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郭沫若公开辨正说他不曾把鲁迅当做“眼中钉”。
1931年郭沫若在日本写了《眼中钉》一文，针对鲁迅在1930年2月刊于《萌芽》月刊第二期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所讲他编《语丝》受到创造社围攻，被视作“眼中钉”的事，作了辨正。说前期创造社主要成员是郁达夫、成仿吾、郭沫若，而郁与郭都未批过鲁迅，只是成对鲁的《呐喊》进行过批评。再就郭来说，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首先是“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就只是这，而且只是私下的一种看法，在写《眼中钉》之前并未公开就此写过批评文章。与鲁有点牵涉的，就只是在《天才与教育》一文中引用过鲁的一句话——“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并认为鲁的这句话“并不是‘傲语’”。这些都说明郭对鲁当时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恶感，根本未把鲁迅看成什么“眼中钉”。在此之前的1928年2月，郭曾写了《留声机器的回音》一文，对鲁迅支持过并曾成其主要成员之一的“语丝派”，也只说是“不**”的文学家，而且是“不自觉的”，“或者有一部分是觉悟而未彻底”，“还没有什么积极的***行动”。他所骂的“***”，明显是“研究系的文学小丑徐志摩”一类。像这么一个思想基础，要说郭能在与鲁共同署名欲合作对敌的半年之后，又写出把鲁骂成“封建余孽”、“二重***”的文章，很难令人首肯。结合上一条所讲，用侦察学的观点看，这就叫没有作案动机，从而不予纳入侦察视线。何况，郭在《眼中钉》的辨正中，一再提到他对鲁迅的见解和成仿吾“不见得一致”，是“有多少不同”。如果他二年前真的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那种骂鲁迅的文字，现在又在《眼中钉》中说自己对鲁迅“没成见”，看法与成仿吾“不同”，那就自然把成仿吾亮出来了，就不考虑成仿吾如何看他吗？而且郭的《眼中钉》发表后，也未见成仿吾写过与《眼中钉》的辨正不一样而为自己辩解的文章来，创造社后期成员当时也未说出与郭的辨正有异的话。这说明郭的辨正之谈并非虚言。再，郭的《眼中钉》写于1931年，那个年代并未将鲁迅神化，此前假使郭与鲁有过所谓“反唇相讥”，在郭来说不见得有什么后顾之忧，他为什么在此文中不提他骂鲁迅“封建余孽”、“二重***”的事？不怕鲁迅等与他质对吗？这也可见他很可能没有写过这种文章。

关于张资平透露说，是指张资平在一篇答鲁迅的文章中，有关于杜荃即麦克昂的语意。如他说到杜荃讲过的“二重***”、“封建余孽”等话时，加括号说：“见麦克昂氏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而麦克昂是郭沫若在与鲁迅等共同署名欲恢复《创造周报》时用的化名，所以杜荃即郭沫若。但是我要说，此时张资平因与创造社后期诸成员矛盾尖锐而早已离开了创造社，根本不参加创造社刊物的编务，也没材料证明郭沫若此期间与张有所联络而告诉过张用杜荃作自己笔名的事，张如何能得知此杜荃即麦克昂，亦即郭沫若呢？这是不可能的。早春先生曾提到鲁迅“有意的暗示”手法，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张也只能是受了鲁迅的暗示影响吧。因为鲁迅在两个月前亦即1930年3月，发表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引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他的话时，已点出此文系“东京通讯”，张资平看到后，自然会从这一暗示中联想到创造社其他重要成员都在国内，唯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所以用杜荃作笔名骂鲁迅的应该是郭沫若，故他在引用杜荃的话答鲁迅时，迳直把杜荃换成郭沫若的化名麦克昂。如前所说，鲁迅的那种猜断性暗示，是没有事实作基础的空中楼阁，故张资平据此暗示讲的麦克昂什么什么，也就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行不通，站不住了。
关于郭沫若默认说，早春先生提了两点：
一是从郭的《眼中钉》中看不出郭对鲁迅有什么不满，而郭却在此文中讲了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的话。于是他说：“作者（指郭）这样落笔，只能是默认了一桩未曾举出的与这一断语铢两悉称的事实”，按即郭沫若以杜荃为化名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事。可是，此说与郭的《眼中钉》所述并不符合。《眼中钉》在这方面的原文是：“成、郭对于周、鲁自然表示过不满，然周、鲁对于成、郭又何尝是开诚布公（例如周作人先生就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始终是一些旧式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那儿作怪”。这分明是说，“封建遗习”是包括“周、鲁”在内的，不只是指“成、郭”，更不专指郭，怎么就一定能得出是郭沫若 “默认”了自己的“一桩未曾举出”的以杜荃为化名骂鲁迅的那件事的结论，而不是其他人与事的结论呢？何况，《眼中钉》中明确说的是成、郭对周、鲁“表示过不满”，这话是有同篇文章反映的成仿吾批过鲁迅的《呐喊》、郭沫若说鲁迅小说“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以及反对过而且继续在反对周作人的鼓吹小诗和提倡印象批评的种种事实作基础的，又怎么能认为郭的“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之说，就一定是指郭以杜荃为化名骂鲁迅为“封建余孽”、为“二重***”的这个特定事实，而不是其他事实呢？而且为达到作这一结论的目的，早春先生还无视郭在文中明确讲过的成、郭对周、鲁不满的说法和表现，仅依据郭认为鲁的“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之言并非“傲语”一句话。便说什么“看不出对鲁迅有什么不满”，这同样是不能令人首肯的。
二是冯乃超询问郭沫若是否用过杜荃作笔名的事。早春先生说，郭当时对冯答复的意思是“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只说是‘记不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杜的文章不是兴到之笔，时过境迀就会忘掉”，且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公案……怎能‘记不起来了’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作者的默认”。这说法就更有点武断了。“记不起来”一些事的情况，在八十多岁高龄且已重病在身的老人来说并不鲜见，何况又是五十余年前的事情！再者，杜荃是谁的问题在为《鲁迅全集》搞注释的编者中，固然议论得沸沸扬扬，但对身处党和国家领导高层的郭沫若来说，未必能闻知其情况；他国事繁忙，对这类人名注释之细事琐务也未必留神；加之杜的文章当年在国内发表时，郭正亡命日本，环境险恶，未必就能看到，更难说关注于心，故在有人偶尔提起时说他“记不起来”完全是正常的。而且不仅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不可能在意它，即便是文艺界事务中人，除具体搞《鲁迅全集》责编的人外，究竟有多少人关心这件陈年旧账呢？早春先生把它说成“举世瞩目”，也未免有些夸张。这不过是为完成“默认”说而有意在铺垫罢了。何况“记不起来”是郭回答几十年来的知己老友随意询问时说的，应该是反映了它脑海中的真实，也是一种温和的否认，无论如何与所谓“默认”联系不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王廷芳写给周扬的信中说，郭老曾郑重表示他用过麦克昂、杜衎、易坎人作笔名，不记得用过杜荃作笔名写什么(20)，这也可见杜荃那篇骂鲁迅的文章并未在郭的心目中留下印象，就更不好说是他的作品了。不考虑这一点而一味往“默认”上扭，看来是太有些勉强的。

关于杜郭互抄说，早春先生认为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的一些话与郭沫若在此以前写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中的一些话“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故说“这好像是杜荃抄袭郭沫若的观点”。可是他又强调说：“过不了多久，郭沫若又转而抄袭杜荃的观点了”。他的依据是杜荃先前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了鲁迅与语丝派的由“不**”升到“***”，甚至“二重***”，而郭沫若以后则在《文学**之回顾》中写了语丝派的“胶固在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里，退回封建的贵族的堡垒”，以及 “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 早春先生认为像这样的杜郭互抄情况，正好说明“杜荃就是郭沫若”。
可是我们一查原文，就发现了问题。杜抄郭倒是可说的，不管早春先生列举了哪些文字上的共有习惯，观点上的相互吻合，但由于郭文在前，杜文在后，说杜在抄郭完全可通；而说郭也在抄杜，则难以服人。一则，因为按他举到的几句话的文句来说，郭文与杜文显然大异其神韵，杜说的是概念，郭讲的是事实，如何能说郭在抄杜呢？二则，将其与郭的原话对照亦颇失其本旨。其前两句，即上述列在“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之前的话，在原文中是针对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讲的，并不包括鲁迅；后两句，即列在“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之后的话，在原文中是针对胡适、新月派之类讲的，更不包括鲁迅，也不包括语丝派。又如何能认为这是郭沫若在抄杜荃骂鲁迅和语丝的观点？所以实际上不是杜郭互抄，而是杜对郭的单抄。根据这种单抄现象，如何能认定“杜荃就是郭沫若”呢？目前学术界模仿，因袭、甚至抄袭他人论述的事多得很，构成了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能说模仿、因袭、抄袭者就是原作者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郭沫若在谈到“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时，是专门针对“以文学**的正统自任的胡适之，和拥戴他或者接近他的文学团体，在前的文学研究会，新出的新月书店的公子派，以及《现代评论》社中一部分的文学的好事家”的，并未提到鲁迅支持和参与过的语丝派，而早春先生却说“郭沫若对语丝派的看法也跟着（杜荃）改变了”，说语丝派“与胡适、新月派一起”，“一方面向近代主义迎合，一方面向封建趣味阿谀，而同时猛烈地向无产者的阵营进攻”。这分明是脱离郭文的实际的。其原因，怕也是急于证成其“郭也在抄杜”的说法，却对郭的文章阅读偏于粗疏，从而自然地形成了扭曲。但是，不管这种扭曲是怎样形成的，从资料运用的错误到得出结论的错误，则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认为杜郭互抄，并由此引申出杜即是郭，不能不是一番空论。
关于杜郭文章同一说，早春先生是根据杜荃的另一文章《读〈中国封建史〉》发表于1929年12月的《新思潮》，说它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在“同时研究同一问题，同一进度”、“同一研究目的，针对同一社会问题”、“同一指导思想，同一研究方法”上“何其相似乃尔”！并说郭著“也与杜荃一样地存在着某些缺点”，“其他相同的地方还不少”。还说“杜荃与郭沫若的相似不是一般学术观点上的‘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同一世界观、同一思想水平、同一学术修养，而又在同期达到同一建树。这不是孪生儿一般相似，而是同一魂魄、同一身手、同一五官的同一人”。是的，按早春先生所举，两者确实好像一人。但事实上双方并不那么“同一”。我们知道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包括的文章并非一时所写，其导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完成于1928年10月28日；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完成于1928年8月7日；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初稿完成于1928年8月25日，改作于同年10月25日；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起稿于1928年9—10月间，完成于1929年9月20日；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完成于1929年11月7日夜。这些都见于各文之后所署之时间。按所占页码说，写于1928年间的导论和前两篇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强，如算上第三篇，则占百分之九十二以上。因之可以说，郭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资料和观点在1928年就大体具备和确定了。基本文章也于1928年已经写出了。而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发表于1929年12月，这个时候才说“我正准备研究这个事项（按指中国古代社会）”，比郭迟了一年。如果郭沫若与杜荃是一人，他已于1928年完成了绝大部分的古代社会研究，怎么能于1929年才说他“正准备研究”呢？“准备” 之意不就是还未正式开始么？这在时间上就说不通。比起研究目的、指导思想、运用方法来，这个时间上的矛盾绝对是个没法逾越的硬坎。早春先生所谓的“同时研究”、“同一进度”并不存在。他所说的这方面例证，即郭在《美术考古一世纪·译者前记》中曾说：“1929年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也是就他此年已写完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说的，意即此书的写出是他一生古史研究的开始，并不是说他1929年才“准备研究”，“开始”与“准备”的意思是截然不同的哟！何况，郭的实际研究的开始时间是1928年！
另外，双方在有的观点上也不是“同一”。早春先生说：“对于禹，两人都认为不是一个人（人下着重号为陈所加，下同），而是‘中国的先住民族’，而根据的资料都是齐候镈的‘如禹之都’一语”。实际上郭在《古代社会研究》之导论中说到“禹传子”；第一篇中说到与神农文王并列的“夏禹”；第二篇中说到“大贤人夏禹”；第三篇中 未说到禹；第四篇中说到“夏禹只是神话上的人物”，总之，凡提到禹的，都将其指为个体的人。郭唯一研究禹的《夏禹的问题》一文，也没说禹“不是一个人”，依然是说 “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禹为夏之先祖”。他所谓的“中原的先住民族”是指整个“夏民族”而说的， 不是指单一的禹。这就与杜荃之说很不一致了。至于郭所根据的资料也并非只四个字的“如禹之都”一语，而是齐候镈的整个一条包括“如禹之都”在内的三十四个字的资料。因有生僻古字排字不便，这里恕不引用。读者欲知，可查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部分《追论及补遗》之九《夏禹的问题》。早春先生说那条 资料是郭1930年2月写《夏禹的问题》时补上的，似乎在此前的研究没这条资料。但郭以前并没专门研究过夏禹，“补上”之说不能成立。他还说杜荃的文章写于1929年6月，这仍然后于郭的研究开始时间约一年，因而又可以作为前边所述 杜与郭的研究时间并不“同一”的补充了。

再，如果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真的是郭沫若作品，那么，郭为什么不把它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那样收作此书的“附录”？为什么在郭出版的其它历史论文集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中也不收它？为什么郭的其它文章中均未谈到《中国封建史》一书和《读〈中国封建史〉》一文？这总该不是因其文章写得不好而“羞愧”，故不收和不谈吧？早春先生就说此文是“文笔极其圆熟老练”啊！这一切都说明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不会是郭沫若的作品。因而也就不能说杜荃即郭沫若了。
至于另外一些双方的相似之处，如研究目的、基本内容、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甚至存在的缺点等等都一样，那是因为郭的体现以上诸方面的主要文章，都于1928年在国内的《思想》和《东方杂志》上发表过(21)；其《自序》虽写于1929年， 但系该年9月20日夜写就，也在杜荃的《读〈中国封建史〉》发表的时间1929年12月之前。他在1929年9月21日写的《解题》也讲到自已“生活的不自由，参考书的缺乏，及其他种种……艰难迫害”，使其书“自己亦不能认为满足”，故“希望更有时间更有自由的同志继续作详细的探求。”这就和他一年前已发表的这方面作品一样，都在启发着别人继续他的路径作研究。对已经写出的草稿也可以根据他的路径进行补充、修改和润色。在这些情况下， 双方相似甚至酷似的地方必然会有，并不奇怪。模仿的会有，因袭的会有，甚至图简单搞抄袭也很可能有。 杜荃的文章产生在郭沫若文章之后一年左右，缘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而出现的“同一”现象，不都是很自然的吗？怎么能因这种“同一”就认定杜荃即是郭沫若呢？而且这种极端的“同一”恰恰说明其不一。因为只有初始学步者往往才处处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故尔才与前行者的足迹恰相吻合，形成“同一”。而文章大家重在开拓创新、灵活通变，岂能一场不变地重复老调！郭沫若就说过：“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22)这正好道出了杜荃那篇与郭“同一”的文章究竟是否郭的作品。如有不以为然者，那就请在郭的全集中再就其它研究课题找出同一对象、同一进度、同一观点、同一方法、同一水平、同一建树的两篇文章来，以证明其出于同一魂魄、同一身手、同一五官的同一人，行吗？
看来，早春先生的“同一”说究竟能不能自立，不就很明显了？
通过以上多种分析，可以认定，早春先生关于杜荃即郭沫若的一系列考证，并不扎实可靠，并不确凿服人。结合本文第一部分讲的其它基本道理，杜荃并非郭沫若，便成了水到渠成的结论。
不过，早春先生的考证，在杜荃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我看还是有其引路的作用。为什么鲁迅能想到杜荃是郭沫若？为什么一些学者和文化界的高层领导能认可了早春先生的考证？看来大家都基本上是从所谓“风格”和某种“同一”上着眼的。当然；本文的分析己否定了据此而对郭沫若的认定，但我们可以通过郭沫若这个虚影，去追寻真人。据我的猜想，杜荃此人，似乎应是平时肯与郭接近，或者多读郭的作品，受郭的学术思想和写作文风影响较大，又对鲁迅有些“左”倾看法的**阵营中的文化界人士。至于具体所指，还得靠实证确定，不能捕风捉影。如无实证，宁可悬而待考。中国古代“偷斧子的人”的寓言所提供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有一段话，也颇有意思：
“要谈文艺掌故，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妙窍，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在这儿我觉得私人的笔札和日记似乎可以多少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真相……”
这段话和“偷斧子的人”的寓言，都再明白不过地启示我们如何对待杜荃其人及其《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和《读〈中国封建史〉》二文与郭沫若的关系。把《鲁迅全集》中的杜荃注为郭沫若这个谬误，不该改正过来吗？
当然，鲁迅与郭沫若是居同一的政治立场，而在思想认识的境界、艺术与学术的水平上各自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占有了同时代其他人难以比拟的文化制高点，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他们都是伟人，都是巨匠，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且都各有千秋，不能互相替代。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有所演变的。 所谓曾互以笔墨相讥，大体是从鲁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和郭的《创造十年·发端》开始的， 此前的表现不很明显。明显也罢，不明显也罢，总都是同一阵营内部人的互相误会和逞强。看来是各有是非，难决轻重。即便 是把杜荃骂鲁迅的话加到郭沫若头上，也是郭骂了鲁的“***”，鲁也骂了郭的“流氓”。一个从思想上全盘否定，一个从人格上彻底颠复，份量都够对方荷了。虽然这儿的“***”和“流氓”有其不同一般的解释。然而谁骂得对呢？我看没有一个是对的。因为鲁既不是“***”，郭也不是“流氓”。他们都是**的激进派，也都是人格高尚的人。否则，鲁不会说出他与郭“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话，郭也不会以文以联痛悼鲁的逝世，并接过其旗帜撑到最后。故我们对于鲁郭二位文化巨擘理应同样地尊敬；对他们互有误会时的笔墨相讥也理应客观地对待。总之，以科学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什么就还它个什么，是学术研究须把握的真谛。我们应尽量体现和接近这一真谛。
本人撰写本文的基本认识，正在于此。想来这样作应该不是多余的事吧！


【转】
前段时间，网上很多帖子转发了郭沫若的一首诗《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我开始信以为真，限于手头资料有限，上网查询一下，看看郭老先生是否真的写过这首诗。但是，经过反复查找，均不能证实。现在，网上各转发此诗的帖子都说，该诗出自：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但是，经过我反复查找，郭沫若文选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34年由民声书店出版发行的版本，显然此版不可能有帖子里的那首诗。另外一个版本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文选只有487页。因此，所谓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在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的版本中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至此，我怀疑发帖者所说的“郭沫若文选”是否为“郭沫若文集”或“沫若文集”之误。于是，继续查找《郭沫若文集》、《沫若文集》。以《郭沫若文集》或《沫若文集》为名的书籍，版本复杂。以1949年为界，此前有过三个版本，分别是群益出版社与群众出版社于1946年出版的，以及春明书店1949年出版的。显然，这三个版本同样不可能刊登网帖中的诗。现在来看49年后的情况：最早的版本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了《沫若文集》，此文集有第12卷，但是此书只有567页。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郭沫若文集》（上、下册），但没有分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也出版了名为《郭沫若文集》的书，此书只有5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郭沫若文集》（亦有人称为《郭沫若全集》），该文集分为历史编、文学编等分部，文学编共10卷，不见第12卷。因此，网帖中的诗应该不可能出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开始出版的《郭沫若文集》（或《郭沫若全集》）中。其他郭沫若的著作已经出版的不计其数，但名称与“郭沫若文选”、“郭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等相去甚远。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华夏出版社《郭沫若文集》（上下册）中刊载过网帖中的诗，但我手头没有这套书，不能断定真伪。
　　至此，我的结论是，网帖中所谓郭沫若写的那首诗至少在出处上是存疑的，找不到帖中所说的那本书及分卷和页码。但是，我也从未见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郭沫若研究者站出来否认这首诗的真实性！
　　从这一个小小的事例，我不禁想到，网络上还有多少难辨真伪的东西存在？有多少人在利用网络愚弄网民？网络时代，人云亦云是非常可怕的，哪怕它以批评的名义或以其他更为崇高的借口。我们应当审慎地对待网络，切不可如我们自己批判的那样盲目地狂热地相信一个所谓的事实。其实，当下很多人已经陷入一个怪圈，总以为只要是不同的声音，就一定是真实的，殊不知，对于不同的声音，同样需要我们自己去鉴别真伪，这一点，对每一个理性的网民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