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被调到审理民事案件的市法院后)
有一次我向他陈述我的难处,因为我当时年龄才二十岁零几个月,就得和一对闹得很凶的夫妻进行调解。我认为这件事具有某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圣光,但我觉得,这种圣光和我的心灵并不协调。我发现普腊托里乌斯(当时首相的上司)的厌烦情绪,就像一个被不合时宜地叫醒的老绅士那样,而且,他怀有许多老官僚对年轻贵族所怀有的那种厌恶。
有一次我向他陈述我的难处,因为我当时年龄才二十岁零几个月,就得和一对闹得很凶的夫妻进行调解。我认为这件事具有某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圣光,但我觉得,这种圣光和我的心灵并不协调。我发现普腊托里乌斯(当时首相的上司)的厌烦情绪,就像一个被不合时宜地叫醒的老绅士那样,而且,他怀有许多老官僚对年轻贵族所怀有的那种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