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人的口腹声色之欲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得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
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