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担保物权的执行根据

　　强制执行法是实现民法上请求的环节，当事人的执行请求权构成了强制执行制度的轴心。执行请求权通常可还原为实体法上的债权请求权，但物上请求权、知识产权上的请求权等的实现，也适用关于债的履行或给付的规定，也需要强制执行。抵押、质押、留置等担保物权的实现同样存在强制执行问题。执行根据依执行请求权而定，执行请求权包含多个层次，执行根据自然也应当具有层次性。我国现行法将强制执行请求权仅限于几种法定执行根据，尤其是限于债权请求权，排除了当事人物上请求权的申请执行权，以及当事人请求对担保物权强制执行的权利，因而导致执行根据残缺不全，极大地限制了执行请求权的行使，削弱了对民事实体权的保护力度。

　　笔者设想民事执行根据应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１．纯粹的债权请求权。纯粹的债权请求权欲获得实现，原则上必须经诉讼程序，取得法院的胜诉判决，方可据以执行。至于诉讼程序的繁简、普通程序抑或特殊程序（如督促程序），则视债权请求权的具体情况而定。

　　２．对物权的债权保护而生的请求权。若属债权请求权，则按照上述第１种方式实现，若属于物上请求权，如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应区别于债权上的交付物品请求权，二者具有质的不同，在实现时应使前者优于后者。

　　如果某种民事请求权极为真确、特定、具体、稳定，且构成某个社会常见的、连续的、公认的交易生活方式，那么立法上可以考虑使该民事请求权不经过复杂的诉讼程序，而是像意大利、秘鲁等国家那样允许直接交给执行机构付诸实施。比如票据、其他信用债券、诉讼外和解文书等债权文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直接进入执行程序。

　　３．担保物权。应允许不经诉讼程序，而直接申请执行，债权人得提交申请执行的根据。

　　对抵押和某些权利质押而言，因须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担保法第四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若权利人能够以确定判决或公证文书释明担保权存在时，依强制执行程序申请执行自无疑义。若权利人以抵押或权利质押登记簿释明担保权存在而申请执行时，执行机构能否开始执行呢？笔者认为，抵押或权利质押登记簿的誊本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执行根据，担保法中本来也没有为它设定程序上的特殊效力，但是，由于这些文书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证明实体权利的存在，同时在文书成立过程中多少保障了债务人参与的机会，所以，权利人可就此向法院申请执行。当然，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应允许债务人根据实体上的事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例如为确认抵押权或权利质押不存在而提起确认之诉。

　　对动产质押和其他权利质押而言，因以交付为其公示方法（担保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留置则以占有留置物为公示方法（担保法第八十二条），故债权人不必再申请查封或扣押，只要债权人能够释明系基于担保物权而占有担保物的，法院即应依申请发出拍卖或变卖的命令。

　　三、关于担保物的强制拍卖

　　担保物的拍卖一般由债权人委托拍卖行进行，此为任意拍卖。在担保物的强制执行中，还涉及法院的强制拍卖问题。强制拍卖是由国家机关依强制执行法所规定的程序而实施的拍卖，是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设的，它有别于由出卖人或出卖人委托的人所为的拍卖。在任意拍卖下，出卖人为物的所有人当无疑义，但在强制拍卖中，执行机构应为出卖人。执行机构在拍卖前的查封阶段，使债务人对查封物的处分权移转给国家，由国家实施必要处分，从诸应买人中择一出价最高的应买人，对之为拍定表示，以满足债权人。因此，执行机构不仅为出卖人，还是拍卖人。

　　我国拍卖法第三章“拍卖当事人”，规定了四种人参与拍卖法律关系：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拍卖人必须为经过特种行业许可和部门审核许可并申领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拍卖人资格要求甚严，人民法院显然不属其列，充其量只能算作委托人。因此，在强

制执行程序中，需要对有关标的物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须委托拍卖行任意拍卖，而不得由法院强制拍卖。

　　总的说来，我国拍卖法只承认任意拍卖，禁止强制拍卖。这种立法不仅人为地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因为对当事人而言，拍卖佣金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严重削弱了法院强制执行行为的实体效果。反之，建立强制拍卖制度，可节省执行时间和开支，又能加大执行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