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万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政治家张居正累死任上，人亡政息；二十岁的万历皇帝开始了他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亲政，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攻明，压垮大明帝国这一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而腐朽的大明帝国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打一场惨败一场，天启二年广宁一役，王化贞的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余座城落入了后金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年，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开始登上了悲壮的历史舞台。四年之后，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打孤立无援的宁远，却被袁崇焕的一万守军打得大败而归。努尔哈赤纵横天下数十年，第一次尝到了惨败的滋味，还在战斗中被打伤，不久郁郁死去。这是明清的长期交战中，明军取得的首次胜利。又过了一年，皇太极欲为其父报仇，“灭此朝食”，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围攻宁远、锦州，攻城不下，野战不克，损兵折将，连夜溃逃。袁崇焕从此威震辽东，令清兵闻名丧胆。


（三）
崇祯即位，招回因宁锦大捷反而被魏忠贤罢官的袁崇焕，拜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赐尚方剑。兵部尚书是最高军事行政官，督师是最高军事指挥官，袁崇焕身而兼之，达到了其军旅生涯的顶点。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袁崇焕虽然官为督师蓟辽，蓟州其实是他所管不到的，因此上疏请朝廷务必加强遵化的防守，增设团练总兵。连上三疏，朝廷却因为他推荐的总兵人选被弹劾，不予理睬。朝官还在那里互相推诿扯皮，而皇太极已接受汉奸高鸿中的建议，果然如袁崇焕所料，在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领满兵十余万，以蒙古兵为前导，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这些地方都属蓟辽总督刘策管辖（总督比督师低一级），与袁崇焕无关，但袁“抱心太热”，于二十八日闻警，即与祖大寿、何可纲率兵入援，沿路经过的抚宁、永平（都在河北东北）等地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满兵的归路。十一月初十，袁军到达蓟州，与满兵交锋，满兵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袁军，大惊，于半夜越过蓟州向通州退兵，渡北运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

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蹂躏，自然心疼得狠，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


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六）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当时敢于公开为袁崇焕鸣冤的朝臣极少，大学士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永光曾上疏解救，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兵科给事中钱家修请以身代，御使罗万涛为袁申辩，削职下狱。此外就是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剖肝录》的余大成了。而袁崇焕所将的辽兵，当然都知道自己主帅的冤枉，袁崇焕在狱中的八个多月，天天有关外将吏士民到督辅孙承宗的府第号哭鸣冤，愿以身代，而孙承宗竟不敢向崇祯报告。前面提到的那位布衣程本直，胆识与朝臣们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仅写了一篇《漩声记》为袁辨冤，而且四次诣阙抗疏，无效，愤而请与袁俱死：“予非为私情死，不过为公义死尔。愿死之后，有好事者瘗其骨于袁公墓侧，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则目瞑九泉矣。”崇祯成全了他，顺手把他杀了。
更多的人，都觉得袁崇焕该死，即使觉得袁不该死的，也只是觉得袁爷功大，并不知其中另有冤情。逃归太监，对袁崇焕之通敌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虽然崇祯对此事也许并未加以声张，但当时的人都知道有两个太监对于挖出袁崇焕这个大汉奸起了关键作用（《石匮书后集》）。在这种形势下，敢于为袁鸣冤的人需要承担多大的压力，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也多亏了这些勇士的鸣冤叫屈而留下的第一手的史料，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冤狱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这几声微弱的不平之声，很快便被淹没了。到了南明，士大夫们，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博学洪儒还是无耻之徒，居然都异口同声谩骂袁崇焕是祸国殃民的大汉奸，并且有声有色地编造起袁崇焕如何与清兵暗中勾结的故事来了。就算有几个见识不凡的学者觉得内有隐情，也不敢为袁崇焕辩护，金庸的先祖查继佐编写的《罪惟录》这部明史巨著，提到这桩攸关大明命运的大案，竟然只有“下狱，伏法”这四个字。难怪现代明史专家孟森愤慨而言：“此则明统一日不绝，崇焕功罪一日不明！”而今日竟还有些学者根据明末的这些“记载”，认定袁氏通敌胁和的说法并非无稽，读史之人，能不慎乎！
既然皇帝是如此昏庸，朝臣是如此忌恨，百姓是如此愚昧，一向以“心苦后人知”自慰的袁崇焕便只有期待着历史公正无私的审判了（《入狱》）：
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然而这一天来得实在太晚了，一直要等到乾隆年间，清人根据《清太宗实录》编写《明史》的“袁崇焕传”，世人才知道，原来那两位太监是清兵有意放回，他们所偷听到的机密也是清兵有意让他们听到的，而这一切，都是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亲自导演的一出“蒋干盗书”。袁崇焕之冤至此大白于天下，然而这时候大明王朝已经灰飞烟灭一百年，大明遗老也都死得干干净净了。


（七）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杀袁崇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而是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他的理由是，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立时醒悟，而袁崇焕从下狱到被杀，长达八个多月，崇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蒋干盗书”，之所以还是要杀袁崇焕，是为了掩饰自己当初的愚蠢，不肯认错。曹操中反间，不过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即使真有此事，则老奸巨猾、足智多谋的曹操能够醒悟，二十不到的毛头小伙子崇祯则未必有这样的本事。但是我也认为敌人的反间不是袁崇焕被杀的根本原因，它不过是擒捕袁崇焕的锁链的最后的一环，而这一条锁链，早已由昏君奸臣、腐儒愚民共同铸就了。
袁案是中国历史上关系最重大的一桩冤案。一提起大冤案，大家马上会想起岳飞、于谦。但南宋之初，名将辈出，岳飞之外，还有韩世忠、张俊等人在，是以南宋还能苟延残喘一百多年。于谦死于功成之后，对明朝的国运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袁崇焕之死，却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最后灭亡。他死后，明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象样的督师，边事无人，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让明军将士因此对朝廷寒透了心。以前明军与满兵交战，虽然屡战屡败，但将士或者战死，或者逃跑，还很少有向满兵投降的。袁死后，才开始有整个部队向满兵投诚的：“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他死后的第二年，投降的明朝将士给满兵送去了红夷大炮，从此明军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第三，袁崇焕一死，各路勤王兵军心大乱，山西和陕西两路军马溃回家乡后竟然沦为流寇，流寇从此成为大明王朝的又一大威胁，并最终把它埋葬。
袁崇焕死后的十五年，崇祯吊死煤山。明亡，亡得一点也不冤枉。崇祯死前还自称“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至死不误，带着花岗岩脑袋，向与他一样残忍却更有知人之明的朱元璋报到去了。
天启二年，另一位民族英雄、抗后金名将熊廷弼被朝廷冤杀，传首九边。当时还未成名的袁崇焕兔死狐悲，作诗哀悼。这两首诗，拿来哀悼袁崇焕本人，倒也相当合适。诗曰：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教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
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
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用兵。


〖后记〗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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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贴吧，不要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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