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找到了一篇文章,也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吧
“他始终背着“历史***”的帽子。“文革”中,这顶帽子自然更重了,二十年来为那么多的“毒草”配音,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结论已经算很轻了,每次斗批改、进牛棚都逃不了的。
文革”十年,邱岳峰始终带着一个信念活着,那就是盼着那一天,能把他的历史问题说明白。他盼的不是“摘帽”,而是“平反”,但他左盼右盼,盼不倒头。
他的这顶摘去的“帽子”,其实一直沉重地戴在他心上。因为他最心痛的是,孩子们平白无辜地受到牵累,他的女儿始终不能从农场上调,在农场整整八年。许多人的儿女都纷纷回城、考大学、调干,而自己女儿的事却迟迟不能解决。难怪邱岳峰对朋友要唉叹,要流泪。
在他去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挫折和不顺心的事都接二连三地落到他头上。1979年底,邱岳峰获知自己的申诉得不到解决,不在平反之列。他绝望了,奔走呼吁了两年没有结果。那些日子里,他那么颓丧、消沉,有希望但盼不到头总比什么都绝望了好得多,他的心开始凉了。不久,他被演员组推举为年度先进分子,但最终宣布时却换了另一个名字。有人提醒他“你是内控”,他的心颤抖了。回忆当年的事,还有些老同志记得起来,邱岳峰那些日子躲着大家,脸色更黑沉,人更消瘦。在1980年元旦到来的忙碌日子里,没有人理会他这个“有问题”的人,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伤心地哭着。一个年轻的演员看到这一幕,伤心地劝他,邱岳峰压抑不住心中的苦恼,痛苦地迸出一句话来:“我要退休,等到81年5月马上退!”
此后,“我要退,我不干了!”这样的话常常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在厂里,在家里,他都显得那般焦虑不安。邱岳峰的名气不小,一个享有一定声誉的艺术家,自然也很爱护自己的面子,很在乎舆论的评判。最后发生的事,其实只是一根小小的导火线,关于这件事,父亲和儿子有过一次长谈。邱必昌告诉我:“在他走之前没多少日子,他跟我谈起过关于他'跟年轻演员相处'的那些流言,他当时并不在乎,只说了几句:'我真的没什么,这是个有抱负的年轻演员,有前途的,也很用功,我内心里只想给些帮助,促其在事业上成功。'其实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当时我觉得导致父亲死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压在他心头那副沉重的枷锁。我后来冷静地想想,假如一个人对前途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一再地想要解脱,那么走这条绝路,未免不是件好事。对家人、对别人是件遗憾的事,但对他是一个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