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婚姻的概念
古籍中有关“婚姻”的词义学解释约略有三：一是指夫妻的称谓，《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二是指嫁娶的仪式，《诗经•郑风》孔颖达疏：“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三是指亲家，《说文解字》释“婚’、“姻”说：“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尔雅 • 释亲》说得更明确：“婿之父母为姻，妇之父母为婚。……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上述三说虽然不尽相同，但已涉及到婚姻的基本特点。其一，表明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婚姻双方结为姻亲关系的标志。其二，表明婚姻依礼而行，其仪节约定俗成，是礼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首先，婚礼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经解》云：“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其次，婚礼被视为礼的根本。《礼记•昏义》云：“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再次，社会的婚姻状况还与社会治乱相关涉。《新唐书•后妃传上》说：“礼本于夫妇，……治乱因之，兴亡系焉。”儒家把两性结合为夫妻看作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这是一种具有文明色彩的认识，古代婚姻礼仪正是基于儒家的婚姻观念而逐渐形成。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对婚姻强调的是“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对“情”和“爱”则相对忽视。儒家又以婚姻为起点，推衍出父子、君臣一类的等级关系，于是，婚姻关系成为构成尊卑上下等级关系的基础。


二、婚姻的意义
在古代宗法社会，婚姻不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而是关乎两姓宗族利益的大事，因此，男子与其说是为个人娶妻，毋宁说是为宗族娶妇。就婚姻的目的而言，首先是传宗接代。婚姻是构成家族、产生亲族的基础，宗法观念支配下的婚姻，以广家族、繁子孙为首要目的。《礼记•昏义》说：“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孔子说：“大昏，万世之嗣也。” 有夫妇而后有子嗣，由合法婚姻所生之长子才是嫡子，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社会，传宗接代关系到家族的延续，“继后世”自然成为娶妻的首要目的。
其次是祭祀祖先。宗法社会重视血缘，把祖先血脉不绝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古代婚礼常在祖先牌位前举行，叫做“庙见”，表示新婚夫妇共承祖先，同奉宗庙。《白虎通义•王者不臣》说：“妻者与己一体，恭承宗庙，……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唐律疏议•户婚》也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传统婚礼仪式中的夫妻拜堂，就包括拜公婆、拜天地及拜祖先的内容。
第三是增加劳力。自进入父系社会后，男尊女卑被视为天经地义。《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些哲学概括把男尊女卑视同自然法则，不可违背。男子娶妻可得内助，而妇女只能“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按封建礼法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妻子操持家务，侍奉姑舅，奉养公婆，却无经济地位。
第四是防止男女**。《礼记•坊记》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婚制来别男女，防**，尤其强调妇女要恪守贞节，本质上顺应了宗法制的需要，以确保女子所生子女血缘的纯正。然而，封建贞淫观对女性有诸多制约，对男子的**却是少有约束力的。


古代婚姻的变迁
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婚姻家庭的演变作过专力研究。他对人类婚姻的演变作了如下的梳理，首先是处于乱婚状态的人群；其次是以群婚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取代了这种人群；再次是普那路亚家庭，实行的是两个集团间的通婚；接着由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它以单偶婚姻为基础，但不是排他性的同居；最后由对偶婚制过渡到专偶婚制，此即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吸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的家庭婚姻变迁与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就其发展轨迹作了精要地概括：“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以上述论述为参照，中国古代婚姻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二、血缘婚
随着原始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原始人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学会了火的利用，于是，“原始集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内部，开始产生婚姻禁例，即排斥亲（父母）子（子女）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妹）发生两性关系。这种同辈血缘婚制，在中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高辛氏之女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其子女相互婚配的传说。《风俗通》中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两尾相交”亦即夫妻的象征，表明女娲、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对偶神。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兄妹通婚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如苗族的《伏羲姊妹制人烟》、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姊妹成亲》、壮族的《盘古》、纳西族的《创世纪》中，都有兄妹通婚的记述。这类传说虽多主观虚构的成分，但反映的却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普遍现象。


三、伙婚
伙婚又称亚血缘婚，伙婚制家庭亦即普那路亚家庭。伙婚与血缘婚的最大区别，在于两性关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禁例，既不准亲兄弟姐妹发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特点是，一群兄弟和不是自己姐妹的另一群女子通婚，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男女之间互为“亲密的伙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一次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妻，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窥见伙婚制下姐妹共夫的特点。
伙婚制的出现，较之于血缘婚取代原始群婚，意义更为重要。由血缘婚发展到伙婚，自然选择的原则起了主要作用。以自然选择取代血亲婚配，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提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摩尔根的话说：“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古代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有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的认识。伙婚制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促成氏族制度的萌芽。由于有了兄妹间乃至旁系兄妹间的婚配禁例，任何男子和女子都必须到别的血缘集团去寻找自己的配偶，所生子女归女系集团，最终导致母系氏族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


五、专偶婚
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婚姻。专偶婚制的确立，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富的增加和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后裔”，因此，“结婚的主要目的即是生育合法的子女”。在专偶婚家庭中，妻子、财产及子女均为丈夫私有，妻子的职能主要是生育子女，延续父权世系。
专偶婚制自其产生之时起，就表现出男权至上的特点。就夫妻地位而言，由于丈夫取得了家庭经济的支配权，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妻子的统治权。《礼记•郊特牲》说：“男帅女，女从男”，谚语云：“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这些都是妇女卑下地位的写照。就婚姻关系而言，专偶婚较之于对偶婚要牢固、持久得多，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不可离异性。儒家从伦理角度强调夫妻关系的恒久性，所谓“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礼，始于谨夫”
从婚姻进化的角度看，以“恒”来荡涤对偶婚制遗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夫一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周代，天子的妻妾就数量惊人，据《礼记 • 昏义》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官僚一般都拥有众多妻妾。就亲属关系而言，专偶婚的确立使亲属关系明晰而完整，血亲、姻亲、嫡、庶等关系都清晰了然，从而形成以父系家长为线索的宗亲网络。
由原始群婚发展到专偶婚，是古代社会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随着婚姻纽带连结范围的缩小，婚姻礼俗反而趋于繁复，并逐渐形成条文规定。


二、嫁娶有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聘娶婚姻的必备条件。《礼记•曲礼》说：“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不受币，不交不亲”。《诗经•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这里都提到无媒不成婚配的重要原则。朱熹说：“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媒妁的作用，本是受托于婚姻当事人的家长，通过在男女双方间的沟通，以促成婚姻的成立。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不同席，不杂坐，不同行，两性之间，界限分明，于是，作为“通两性之言”的媒人，自然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之人，媒妁的作用，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封建聘娶婚把媒妁之言作为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凡是不经媒人沟通而自行结合者，都属不法，社会也不予认可，甚至被斥为“私奔”、“**”，这就束缚了男女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配。特别是封建政(蟹)府以法律的形式，对媒聘的履行作了严格的规定，更使其具有强制的作用。如《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行媒”经绝对化和强制化，就与父母之命结合在一起，成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桎梧。孟子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而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管子• 形势》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不信”之说。对“自媒”的禁绝，本质上是借此保证父母之命的实施，以维护宗法社会的秩序。


三、同姓不婚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同血缘婚配对于繁衍后代的害处，族外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取代血缘婚的。“姓”本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血缘关系的标志，在父权制度建立后，“姓”更是宗族系统的标志。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就包括立子立嫡制、庙数之制和同姓不婚之制，同姓不婚成为西周重要的婚姻政策。其实施的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宗法等级关系的明晰，使权力的继承归属不致紊乱。二是出于优生的考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同姓婚配不利于优生，是社会的共识。西周以降，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但同姓不婚作为礼俗惯制仍得以传承。如唐代就明文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为同宗高祖父母服丧）以上，以奸论。” 唐代所谓的“同姓”是指同一高祖的后代，即同姓共宗，其血缘关系相近，禁止婚配，对优生有积极作用。明、清法律也是严禁同宗婚配，对同姓不同宗者则是开禁的。


婚姻制度的法律性保障
中国自夏启建立夏朝开始，统治者实行的就是家国相通、亲贵合一的宗法制度，为了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到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为了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在婚姻上，夏、商、周三代均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所谓一妻，指的是嫡妻只许一个。除嫡妻以外，男子还可以合法地拥有数量不等的侧室，即"妾"。《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但是，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媵所出，是为"庶出"。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在家庭中有着明显不同的地位。这是由宗法观念十分重视嫡庶之别所决定的。嫡庶无别，嫡长子继承宗祧和权位的原则就无法维持，势必导致整个宗法的紊乱。


西周在婚姻缔结的实质要件上除了坚持一夫一妻制以外，还要符合两个原则：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诗经.齐风.南山》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可"。西周婚姻必须秉承"父母之命"，经过"媒妁之言"。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为宗族和社会所承认。这是由于西周统治者强调礼治，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要按照"礼"的秩序去生活。而"礼"的核心，在于"亲亲"和"尊尊"。"亲亲父为首"，在家庭、家族关系中，应该承认并维护家长的地位和权威，以父家长为家庭和家族的中心，所以象男女婚姻大事只能由父母做主，当事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2）同姓不婚 西周婚姻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这说明当时人们在优生方面已有比较科学的认识。二是《礼记.郊特牲》所说，"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反映了通过婚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家天下和宗法制度，且有鲜明的政治用意。
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如此繁琐的程序，实际上只有贵族才能履行，庶人以下是谈不上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中国近代以至现代，在一些乡村地区，缔结婚姻的形式仍然可以看见"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
同婚姻的缔结必须要遵守"父母之命"一样，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完全操纵在男方家长方面。据史籍记载，西周婚姻的解除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被称为"七出三不去"。"三不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任意去妻作了限制，但更主要的目的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的需要。"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父权和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上都没有超出"七出三不去"的范围。


两汉的婚姻制度，原则上沿袭西周以来的传统。但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使其婚姻立法更具纲常伦理色彩。
1、婚姻的成立：汉初朝廷鉴于人口锐减的事实，提倡早婚。据《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即出五倍的算赋（一算一百二十钱）。这是经过秦末战乱之后，统治者为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增加劳动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根据这个诏令，女子年十五至三十岁以内不嫁，便采取多收口赋的办法进行惩罚。因此，两汉时期盛行早婚。汉代仍然存在招赘婚姻，但赘婿的社会地位与秦代一样，受到歧视。
2、一夫一妻多妾制：两汉婚姻的目的如《礼记.昏义》所说，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因此，婚姻重视生子延嗣，这是宗法制度所要求的。另外，如前所述，汉初为解决人口锐减造成的户籍萧条问题，国家也鼓励生育子嗣。由于早婚多育是国家需要，更是延嗣继世的需要，所以汉律虽然确定婚姻关系为一夫一妻制，但无后嗣者，纳妾当然为合法。
3、婚姻的解除：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封建礼教成为束缚妇女的一条绳索。妇女在婚后虽然"事奉循公姥"，"昼夜勤劳作"，但公婆稍不欢心，便可强迫夫妻离异。同时男子可以找出各种借口，抛弃妻子，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即使丈夫有恶劣的行为，也不准妻子离开丈夫。《白虎通.嫁娶篇》云："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其原因就是"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片面强调丈夫的特权。关于离婚后的财产问题，《礼记.杂记下》郑注引汉律云："弃妻畀所赍。" 畀，给予、付与。赍，以物送人。意思是，由丈夫提出离婚，允许女方将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带走。汉律所确认的以男尊女卑为特征的婚姻关系，还表现为妻子如私自改嫁或丈夫虽死未葬而改嫁者，皆弃市。丈夫与人通奸，依律规定只处刑，而妻子与人通奸，则处以死刑。


宋代婚姻的立法大体沿袭唐制，但对婚姻的缔结方面，规定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不加禁止。另外，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与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订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对女方不许悔婚的情况有例外，即定婚后，男家无故三年不娶，女方在告之官府并退还聘财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主动解除婚约。
两宋关于婚姻离异的规定完全承袭唐律规定，以传统的"七出"，"三不去"，"义绝"为条件。关于"七出"、"三不去"、"义绝"的含义与以前的朝代没有区别，只是关于"无子"的条件作了进一步界定："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即是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依据这条法律规定，在宋代已婚妇女在四十九岁之前是不能被夫家以"无子"条件赶出家门的。关于"三不去"的例外，是妻若有"恶疾"及与人通奸，体现了宋律维护宗祧继承的真正用意。
"七出"是法律赋予丈夫单方面所享有的休妻的特权，"义绝"是法律规定的对男女双方实行强制离婚的条件。《宋刑统. 户婚律》"和娶人妻"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在婚姻的解除问题上，妇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但随着社会的演绎，特别是两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很自然地就会给人们思想观念以冲击，表现在婚姻制度上，宋代妇女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法定离婚权。
首先，夫出外三年不归，其妻可以离婚。其次，丈夫令妻为娼或雇妻与人者，其妻可以离婚。因为丈夫逼妻子为娼属丧尽天良之行径，不仅有违社会道德，而且也十分有碍于家庭和睦，因而法律赋予这样处境的妇女以主动离婚权。为稳定社会秩序起见，历代官府皆禁止出卖妻子人身，但民间还是有人典雇妻子与人者，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宋朝官府在进行依法制裁的同时，也赋予被典雇妇女以主动离婚权，第三，两宋法令规定，丈夫犯罪被处以流刑或被处以其他刑罚而移乡编管，其妻可以离婚。宋代已婚妇女的法定离婚权之规定，为前代法律所无有。

明代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基本沿用唐宋旧律，但在婚姻关系和违法婚姻适用刑罚上，明律又有所发展与变化。据《大明律. 户律.婚姻》规定："凡男女订婚之初，如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依礼聘嫁。"及已报婚书，或有私约而悔，婚者，或无婚书但受聘财者都要处以杖刑。唐律男家自悔者不处刑，明律已与唐律不符，增加了对男家悔婚的处罚，是婚姻立法的进步。府州县亲民官不得于任内娶部民女为妻妾，违犯者杖刑，监临官不得娶为事人妻妾及女为妻妾，违犯者，从重论处。明律还规定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否则都要依律治罪。在违律婚姻上的处刑，明律量刑比唐律略有减轻，如"同姓为婚者"，唐律规定"各徒二年"，而明律规定只"各杖六十"，体现了明律相对唐律而言的"轻其所轻"的原则。

2、离婚条件
男尊女卑，已婚妇女无条件服从丈夫在清朝依然是天经地义。在夫妻关系离异问题上，男子始终占据主动地位。清朝沿袭前代的七出、三不去及义绝的离婚条件。但有关"义绝"处理，清律与唐律规定有两点不同：其一，《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出妻条"注："义绝者，谓于夫妻之恩情礼意乖离违碍，其义已绝也。律中未曾祥备其事，而散见于各条之中，其所指义绝者，亦复不同，有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如所云离异归宗，仍两离之类，即本条应离不离之类，亦是也。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如所云：愿留者听，愿离者听之类，即本条从夫嫁卖亦是也。"根据这个注解，清律关于"义绝"的处理结果有两种情况，即把"义绝"区分为"于法应离不许复合者"和"其有可离犹许复合者"，显然没有唐律"义绝则离，违而不离合得一年徒罪"的绝对化。其二，"义绝"不仅是已婚夫妻离异的条件，而且定婚后尚未嫁娶的未婚夫妻也可因"义绝"解除婚约。唐宋以来，法律规定婚约一旦成立，不许悔婚，尤其是对女方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