大臣颁赐福字。元年十二月，雍正帝“命书房中有未得福字者，令亲诣养心殿”。适逢“三阿哥奉差出府”，王懋竑“不往书房，不得与赐，而蔡公独得之。次日，三阿哥言当请赐”，王懋竑“以小臣不敢请”，与张廷玉（时任户部尚书）相商，张廷玉对他的态度深表赞赏。[19]这件事中，弘时的率直性格与王懋竑的谨小慎微作风，都表露无遗。弘时的“奉差”则表明，此时雍正帝与弘时的关系尚未破裂。
    雍正二年（1724年），王懋竑奔丧还乡，雍正帝令其“治丧毕即来京，不必俟三年满”。说明在他看来，王懋竑对弘时的规劝与教育，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是年冬暮，有从京师至江南办事的官员见到王懋竑，“促来春进京，且致三阿哥惓惓属望之意。” [20]足见弘时对师傅王懋竑颇有感情。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底，弘时的情况还属正常。
    雍正三年（1725年）八九月间，王懋竑扶病返京，但“养疴旅邸，不接一客”，半年后休致归里。[21]有关史籍记述他返京后的情况时，都只字未提三阿哥，表明弘时这时已出事，雍正帝勒令他做允禩之子，当发生在三年（1725年）八九月之前。王懋竑的养疴与休致，同他为避祸端而生急流勇退之念，或许也有一定内在联系。


丹丹有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