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儒学是在美国波士顿形成的儒家研究学派，该名称在一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现在在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波士顿儒学的说法。而且，2000年已经出版了南乐山的《波士顿儒学》的著作，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的确立。波士顿儒学以查尔斯河为界，形成以南乐山与白诗朗为首的河南派，以杜维明为首的河北派。

　　河南派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为中心，南乐山是该神学院院长，他不认为儒学只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有关，而西方学者只能研究儒家，不能成为儒家，他宣称自己就是儒家。他对当前儒家思想在比较哲学和神学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具有强烈的兴趣，从其原创性的哲学目标出发，力图在丰富而复杂地吸收柏拉图、皮尔斯、美国实用主义、泛亚洲佛教和儒家思想、基督教神学而形成的孕育体之内，对古典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或思辩哲学传统重新注入活力，因此他日益迷恋于儒家思想的分析。波士顿儒学的出现，就是源于南乐山关于全球现代思想的丰富资源之中。


　　白诗朗认为，儒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儒学将成为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找到听众。据王晓红的研究，河南派因为与基督教神学有一定的联系，也被称为基督教儒学。他们注重荀学，强调“礼”和规范的作用，“自我”只是相互关系的网络，而不是孤立的自我中心。他们在自己的儒学模式中，正在完善一种现代社会之礼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就是部分地以荀子把“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理解为基础的。


波士顿儒学的这一思想定位不是偶然的，从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王晓红认为其思想特点是
1) 重原罪性。他们并没有在基督教的原罪说与儒家的人性善之间作决断，相反巧妙地兼容了二者，这便是他们选取的荀子路线：承认人内在本性的善或不善不恶，而强调外在社会的恶性、原罪性。
2) 重外在规范“礼”。强调社会原罪性的自然结果就是突出外在规范“礼”的作用。而“礼”的概念也易引申为犹太－基督传统的律法主义。这是对传统儒学过分强调内在德行修养的纠正和补充。
3) 重“居敬穷理”。朱子这句话成了他们的口号。这也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背景下的自然选择。他们批评过早诉诸直觉体验。朱子和王阳明对“格竹子”的不同态度是他们课堂上经常的话题。“居敬穷理”的态度也恰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传统，南本人也是重要神学家。
4) 重“内在超越”说。 波士顿神学院院长南乐山（Robert Neville）和副院长约翰·白诗朗（John
Berthrony）通力合作，已把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建构为在北美神学界发展儒家论说的道场。南乐山最近把数年来的几篇长文编辑成书，书名为《波士顿儒学的一个简短而愉快的生命史》（A
Short Happy Life of Boston
Confucianism）。


他们是基督徒，但自称认同儒家。他们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儒学能否成为国际哲学讨论的一个侧面或组成部分。南乐山是肯定这一点的，他是本届世界哲学学会会长，又做过美国宗教学会会长，一贯致力于推动东亚哲学研究。他认为孔子、孟子，荀子、朱熹和王阳明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圣奥古斯汀以及怀特海等一样，都是国际哲学讨论的重要内容。第二，儒学提出的基本课题与儒家文化基础问题。两位神学家对新儒学的发展十分重视，认为哈佛的儒学研究应将此作为一个重点。他们还提出，西方（包括美国）的大学教育，应该开设儒学经典的课程，否则西方色彩太浓，太地方主义。一般学生应了解的基本典籍，主要是《四书》和《荀子》（在美国，知识界中不少教育家认为《论语》应是当前美国成人教育最基本的典籍之一）。在第二层次突出礼乐教化的现代意义。第三，关于自我的问题。自我是孤立的个体，还是关系网的中心点？儒家是主张后者的，这是儒家的基本理念，与西方主张的狭隘的个人主义是不同的。在以上这几方面，查尔斯河以南的儒学研究与哈佛的儒学研究是互相唱和的。当代新儒学的内在超越说与南、白秉承的另一传统即过程神学有许多契合点，白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他也极力认同波士顿儒学，积极推动宗教之间的对话。白曾撰文批评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Roger Ames)对内在超越的否定。而这恰恰表现出波士顿儒学与夏威夷儒学的区别所在。


　　从总体上说，波士顿儒学的两派在思想上提出的学说，被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重原罪性，承认人内在本性的善或不善、不恶，强调外在社会的恶性、原罪性；重外在规范“礼”；对传统儒学居敬穷理、强调内在德行的修养作了补充；重内在超越。波士顿儒学的出现，证明了儒学普世化的可能，儒学可以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儒学肯定可以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国扎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