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足球的后现代之惑〔世界杯〕




　　今天的德国队似乎有点陌生。

　　灵巧，轻盈，细腻，富有创意。就连他们的重型轰炸机克洛斯，也像踩着花蝴蝶般的舞步，更不用说小个子拉姆和新潮一代的小猪和小波了。

　　以前的德国队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帅气的、从美国回来的德国男子改变了它。

　　上世纪的德国队是一支无敌的铁军，夺得三次世界冠军，三次亚军。当时某足坛名宿说过这样一句话：足球是什么，就是11人对11人的球类活动，然后德国人获胜。

　　尽管德国队战绩如此辉煌，但没有人将德国球员形容为“艺术家”，他们更通常被唤作“战士”。浴血奋战的贝肯鲍尔，带伤上场的鲁梅尼格，老骥伏枥的马特乌斯……的确，意志、纪律、坚韧、稳重、忘我精神、体力充沛是德国足球的代名词，而艺术家又怎么会具有这些素质？

　　细心的读者发现了，“战士”、“意志”、“坚韧”之类的字眼，早已经是“前现代”或“现代”的口号，今天随着全能主义的消失和神性的祛魅，世界已经大步走向了后现代。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德国足球水平在近十年大幅度下滑了。有人认为，与前辈相比，现在的德国队员缺少拚劲，缺少为国争光的精神。不错，他们的前辈靠“某种精神或狂热”夺得荣誉，但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再认为忘我精神是一种美德，他们更注重自身的价值。他们认为足球只是职业，并没有心理准备去当一名舍生忘死的“战士”。

　　在现代性取向问题上，德国足球出现了严重危机。教练所提倡的“战士型球员”在新一代球员中很难发现。有一个现象很容易说明问题：在1970年代出生的德国球员中，来自前东德占大多数，而且都是球队主干———巴拉克、博罗夫斯基、克洛斯、波多尔斯基……几乎就是现在德国队的半壁江山。可要知道，在历史战绩上，东德是远不能和西德相提并论的。为什么“70一代”的西德球员到了如今集体萎靡？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随着西方更早地步入了后现代。东德的后现代之路要滞后一些，因此东德人更符合“战士格”。

　　后现代强调的是解构、创意、艺术感、个人自由和想象力。在足球领域，南美人无疑是后现代的大师。德国人从现代性的幻境走出，来到了后现代，于是他们便随意地将德国足球的优良传统集体唾弃，为什么这些传统与后现代完全不兼容？

　　21世纪初几年，德国足球一直在取向性上徘徊。2002年世界杯，德国队夺得了亚军。传统的德国足球在沃勒尔的率领下回光返照。两个主角一个是1960年代出生的德国老将，他与西德历史巨大的身影如此相像———坚强、凶猛、勇敢，他就是前现代的最后身影，门将奥利弗·卡恩；一个是东德人，同样是世界最强壮的中场球员，迈克尔·巴拉克。

　　但是，现代性的改革刻不容缓，沃勒尔躺在成绩册上睡大觉，错过了与时俱进的最好时机，德国队在2004年欧洲杯惨败而归。这时，德国足球终于决定要改变传统了。

　　一个从美国———最提倡个人主义的国度———归来的德国人，尤尔根·克林斯曼，成了新任德国队教练。他带来了后现代的思想。

　　不错，那些之前德国传统嗤之以鼻的东西———灵动、自由、微笑、随意发挥等来到了国家队。曾经因为带有这些元素而被拒于国家队门外的西德青年们，施魏因斯泰格、拉姆、默特萨克、胡特、汉克等“新青年”获得了上阵的机会，门将莱曼也顺利地盗取了卡恩的位置。于是，在世界杯上，球迷们惊喜地发现德国队队员的连环脚过人动作、脚后跟磕球、充满创意的传球，甚至还有小猪的奇异发型！试问这样的场景能在马特乌斯时代出现么？

　　但是，后现代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学者哈贝马斯将其形容为“过分的自由导致稳定性的缺失”。后现代的德国队会怎么样呢？的确，后防不稳成了德国队的心腹大患。后现代的审美情趣令球员自身产生浮躁心理，失去了过去的稳重，同时因强调个性而忽略了共性，忽略了防守的纪律性，造成克林斯曼执教时期大量失球（拉美足球也是攻强于守）。这也是马特乌斯时期没出现过的。

　　巴拉克与克林斯曼的分歧可以看作是一次取向性之争。作为中生代的代表人物，队长巴拉克认为德国队不要采用高调的进攻踢法，而要重视防守，这句话可以看出巴拉克的性格。但克林斯曼自然有他的看法。

　　今天，这支德国队迈上了绿茵场。这支球队既有迷人的后现代性，又有风格的前现代性或现代性，刚中有柔，柔中带刚。赢了，平了，输了，都不要紧，只要将自己的风格尽情发挥就好了。（录入：陈利明）

如何监管医疗器械〔民生〕




被认为是业内“头等大事”的“条例修订会”召开

　　■广东代表提出，应该对“假冒伪劣”产品明确定义

　　■深圳代表建议，国家药监局应上收产品注册审批权

　　■北京代表认为，对既无国家标准又无行业标准的，要符合注册产品标准

　　不合格的合法产品

　按照发明者的说法，这种名叫“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医疗器械在治疗不孕不育方面具有特效，目前已经在中国上千家医院使用。

　　但畅销全国的治疗仪最近遇到了麻烦。2006年3月，上海市药监局接到举报，称民营医院长江医院———以对付不孕不育而闻名———在给病人做一种可疑的治疗。举报者是著名“打假医生”陈晓兰，这位细心的理疗科医生注意到，不少患者一边接受着“恒频磁共振治疗仪”治疗，一边自如地用手机通话。这让她大感诧异：“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多台磁疗仪会严重干扰手机通话质量，患者不可能都这么轻松地使用手机。”

　　事后证实，长江医院从生产者处购进了12台治疗仪，并给前来就诊的大部分患者实施了这种治疗，每次费用为900元。患者大都来自外地农村，为了早日得子，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惜背债前来治病。

　　上海市药监局很快介入调查，他们将随机抽样的一台治疗仪交有关部门检测，一方面与厂家及该产品的注册单位联系，注册单位作出了书面答复，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确为该局注册产品。并出具了该产品的注册证书和医疗器械注册标准等资料。

　　但最近出台的检测报告却让人大吃一惊：在111项检测指标中，有88项属无法检测，合格15项，不合格8项。陈晓兰最初的疑惑也有了答案，作为该设备一项最重要的功能，“磁感应强度”一项的检测结果居然也不合格，其检测结果竟为－92％。“这意味着它基本上起不到治疗作用。”一名检测人员称。

　　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由此产生：一种经过合法注册、合法生产的医疗器械，使用过程中出现严重问题。

　　“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医疗器械监管的一个空白，”上海药监局稽查处一执法人员说，“我们无法对其查处，只能建议医院不要再使用该产品。”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法规，医疗器械的监管是以是否注册为核心。这意味着，经过合法注册的治疗仪，不管出了什么问题，监管部门均找不到相关依据进行查处。在条例中，通篇没有出现一个“合格”或“不合格”字眼。

　　医疗器械无“假冒伪劣”？

　　对于上海市药监局而言，尴尬并非首次出现。两年前，上海某公司生产的另一种医疗器械，被该市药监局认定产品不合格，并发通知要求医院不得再使用。然而生产厂家认为，医疗器械相关法规中并没有产品合格与否方面的要求，上海市药监局的执法是没有法律依据。企业申请了行政复议并最终获胜。

　　而在今年4月30日，作为III类医疗器械在国家药监局注册的隆胸产品“奥美定”，经过数起诉讼和媒体曝光之后，终于又被国家药监局撤销了产品注册号。受害者为此欢欣鼓舞———此前，因为奥美定是药监部门认可的合法产品，他们几乎输掉了所有的官司。

　　然而陈晓兰认为，与“假冒伪劣”相比，医疗器械的质量问题尚在其次。“按现在的条例，医疗器械领域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都被‘降格’为‘未经注册’。”陈晓兰说。

　　与药品法相对应的条例中，对医疗器械并没有“假冒伪劣”的定义。具体到监管过程中，“假冒伪劣”近乎成为一个禁忌，“我们都尽力避免使用这个词，以防被企业抓住把柄。”一名监管者称。

　　2006年2月，因为多年不断举报医疗器械问题，陈晓兰被上海市药监局奖励1万元。结果签收单上是这样的描述：陈晓兰因多年举报未经注册医疗器械，特给予奖励1万元。而在给陈晓兰本人的奖励通知上，则称陈晓兰因举报“假冒伪劣”产品而给予奖励。

　　一次奖励中出现的两种不同提法，彰显出医疗器械监管中所面临的尴尬。


　　20世纪初，当时海拔205米的幕府山主峰被发现蕴藏着大量优质的白云石矿和石灰石矿，它们分别是炼钢和造水泥的好原料。1950年，南京白云石矿建矿，这座主峰成了主要的开采矿区——鼎盛时期，白云石矿开采面积1.6平方公里，年开采量400万吨。48年里，人们挖掉了10多亿吨石头，海拔205米的幕府山主峰只剩70米，白云石矿则留下一个深陷的大坑。

　　“现代的愚公确实创造了奇迹，”一位70岁的当地居民说，“但‘幕府登高’灭绝了。”

　　南京幕燕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方长久说，“幕府登高”是清代选定的“金陵四十八景”之一。一位文人这样描述当年盛景：“诸峰云气出没于万古苍翠之间……背景则浩浩荡荡，一江东去，孤帆遥雁，结伴而行……”

　　和“幕府登高”同时消失的，还有全山的秀丽景致。千年之前，幕府山的西南麓就是六朝古都的重镇“白石垒”———又称“白下城”。南京“白下”之名，就源于幕府山。而南京最为人所知的别称“金陵”，也源于幕府山下的“金陵岗”。更让人很难想象的是，现在岩石裸露、遍地垃圾的幕府山，就是李白写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地方。

　　“天池方案”

　　自长江大桥或过江舟船南望南京城，最先进入眼帘的便是挖尽绿色、红岩毕现的幕府山。近10年来，关于幕府山最著名的“批判”来自已故园林大师陈从周。一次公开会议上，他说：“你们连祖宗留下的山都要砍！”幕府山的被毁，还直接导致南京城北空气和环境的恶化。

　　在各界呼吁下，1998年底，南京市政府决定禁止开山，并启动幕府山植被恢复工程。8年间，园林部门先后在幕府山完成了8期绿化工程，绿化面积210万平方米，回填土方173万立方米，耗资4000万元。

　　白云石矿采石坑成了幕府山上最后的“不毛之地”。此坑不仅面积超群，而且土质条件更差。

　　南京市园林局局长解自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曾邀请德国汉堡大学校长等人来此考察。由于德国鲁尔区废钢厂也出现过类似情况，这些专家被认为经验丰富。当时，专家们看过矿坑后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已经这样了，就不要再添加人工的东西了。”

　　但“幕办”却希望能让不毛之地有所作为。“最初想把矿坑建成一座赛车场，也曾考虑建成一座专拍类似于美国西部片的影视基地，后来都因为功能太单一而遭否定。”方长久说，“此外，还有人提出在矿坑岩壁仿照美国总统山建造雕塑山，因为岩壁石灰岩容易风化没有通过。”

　　2000年底，南京市成立了幕燕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幕府山成为市级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两年后，南京市规划局和“幕办”出面，邀请美国GROUP70公司、江苏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三家单位，分别编制了“幕燕风景名胜区发展总体规划”。

　　江苏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方案最终胜出，这个方案首先提出：“利用白云石矿采矿坑的‘梯田式’裸岩地，稍做线形改造，形成一‘天池’……结合水面合理布置沙滩戏水、划船、游泳等游憩项目，建成滨水游乐园。”“天池”被命名为“白云湖”——这与被开采的白云石矿有关，而“碧湖云烟”则拟取代“幕府登高”。

　　“总体规划”先后获得了“部优”、“省优”的称号。

　　水从何来

　　2002年7月17日，“规划”正式向南京市民公示。直到今日，这个花费60万元并且已经公示的规划，依然没有获得市政府的批准，方长久说，其中的原因他也“不清楚”。

　　但是，自2003年起，以这一规划为蓝本的、包括“天池”项目在内的南京幕燕风景名胜旅游项目，却年年出现在“南京重大项目投资洽谈会”上，包括“天池”在内的“白云石矿遗址公园”项目所需要的总投资，最多时达到2.5亿元。

　　尽管年年上榜，但项目却年年“无人问津”。方长久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名胜区内土地权属分散的因素，也有投资及规划方面的因素。2006年春节后，又到了安排第9期绿化工程规划时，方长久希望能在2007年内完成这期工程。这样，整个幕府山绿化工程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了。为此，他又提起了“天池”方案。


农民对“新农村”有何期待〔调查〕




　　编者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今年始如火如荼。但农民对此有何评价和反映？

　　2006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余位师生，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以全国的10个“明星”村和10个普通对照村为典型样本，展开了“2006中国新农村调查”。

　　调查最后综合了940份有效问卷和156个深度访谈，形成了近50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些来自农民的原汁原味的数据，或许能给政府和公众一个新的视角，去思考如何建设“新农村”，本报为此特选摘了其中部分内容。



污染早已从城市进入乡村，图为一个叫七里营的村庄的遭受污染



老人脸上的皱纹如风霜蚀刻，他来自陕西南泥湾村，见证了村子几十年的变迁，新农村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照片中的孩子来自一个叫刘庄的河南村庄，对他们来说，读书依然是摆脱命运的最重要途径



深受污染之害的七里营村民在哭泣本版图片为调查者提供

　　■合作医疗：最受欢迎的新政

　　■乡村民主：符合程序的选举仅占56.7％

　　■法治现状：遇到纠纷时，只有1％的人选择用法律武器

　　■发展模式：超过80％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我相信农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收入：八成农民认为税费不重

　　在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中，首要目标是“发展生产，生活宽裕”。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本次调查中，多达54.6％的村民把“增加收入”放在首位。

　　种粮收入，一直以来是农村家庭的最重要经济来源。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加剧和城镇化的加剧，状况已经转变。

　　在所有的被访者中，19.5％将“外出打工”排在了“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第一位，此外，还有13.6％的人选择了“自营或合营的工业企业”，两者相加约占1／3.这显示中国农民的家庭收入结构，已经开始多样化。

　　调查还显示，国家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在各地执行得都比较得力，81.9％的农民赞成“现在农民每年上缴的税、费不算重”这一说法。但与此同时，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不断上涨，农民收入“明升暗降”的情况相当突出。

　　●土地：近60％农民种地

　　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们调查的所有925个有效样本中，现在还在“耕种土地”的仅有534户，占所有被访者的57.7％，也就说，有超过40％的农民现在已不再种地。

　　从被调查的20个行政村的具体情况来看，共有504个被访者详细回答了家庭承包土地的田亩数，最多的承包土地80亩，最少的则全家共承包土地0.6亩。人均平耕地量仅为1.65亩，这个数字比2000年的全国平均数字还要低0.21亩。

　　2003年，九三学社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表明，目前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观察人士指出，这正是各地方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调查和访谈证实了这一判断，在绝大部分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种粮，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

　　●合作医疗：最受欢迎的新政

　　调查表明，比起前几年，农民因病致贫的情况有所改观。但高昂的医疗费用，还是一座大山。

　　2003年国家有关部门推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政策，被调查的20个村，已有超过7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成为近年来最受农民欢迎的乡村新政之一。

　　山东邹平县实行合作医疗试点近3年来，全县61万农业人口中已有50.1万人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了82％。在记者进行调查的魏桥镇楼子张村，参合率则达到了100％。

　　“两次住院，共花去了近4万元，因为参加了合作医疗，我获得了7000多元医疗补助，”楼子张村村民张振行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笔补助，全家就要多干大半年才能挣得回来。”


　　同样在楼子张村，8年前，村民仇玉荣患胃癌的丈夫，因没有7000元手术费，放弃治疗而身亡。

　　但访谈报告也显示，农民普遍反映医院的花费太高，报销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限制过多，政策变化也太频繁，农民感到无所适从，在少数地区，合作医疗的参合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村民自治：符合程序的选举占56.7％

　　在20个村庄中，我们在乡村的政治生态中，既看到了积极因素，也看到了令人忧虑的顽症。

　　目前我国乡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我们调查的大部分村落，这一制度的实施程度及其效果皆难如人意。

　　在“村干部怎么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其中符合程序的选举仅占56.7％，仅仅略超半数。这表明，尽管基层在形式上已普遍实行了“海选”式选举，但选举程序的执行仍不够规范，上级的干预因素相当明显。

　　研究还表明，农民对选举不够积极，对“海选”的作用存疑。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在接受调查的20个村庄中，相当一部分村的村干部并非通过合法选举而产生。在某些村，群众评议倒数第一的村支书，常常在党内选举中高票当选。久而久之，村民们对海选的实际价值产生了怀疑，也弱化了参政议政的愿望。

　　如何面对村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36.9％的村民的回答是“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选择愿意向乡政府反映的为18.2％，选择向更上一级政府反映的则只有6.2％，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深刻地体现出村民在面临这一问题时的“动力差、办法少、疑惑多”的特点。

　　有人说基层选举是中国民主的试验田。但对中国普通的农民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其实很简单：能否从乡村政治中获益，村干部是否办实事。

　　●法治：遇到纠纷只有1％的人选择用法律武器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于建嵘研究员认为，要保证农民的利益，关键是必须法制化。

　　但在我们调查的村落中，几乎所有的乡村在法治建设上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

　　村民法律意识不高、怯于依法维权；社会治安混乱；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掌握村庄政治……种种不和谐现象，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调查结果显示，在遇到纠纷时，只有1％的人选择直接用法律武器———向法院提出起诉，而有多达49.7％的人认为找村干部调解是更好的方法。

　　在面对“有人拖欠你金额较大的借款，且屡催不还”的问题时，回答“找法院出面催款”或者“向法院提出起诉”的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分别占有效百分比的11.1％和13％。

　　在访谈中，农民们普遍表示，非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打官司”。他们认为，除了“没面子”，更主要的是无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算上去城里的路费、起诉费等一大笔费用，农民们即使打赢了官司，其收益也极低，甚至可能是负数。

　　按农民的话说：“打不起”。

　　农民们缺少法律意识吗？或许关键的问题在于：让村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环境：一半村庄无公厕

　　村容整洁，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查显示，有25.7％的被访者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人管，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正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这是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又一重大原因。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玉林教授认为：在面对“新农村”建设这一系统工程时，防止污染的转移和加强环境的治理，应成为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将使得“三农”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教育：40％家庭认为教育是经济压力最主要来源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由于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基础薄弱，加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不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进一步扩大。目前，中央和地方财政已经为中西部地区“两免一补”提供资金72亿元。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op/200607060025_39382.jpg

..

　　记者：我曾听到个说法，说拉萨这些年“稳定为主，发展不利”。

　　罗布顿珠：做好稳定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我认为，不仅拉萨如此，全国也是如此。只有做好了稳定工作，我们才有发展的基础。放弃国家安危，放弃国家主权的发展是不可靠的发展，是没有根基的发展，是没有前提的发展。

　　记者：现在的拉萨看起来比较繁荣了，拉萨自身是否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造血能力？在整个财政支出中，中央投入和地方造血各占多大比例？

　　罗布顿珠：过去拉萨几乎完全靠中央财政吃饭。去年拉萨市自身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3．2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5％，拉萨底子薄，我们不依赖国家，但也确实离不开全国的支持。铁路开通以后，希望拉萨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得到跨越式的发展，不断减轻国家负担。

　　记者：拉萨市自身的财政收入，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是不是逐年增长的？

　　罗布顿珠：是。去年国内外民间资本在拉萨的投资额达到了17亿多，且资金已全部“落地”。外来的技术、人才、资本与拉萨的本地资源结合起来，对拉萨的自我造血能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去年拉萨市3．2亿的地方财收里，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服务行业和特色行业做出的贡献达到了63％。除此外，拉萨商贸业发展也较快。　　

　　记者：不少人认为，铁路进拉萨前，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变，铁路只是大树的一根枝杈，并不会对拉萨未来的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罗布顿珠：实际上青藏铁路的定性已经很清楚了，这条路是我们西藏的经济线，是我们的幸福线，是我们的国防线。

　　综观国内外历史，凡是通了铁路的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会得到促进。拉萨对铁路盼望已久，我相信铁路将大大提升拉萨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拉萨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善拉萨人民的生活水平，拉动我们的就业，有力地保障拉萨的社会政治局势稳定，同时还能使拉萨更加开放，进而改变我们这一地区所有人的思想观念。你说这是不是决定性的影响？我认为是。

　　记者： 作为拉萨市市长，当您看到有些文字把拉萨描写成距离现代文明很遥远的地方，您会有什么感觉？您能否给现在的拉萨做出一个定性的描述？

　　罗布顿珠：现在写拉萨的人很多，文字中的拉萨形象多种多样。说现在的拉萨仍很原始，这个人肯定是瞎子；说现在的拉萨已经很发达，那这个人可能很不客观；说拉萨很黑暗，这个人大概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我说，拉萨就是拉萨，你现在所看到的拉萨就是现实的拉萨。

　　记者：能否展望一下，铁路开通后未来的拉萨会是什么样的城市？

　　罗布顿珠：我对拉萨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不是我胡思乱想出来的，也不是盲目地畅谈自己的感慨。

　　我们这一代人是拉萨发展的目击者，也是实践者。我们从现在拉萨的变化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未来的拉萨。

　　我想，未来的拉萨肯定是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具有现代化的城市功能，连接内地通向南亚，有丰富的独特的高原特色产品和旅游资源的现代化城市，能给市场提供大量高原产品，为更多的游客提供别处见不到的蓝天、草地和雪山。

　　拉萨确实是个好地方。如果谁说拉萨不好，那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眼光，没有远见，没有水平，更没有感受力的一个人。南方周末

111

战后的再度崛起乃至成为欧洲和世界的强国，与1954年的激励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在德国，足球可以被比喻成一种宗教——球星是圣徒，赛程表是宗教年历，体育场是主教堂，球迷的呼喊是圣歌，球星穿过的球衣是宗教法袍，是“浸湿的圣物”。

　　所有的德国男人都爱两样话题：足球，政治。与主张个性张扬的美国人不同，德国人大体上讲还是个内敛的民族。不过，一旦把话题扯到了足球或是政治上，您会发现，每个德国男人都会变得异常健谈，话多，而且容易激动。 
 
 
 
 

　　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和新来的留学生如何交流？大概所有的德国学生都会选择以著名球星来开始话题。如果哪天有比赛，那么每间教室，甚至每间老师办公室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足球展开。每个学校都有青少年队员，在不计其数的小俱乐部里散发自己的激情。

　　足球之于德国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镜报》对知名哲学家皮特·斯罗特迪克（Peter Slotdijk）的采访中，他说，现在德国的最高影响力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归君特·内策尔，另一半归总统。君特·内策尔是德国的足坛名宿之一，和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同时代，1972年的足球先生。可见在德国，足球是一项运动，同时也是威信、权力和影响力的象征。

　　对于德国人而言，4次世界杯冠军（男足3次，女足1次）里最具价值，也最深刻烙在德国人记忆中的是1954年的世界杯。它的影响极为深远，甚至远远超过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队长弗里茨·瓦尔特局促而有些不敢相信现实地向世界展示冠军奖杯的一幕，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那一代德国人的记忆里，并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一事件被称为“伯尔尼奇迹”（决赛在瑞士的伯尔尼进行）。

　　那一次的胜利对德国来说，不仅仅是赢得世界杯那么简单。虽然1949年5月23日签署的《基本法》就已宣告了联邦德国的成立（德国现在的国庆日10月3日是后来两德统一的日子），但是在那之后数年里，德国人民并未走出二战的阴影，没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1954年7月4日，德国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对整个德意志民族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之前与之后所有体育方面的事件都无法比拟的。那支德国队的团结、信念、纪律也在全世界球迷心中被定义为了“德国精神”。德国国内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之后德国的“经济奇迹”，战后的再度崛起乃至成为欧洲和世界的强国，与1954年的激励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那次冠军，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伯尔尼奇迹”被视为在德国复兴进程中有着等同于“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意义——前者给了德国人民重建家园的精神动力和信心，后者给了重建的经济基础。后来德甲联赛的建立，也被归功于1954年这次胜利。德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图尔·海因里希说，“那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真正诞生的时刻”。这一事件在2003年还被拍成电影，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看后潸然泪下，对于曾经亲身见证过那一时刻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实在太有感动的理由了。另外，这是二战之后德国首次参加世界杯，这也被视为德国重新被世界大家庭接纳的一种标志。而其他3次世界杯冠军，就没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了。

　　1974年的世界杯，是战后德国主办的第二次国际重大体育活动（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也是德国第一次承办世界杯。当时的德国队已经是另外一代球员了，他们出生于二战时期或是战后的饥荒年月，经历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又生活在冷战与东西分裂的背景之下。在那年的世界杯上，东西两个德国的交锋被视为“体制之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高下之争。联邦德国想借这次世界杯证明自己的崛起，但是小组赛里戏剧性地以0比1败于东德，给了他们不小的挫败感，这也被列为足球史上10个大冷门之一。当时的东德队没有一个球星，而西德则是上届世界杯的第三名，队内巨星云集。还好，随后西德调整了阵容，如愿以偿地捧起了冠军奖杯。正如1954年的世界杯冠军唤起了德国的复兴，20年之后的这次冠军也被德国人看作“德国复兴”成功的标志。

　　1990年是两德统一之年，罗马决赛上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种宣告，重新统一的德国强大实力的宣告。体育本来一贯就是国力的象征，正如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的丰收带来的全民欢腾一样，1990年的德国，在双重喜讯之下也成为了狂欢的海洋。有幸亲身经历那一时刻的人，更能体会德国人当时发自内心的快乐。那一年，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德国年”。

　　足球其实是宣扬民族意识的工具，而且不必担心政治和军事上的风险。在德国人的潜意识里，足球的强大，似乎总能说明点什么。日尔曼人是高傲的种族，外国人在德国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随着欧盟移民政策的放宽，这个问题也日渐严重。甚至在德国内部，统一这么多年后，东西矛盾依然存在，东德地区的人总有种二等公民的感觉。但是融合的进一步加深，纯粹的日尔曼人，也就是原本意义上的“德国人”在德国足球队里的分量却在不知不觉地减少。本届世界杯上德国队的锋线组合，克洛斯和波多尔斯基，都是从小移民到德国的波兰人；另外两位替补前锋，阿萨莫阿生于非洲小国加纳，诺伊维尔则来自瑞士；很多德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卡恩，父亲是拉托维亚人，甚至连巴拉克，也来自原东德地区。这或许是2006年世界杯带给德国人的新启示。

闾丘露薇，上海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移居香港。1997年加入凤凰卫视，任记者、主持人至今，采访报道过许多世界政要和重大国际事件。2001年“9· 11”事件后，她作为战地记者，深入阿富汗前线。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军轰炸巴格达时，她是在巴格达市区进行现场报道的惟一的华人记者。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闾丘略带孩子气的独特嗓音在电话线那头传来。这个被称为“战地玫瑰”的倔强女子，终于可以享受一个悠长假期了。 
 
 
 
医生说，她的身体需要静养，她向公司要了两个星期的假，呆在被她称作“小盒子”的家里。有的时候，一连五天，出门去的最远处，是门口倒垃圾袋的地方。

　　朋友打电话来说，恭喜你，终于可以静下来好好休息，你可以看书，尽情地睡觉。她想想也是，工作了这么多年，除了十年前拿过一次产假，真的从没拿过病假，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家里面睡觉，不用上班。但是真的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时，她又发现自己根本睡不了那么多。

　　看书，煲碟，上网浏览新闻，写博客。电话一响，就要在电话里面审稿，安排工作，协调。她现在是凤凰卫视采访总监，负责全球记者站的采访安排。从新闻第一线到管理层，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现在已经很不愿意再去叙述战地报道那段经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而且对我来说，感觉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记者就是这样，每天都有新的任务，战地记者只是短暂的当时当地，不可能是我工作的常态。

　　记者、主持人、管理层，我不知道喜欢哪个身份更多一点。现在跑一线不像以前那么多了，除了一些重大题材，感觉上更轻松。每天的工作里有比较大的一部分，是在开会，每天到台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会，讨论当天的头条。其实我很讨厌开会，特别是不能形成任何决议的会议。但是作为管理层，思维方式跟记者单枪匹马地冲在一线是不一样的，当记者，只要想着自己这一条片子这一个事件如何表现到最好，而且直接可以看到成果。在管理层则需要有全盘考虑，有策划意识。

　　当主持人更多地要考虑话题的设计和自身的形象。我现在还在资讯台做着一档45分钟的新闻节目，每个月我负责做两周，这个节目里我得站着主持，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自在。我对怎么经营自己的形象很不擅长，所以我想最适合我的身份，可能还是记者。

　　如果老不在一线，脑子会不转的，这就是我坚持写博客的原因。我想让自己的脑子一直动着，保持思考和勤奋。我很在意网友的回复，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分享与回馈的过程。跟做电视不一样，做电视的时候，你并不能马上知道观众是怎么想的。高科技手段的现场连线，天南海北的嘉宾，都可以通过电话或视频在演播室对话，但那种交流，其实还是隔膜的、有限的。

　　一般来说，我写东西很快，千把字的文章，也就是20分钟。但是一个星期不写，就会捧着电脑从早到晚写不出东西来，写两个字就扔在一边，写两个字就扔在一边。我试过。所以我现在保持自己的写作频度，而且有那么多网友在关注你是否有更新，你也不好意思偷懒。

　　做新闻是一件很耗费心力的事情，你总是100%、200%地往外吐，很快就会被掏光。我在考虑明年花一年的时间，去美国读书，想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充电，否则，光凭现在这样零星的学习，即使可以保持水准，也很难再有挖掘和提高。我申请了哈佛，但是竞争太激烈了，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我基本上实现了少时的理想，但理想从来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间兜兜转转，可以不停地修正。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心态也越来越从容了。

　　工作给人安全感，即使不是经济上的原因，我需要这份工作，除非我在工作之外能够找到另一种爱好。

　　我不觉得自己是工作狂，但周围的人都说我是。

　　不过，我越来越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是的，我现在不再是一个人，我结婚了，今年的事情。我没有公布过这个消息，因为我答应我先生不对媒体说起他的情况，可是既然你问起我，我又不能说谎。我们的婚礼很小型，只有一些亲戚朋友。我找到了可以彼此理解并共度余生的伴侣，以我现在的年龄和生活状态，如果不是为了爱情，婚姻还有什么必要呢？

　　我依然把爱情放在第一位。最近身体不好，我先生在家做饭给我吃，平时我也会给他做上海的本帮菜，女儿跟他关系很好。也许将来，我还会再要个小朋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徐静蕾：导演这个角色让我像个女强人
 

　　徐静蕾，1974年生，现任职北京电影学院，主要电视剧作品有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将爱情进行到底》、《让爱做主》；主要电影作品： 《爱情麻辣烫》、《我爱你》、《我和爸爸》(自编自导自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自编自导自演)、《梦想照进现实》（自导自演）

　　■本刊记者 易立静 发自北京

　　提到徐静蕾，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才女”二字。最初因为她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曾经赛特商场和中央电视台梅地亚宾馆的霓虹灯上的字都出自徐静蕾之手。 
 
 
 
后来在她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徐静蕾又亲自操刀题写片头。

　　但徐静蕾感兴趣的是画画、摄影，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端起相机满世界地拍照。

　　“说我是才女，那是因为大家对女演员的期望值太低，通常都觉得你没文化，所以你做一点事情大家就都承认你。我这点算什么啊——不是说我没才华，而是真正的才华没有显示出来。”徐静蕾对此的反应很淡然。语气里却又带着一点倔强。

　　“徐博客”是徐静蕾在“才女，演员，导演，老徐”后的又一个新名字。从开博客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点击率已突破两千万，遥遥领先于其他正在网上“博”着的“客”。新书《老徐的博客》也已上市。

　　眼前的导演徐静蕾没有让人惊艳的感觉，形容她只觉得用一个“淡”字比较贴切，淡淡的语气，淡淡的笑容，还有一丝淡淡的书卷气。

　　做导演，我希望以会用人取胜

　　人物周刊：通常我们都以为作为导演就应该是强悍有力甚至独断专行的，你依靠什么胜任导演的工作？

　　徐静蕾：我觉得导演已经在太长时间里被人脸谱化了，实际上我觉得导演就跟单位的领导一样，有的领导是经常拍桌子骂人的，有的领导是很会用人的。我觉得拍桌子瞪眼是一种恃强凌弱的方式，不要以为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权力对别人这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每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人家是做具体工作的，你就像乐队的指挥一样，就是来布置谁什么时候该起声的。

　　我觉得我做导演的优势其实是我从小按一个杂家来要求自己，我对什么东西都会感兴趣，都希望能够学一点。比如说我小时候学过美术，后来我又喜欢摄影，当然演戏是我的本职工作了，所以说跟电影相关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我没涉猎过的，除了我音乐知识比较少，那我就会花很大的工夫在音乐上面。

　　人物周刊：你刚才说到有的领导是经常拍桌子骂人的，有的领导是很会用人的，你属于哪种？

　　徐静蕾：我希望自己是以会用人取胜的，但实际上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要学习。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做导演没什么了不起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你真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吗？

　　徐静蕾：我真觉得。

　　人物周刊：前面你说现在能胜任导演这个职务，是因为你以前是按杂家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现在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这不矛盾吗？

　　徐静蕾：不矛盾，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张艺谋是摄影出身，冯小刚是美术出身，姜文是演员出身，那我也是演员出身，我只是觉得我学的这些东西是我的一个优势，比如完全不懂摄影和美术的人照样可以当导演，有很多这样的导演。

　　人物周刊：当导演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杰出的导演那样少呢？

　　徐静蕾：不。每个人都可以当导演，但不一定说每个人都可以当好导演，这是两回事，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为大师的。所谓成功的人，其实都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比方说鲁迅也许在现代就出不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成功不成功，我觉得一个是个人素质，一个是你赶上什么样的机遇。

　　人物周刊：对导演这样的职业，你有抱负吗？还是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人人都能做的导演？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有控制欲的人吗？

　　徐静蕾：我是。我觉得谁都有控制欲吧，你说谁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难道有人愿意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掌握吗？

　　人物周刊：你愿意控制别人的命运吗？

　　徐静蕾：我不愿意，那责任太大了。因为你要控制一个人，你就必须对他承担责任，所以控制别人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是一个很累的事，我就想把我自己控制好了。

　　人物周刊：那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有控制欲的人，但又是没有权力欲的人？

　　徐静蕾：我没有权力欲，尤其对人我觉得我没有权力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完整的，对人惟一应该做的就是你要尊重和你应该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这个是应该的，否则的话，你不高兴啊。

　　我其实挺保守的

　　人物周刊：2005年6月，在美国《时代》周刊名为《中国新革命》一文中，你作为中国唯一一位导演及演员入选，你被称为“中国电影界有革命性的代表人物”。你觉得这种评价跟你吻合吗？怎么理解这种“革命性”？

　　徐静蕾：我其实挺保守的。但是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说什么是保守的标准，什么是革命的标准？ “革命性”，我不知道它是从哪个角度说的，我觉得我目前还谈不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时代》周刊说来采访我，然后一个住在上海的外国女孩来北京，我们就在后海那个地方做了一个采访，她后来写成什么样了，我也不知道。

　　人物周刊：你一直不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从小就如此？

　　徐静蕾：我当然在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从一开始很在意别人怎么说，后来觉得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是什么样，我还是什么样，我不会说我不想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而改变。

　　人物周刊：人的心底里是不是都有一种不愿被别人忽略的愿望？

　　徐静蕾：小时上学排座位时，我一定希望在倒数第二排，我既不想在倒数第一排，我也一定不想在第一排，因为我觉得倒数第一排也挺引人注意的，只有倒数第二排和第三排其实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因为我从小还是有一点自卑嘛。

　　人物周刊：你想当个旁观者？

　　徐静蕾：对。凡是在你不被别人注意的时候你反而是更自在嘛。

　　人物周刊：你描述自己的时候有一个比喻：愤青加暴发户。通常你为什么愤怒呢，暴发户是指什么？

　　徐静蕾：那是我针对人家说我小资，我说我哪像小资啊。我愤怒的时候，比如说社会上有坏人，杀人了，我就会很生气。比如说所有记者都对一个烂片说特别好的时候，我也很愤怒，就是收人点钱就……说愤青就是这样子的嘛！暴发户我当然觉得我是。刚才我不是说，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钱的演员，我当然觉得我就是一个暴发户了。（笑）

　　人物周刊：“年轻的时候可能追过时髦，有过喜欢硬摇滚的男朋友”，这是什么时候？喜欢硬摇滚的男朋友是你的恋人吗？

　　徐静蕾：就是我18岁的时候。我初恋的那个时候。

　　人物周刊：你喜欢摇滚吗？

　　徐静蕾：我不喜欢，尤其现在我更不喜欢，我现在更喜欢稍微安静一点，和那种比较软的歌曲。

　　人物周刊：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吗？

　　徐静蕾：我是一个在举重的时候自己麻痹自己的人，不是举重若轻是自己骗自己的人。

　　人物周刊：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有一句话是：我爱你，但与你无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作为一个导演和作为一个女人，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的？

　　徐静蕾：我的理解是：与你无关，就是说我不需要从你身上得到很多东西，如果我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本身就变成被动了，就是因为你需要从别人的给予当中得到快乐。

　　我觉得一个人首先要能自己消化自己，就是说我的快乐是由我来，我爱你是我的事情，至于你要是爱我的话，我很高兴，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从你身上索取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样不是爱情，那是斤斤计较。


　　人物周刊：你可以做到这点吗？

　　徐静蕾：我觉得那是一个理想，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能做到那样。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情感吗——我爱你，但和你无关？

　　徐静蕾：我没有这样的情感经历，但是会有类似的情感体验，比如说当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但是我基本上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的情感道路是怎样的？你是一个对爱情有主见的人吗？

　　徐静蕾：比如说我爱你，你不爱我，那我就祝你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你需要我帮忙我会尽我全力去帮你，不管是我现在还爱你，还是我曾经爱过你，我都会认为你就是我一个亲人，因为毕竟我曾经对你有过这种情感。

　　人物周刊：你早年拍过《将爱情进行到底》，现在你有能进行到底的爱情吗？

　　徐静蕾：这个我不知道，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干什么。我只能说我希望能是这样，我不是说我跟这个人好，我就一定会跟这个人一辈子都好，我觉得不一定。也可能他变，也可能我变，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

　　人物周刊：那你现在的情感状态是怎么样的？有男朋友吗？

　　徐静蕾：有。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介入到张亚东和高圆圆的感情当中，你需要澄清这种说法吗？

　　徐静蕾：其实我已经澄清了，只不过我澄清没人登，然后继续又来说。

　　人物周刊：你被很多人问过你与王朔的交往，甚至现在又传你跟韩寒的事情，你觉得这些传言全是无聊的揣测吗？

　　徐静蕾：我觉得咱就不要回答这些问题了，我觉得这些问题我说得都是太……就是有些东西我愿意说我就说了，我不愿意说我就不说了。我觉得“我回应这些问题都是给这些人脸了”。对不起，我不是针对你，但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你会按照天性生活，还是会按照社会的游戏规则生活？换句话说：公众形象会制约你的个性生活吗？

　　徐静蕾：大部分天性和一部分游戏规则，比如犯法的事不能干，因为社会有一些规则在这儿吧。至于说别的方面我觉得，这些不会制约我的个性生活，比如我在大街上走，我肯定不会戴墨镜，我就是以这种心态生活的。

　　人物周刊：从演员到导演，这种职业的转变是不是带来了你性格的一些变化？你现在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像女强人了？

　　徐静蕾：我觉得不是，导演这个角色让我显得像女强人。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这种长相也是中等偏上，如果我是明星了，大家会觉得你比别人好看一点。所谓女强人也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管你叫导演，会带着一些其他的东西来看你，我自己完全不觉得

　　伍佰坚持让我拿第一

　　新专辑名为“华丽的冒险”，只是在诠释，追逐音乐的过程就是华丽的冒险。然而整个创作和录制过程，却极其简陋。包括写歌，都是在陈绮贞住了十几年的小房间里完成的。

　　她和自己的男朋友钟成虎，在淡水租了间安定仓库作为录音室。呼朋唤友，一堆乐手朋友带来各自最好的录音设备，热情赞助。有时候，她是主唱，有时候，她是会计，有时候跑腿，买便当，或者是安排哪一天大家去烤肉。她还是摄影师，为他们拍照。而设备的线路对于一个哲学系女生来说，太复杂了。“自己做制作人，每天都会被那些机器打败。”

　　16天，《华丽的冒险》完成了。

　　所有的热爱都有迹可循。陈绮贞的母亲是一名专业的会计师，业余的钢琴老师。父亲当过乐队的鼓手，而他其实是一个税务员。“小时候的星期天上午，爸爸会弹钢琴，妈妈和我们就在旁边唱歌。”

　　“他们理所当然认为我喜欢弹钢琴，结果我就被迫去音乐班练琴。在规定的时间练完一个曲子，很枯燥，老师还会打你。

　　“小学后我就不再参加音乐班了。但是离开了音乐氛围，反而非常怀念。那时候每个礼拜都去台湾的动物园，唱歌给小朋友听。

　　“开始，妈妈看我拿吉他回家会生气，她觉得女生不应该弹吉他，担心我在外面混，出入不良场所，她老觉得唱片公司的人都是坏人。”

　　大部分时候，她弹吉他写歌。心情不好，想哭、低落的时候，就拿起吉他。

　　写第一首歌是17岁。第一次上台演出是19岁，那天她唱自己写的歌，“紧张死了。”后来她进入决赛，得了第一名。“评委是伍佰。据说本来我只得了第二，可是伍佰坚持让我拿第一。”拿到奖金，她立刻去买了一个keyboard，一分钱不剩。

　　她曾经也只是仰慕明星的青涩女生。在国中念书时，黄小琥就已经走红了，她以为歌手就是要像黄小琥那样，有低沉、沧桑的声音。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太像小孩子，要故意吃辣椒，想把声音弄沙哑。

　　伍佰来学校办演唱会，陈绮贞特别激动，拿着一朵玫瑰去后台，要献给他。“他们当然不会让我这样的闲杂人员进去，可我还是想出办法，进去了，把玫瑰交给他，自以为很潇洒地转身离开了，其实心里很紧张。”那时，她是孩子气的。后来，伍佰办演唱会，她去当了嘉宾。再后来，他们一起在滚石，“他很照顾我”。

　　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人弹着吉他演出，在旁人看来不失为一种勇气，或者风格。“一个人弹久了，也会想，天，怎么就我一个人？麦克风歪了都没有多余的手扶好。这时候好怀念乐队，他们的一个眼神，都让我安心。”

　　她的“温柔和强劲”能让男友心甘情愿地“粉碎”

　　有时，有人这么形容陈绮贞的音乐：温柔，甜美，残暴。残暴是可商榷的，只是一点点的失落和小小的任性。陈绮贞还未脱离青春期的气息，却也在制作人的帮助下试图改变，把《一个人的旅行》的一把木吉他，变成了层层叠叠的弦乐，似乎暗示着她的复杂与秘密。

　　“不管对家人，还是爱人，我都不会太透明，我要有自己的秘密，我觉得这样才是安全的。” 她也不喜欢上电视节目，不喜欢拍太清晰的宣传照片，只有模糊才让她感到安全。

　　她的不同，还在于部分幽暗的歌词，涉及孤独和生死，小有晦涩。她的歌也适合放在某种特定的氛围里。总而言之，是要你和她一起敏感、多思。“深夜的床前厅”、“大雨的咖啡厅”、“深夜的床前”、“花园、阳光、空气和水”、“下午没有阳光的办公室中”，陈绮贞似乎要让孤独的人有一个听她的理由和注脚。有人说她是“天使”，也是“魔鬼”，我看到的，只是天使。她自己承认，她是有洁癖的，尤其是对食物，这与音乐中的干净、抽象、象征性，交互辉映。

　　“我也希望多上电视节目，可是如果气氛来了，需要你玩游戏，互动，我会很难过，觉得自己很无能为力，派不上用场。”

　　3月的下午，“豪运”酒吧，北京地下摇滚演出最频繁的场所之一，陈绮贞一身素净小西服，白衬衣，牛仔裤，露着一点点蛮腰，亭亭玉立，态度亲切可人，声音温婉动人。她随身带着她的GIBSON吉他——那是第一次发片就带着的吉他。一个年轻男孩子代表热情的粉丝们上台给她送礼物，叫她“陈老师”，还拥抱着她，久不放手。她说了，就算现在工作有些累，可是一想到4月份，去日本横滨看自己最喜欢的乐队U2的演唱会，票已经买好了——就感到高兴。

　　那天，她以亲切、清澈的歌喉，和一把吉他的清纯和简单，博得大家的好感。歌手梁静茹赞美自己的同行说，“绮贞一个人在台上弹吉他时，只觉得她身后要长出一双白色翅膀。”她的制作人、吉他手、男友钟成虎，说她音乐中的“温柔和强劲”能让他心甘情愿地“粉碎”——多浪漫呀，台湾人就是敢说。

　　爱情是什么呢？是生活伴侣，也是工作搭档。一个女歌手，加上一个吉他手兼制作人，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合吗？正如刘卓辉之于刚出道的艾敬、金武林之于正当时的丁薇，以及钟成虎之于出道近十年、刚刚独立制作的陈绮贞。八卦的后面，是爱情，是合作，是对音乐的怜惜与共同理解。有什么比音乐更脆弱？有什么比爱情更强大？日渐萧条的唱片工业，有什么比一个内行人的帮助更关键？风起云涌，名利只是名利，歌手所要的，是才华与命运的契合。

(责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