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搞“国学”的朋友，尤其是各大国学论坛、古典小说论坛的坛友在闲聊的时候甚至发帖抱怨这个本子失真、那个本子描润，甚至情绪颇为激动。
每到这个时候我只得笑笑，不好意思去直接驳斥。其实说白了，这些朋友是不了解古籍影印的历史和理念的变迁，以至于使用影印本的时候过度信任或者过度不信任。
影印技术是清同治十三年由欧美传入上海的，最初也是外国人开始做的。到了光绪五年，上海点石斋开始用影印技术出版中国书籍。早年影印本比较著名的有同文书局受清政府委托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单独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竹简斋影印“二十四史”等，但这些大多是影印新近图书，不求版本，但求石印之便捷廉价。因此这些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古籍影印关系不是很大。
影印善本书，即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古籍影印，当以民国二年董康雇日本小林忠冶影印日藏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为最早。此后有名的有日本影印宋刻孤本《重广会史》、傅增湘送日影印宋版《周易正义》等，这些均为摄影后制成珂罗版（玻璃版）影印的。由于珂罗版每版只能印二、三百部就毛版不能印了，故而成本颇高。
而商务印书馆崛起之后，影印之风始大盛。商务也有珂罗版机器，但因其成本高，多用以影印碑帖。影印古籍则用石版影印，后来又用金属版影印。其所影印以原大影印《续古逸丛书》、缩小统一规格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有名。而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末的影印事业也多以石版或金属版，仅有1960年、1961年出版《中国版刻图录》、1963年影印《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版《金石录》等少数几种用珂罗版影印。
纵观20世纪古籍影印，珂罗版影印在建国以后很少见。就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影印书来看，除了日本的几种外，均为藏书家出于留存副本的考虑，而取自藏珍本影印百十来部以广流通。由于珂罗版影印书虽是黑白两色的，却能够分出颜色的浓淡深浅，所以摄影之后可以直接上版付印，这样既省去描润环节以免新增讹误，又能分辨重叠的内容。而且珂罗版影印数量的限制又导致珂罗版影印本没有普及的性质。因此，完全忠实于底本原貌的版本学价值便成了珂罗版影印本唯一价值。
商务印书馆以石板、金属板影印古籍，一则是出于成本考虑，二则也是出于从始至终主持商务古籍影印事业的张元济所秉持的以文化救国的理念而力求普及（《续古逸丛书》基本无第二项意图），其实节约成本也是为了更好的普及。但是石板、金属板影印就出现一个问题：黑白单色，分不出颜色的浓淡深浅，这就导致有些版面模糊或者版面污秽的书叶如果不对于摄影底板进行描润则会字迹模糊难辨或者字迹为底本上色浅的污渍所完全遮蔽。但是一旦描润，有时难免失误，或描去笔画、或误描笔画、或描出错字。
当然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纯理念问题：影印古籍为何？
刚才我说了民初藏书家以珂罗版少量影印珍本古籍完全出于副本考虑，所以对与底本应该是极其忠实的。但是以商务为代表的出版商（包括建国以后的文学古籍刊行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暨上海古籍出版社），则是以普通大众的一般阅读为目的。试看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此（按：指《四部丛刊》）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或缺者”，如此则影印古籍仅仅以提供一个错字较少的阅读文本为目的，因此《四部丛刊》多有删去底本原有的前人圈点（如《花间集》）、删去前人批校（如《尚书正义》）的行为，而甚至有底本残缺用它本配补不予说明的，最严重的莫过于《龙龛手鉴》，此书内封题据双鉴楼藏宋本影印，但双鉴楼藏本缺卷二，四部丛刊本直接以涵芬楼藏另一宋本摄补而不予说明。而最为严重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直接据他本校正修描（甚至也有描错）且校勘记未及出版，贻误学者不浅。这些都是不尊重底本原貌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当时影印的心理不是专门为了供人做版本研究，而是作为一般的阅读善本出版。
每到这个时候我只得笑笑，不好意思去直接驳斥。其实说白了，这些朋友是不了解古籍影印的历史和理念的变迁，以至于使用影印本的时候过度信任或者过度不信任。
影印技术是清同治十三年由欧美传入上海的，最初也是外国人开始做的。到了光绪五年，上海点石斋开始用影印技术出版中国书籍。早年影印本比较著名的有同文书局受清政府委托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单独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竹简斋影印“二十四史”等，但这些大多是影印新近图书，不求版本，但求石印之便捷廉价。因此这些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古籍影印关系不是很大。
影印善本书，即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古籍影印，当以民国二年董康雇日本小林忠冶影印日藏南宋刻本《刘梦得文集》为最早。此后有名的有日本影印宋刻孤本《重广会史》、傅增湘送日影印宋版《周易正义》等，这些均为摄影后制成珂罗版（玻璃版）影印的。由于珂罗版每版只能印二、三百部就毛版不能印了，故而成本颇高。
而商务印书馆崛起之后，影印之风始大盛。商务也有珂罗版机器，但因其成本高，多用以影印碑帖。影印古籍则用石版影印，后来又用金属版影印。其所影印以原大影印《续古逸丛书》、缩小统一规格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有名。而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末的影印事业也多以石版或金属版，仅有1960年、1961年出版《中国版刻图录》、1963年影印《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版《金石录》等少数几种用珂罗版影印。
纵观20世纪古籍影印，珂罗版影印在建国以后很少见。就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影印书来看，除了日本的几种外，均为藏书家出于留存副本的考虑，而取自藏珍本影印百十来部以广流通。由于珂罗版影印书虽是黑白两色的，却能够分出颜色的浓淡深浅，所以摄影之后可以直接上版付印，这样既省去描润环节以免新增讹误，又能分辨重叠的内容。而且珂罗版影印数量的限制又导致珂罗版影印本没有普及的性质。因此，完全忠实于底本原貌的版本学价值便成了珂罗版影印本唯一价值。
商务印书馆以石板、金属板影印古籍，一则是出于成本考虑，二则也是出于从始至终主持商务古籍影印事业的张元济所秉持的以文化救国的理念而力求普及（《续古逸丛书》基本无第二项意图），其实节约成本也是为了更好的普及。但是石板、金属板影印就出现一个问题：黑白单色，分不出颜色的浓淡深浅，这就导致有些版面模糊或者版面污秽的书叶如果不对于摄影底板进行描润则会字迹模糊难辨或者字迹为底本上色浅的污渍所完全遮蔽。但是一旦描润，有时难免失误，或描去笔画、或误描笔画、或描出错字。
当然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纯理念问题：影印古籍为何？
刚才我说了民初藏书家以珂罗版少量影印珍本古籍完全出于副本考虑，所以对与底本应该是极其忠实的。但是以商务为代表的出版商（包括建国以后的文学古籍刊行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暨上海古籍出版社），则是以普通大众的一般阅读为目的。试看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此（按：指《四部丛刊》）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或缺者”，如此则影印古籍仅仅以提供一个错字较少的阅读文本为目的，因此《四部丛刊》多有删去底本原有的前人圈点（如《花间集》）、删去前人批校（如《尚书正义》）的行为，而甚至有底本残缺用它本配补不予说明的，最严重的莫过于《龙龛手鉴》，此书内封题据双鉴楼藏宋本影印，但双鉴楼藏本缺卷二，四部丛刊本直接以涵芬楼藏另一宋本摄补而不予说明。而最为严重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直接据他本校正修描（甚至也有描错）且校勘记未及出版，贻误学者不浅。这些都是不尊重底本原貌的行为，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当时影印的心理不是专门为了供人做版本研究，而是作为一般的阅读善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