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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学会副会长沈伯俊：《三国》改编成功
2010-06-22 09:52:00
新版《三国》电视剧作为一次引人关注的艺术创作，它与94版相比，创作方式和生存空间有很大不同。94版是由中央电视台牵头的，成立了以广电部副部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官方色彩比较重，各种后勤支援比较强大。也正是因为这样，它的创作第一原则是忠于原著。而新版是以民间的方式、商业化的模式来进行的，这样也决定了它的构思方式、操作方式。
另外从生存空间上来讲，它还面对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前横亘着一个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老版电视剧。当时的条件和现在大不一样。从接受条件来讲，94版播放的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媒体的发展程度远不如今天，观众选择的余地比较小，播放期间几乎是万人空巷。这在今天是很难做到的。评论门槛也大不一样了，今天大量的评论来自网友，网友的观点具有即时性、戏谑性，还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一切都牵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心态。
所以对这些背景有所认识后，再来看新版《三国》，也许我们会思考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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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新版《三国》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就是既不是宣称“再来一次《三国演义》的改编”，也不是像吴宇森先生讲的“以《三国志》来改编”。实际上，真要根据史书《三国志》，是改编不出一部完整的大型电视连续剧的。所以用了一个“大型史诗电视剧《三国》”，非常好。它既不是小说《三国演义》的附庸，也不是史书《三国志》的图解，而是以那段历史为题材，来认识、来消化、来作艺术表现。我认为从根本上，是这点，做了比较聪明的选择。这是我的一个总体评价。


《三国》学会副会长沈伯俊：
具体而言，我觉得新版《三国》有五个方面做得比较好。
第一，全剧的核心思想是要写那个时代最根本的时代追求，它最终理想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天下大乱以后，国家陷入动乱分裂以后，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想做什么？怎么做？我认为就是以曹刘孙三方为突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国的思想精华首位的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向往，我认为这是《三国演义》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共同文化心理，共同民族心理。
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历经磨难而不倒？为什么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没有分裂、文明没有中断的一个国家？很大程度是从周朝起，我们就逐步形成、而且越来越强化的，向往国家统一，追求安定太平的这么一个共同心理。所以每当我们这个民族遭到战乱和分裂的时候，广大的人民总是以极大的勇气和巨大的牺牲来消除战争的创伤，实现重新统一。而走在历史前排的英雄们，他们的英雄才智无非是在不同程度上顺应了这种历史要求，这种民心。
我觉得新版《三国》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要来提炼的话，就是这一点，就是我们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和追求，以及不懈的努力，这是最重要的。1985年我写过一篇谈三国主题的文章，当时我用两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这是我对三国的理解。今天我很高兴，新版《三国》电视剧在对历史和人物的理解上，和我当年提出的那两句话是吻合的。


《三国》学会副会长沈伯俊：
第二，新《三国》站在相当的历史高度，把曹刘孙三方都视为了英雄，是品格、气度、作风不同的英雄，这一点不错。他们都是英雄，既不简单地肯定一方、否定一方，也不片面地做翻案文章。
这个剧刚开播的时候给人强烈印象，以为是把曹操作为第一主角，或者说把曹操的成长、斗争史作为叙事的第一主线。当时我有点担心主创们会不会像有的人猜测的那样，“《三国演义》贬曹，我就偏要尊曹”？欣喜的是主创们并没有这么想，三方都是英雄，只不过是品格气度作风不同的英雄；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我认为争的就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就是刚才讲的第一点...。不是单纯的斗智、斗心眼。
就像有一次我做讲座，他们说，是不是该来个“谋略三国”？我说不好。最好叫“智慧三国”。这种智慧讲的什么？
我们颂扬诸葛亮那是因为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同时他的目标是要修复汉室，还于旧都，就是这样的一种大智慧。这对于以后历朝历代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在分裂战乱的时候就是要维护国家统一的这种心理，我觉得是暗合的。这就是为什么三国故事在唐朝都没那么热，宋朝以后就大热，一直热到今天来，那是因为两宋自己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复杂，北宋王朝先后面对辽、金、西夏，以后再来个蒙古，所以当他们面对现实矛盾的时候必然会唤起对三国那段历史的追忆，产生共鸣，呼唤统一。
所以在这部电视剧里面，对曹操多方刻画他的雄才大略，同时又丰满地展示其复杂性格，这是过去未曾达到过的。对刘备，着重表现其真仁义、真赤诚，以及敬爱天下民心的这种品格。可以这么讲，既往的三国作品当中，这版的刘备形象，得到了最充足的正面表现。这实际上也是当初罗贯中要做的，但是罗贯中受制于那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手法不成熟，也受制于艺术上的局限性，以至于表现正面人物时往往失于片面，甚至“欲显刘备长厚而似伪”，损害了人物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以上这些，都表现出新版《三国》开阔的眼光和较高的历史意识。这是第二点。


《三国》学会副会长沈伯俊：
第三，我认为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或者颂扬，就是以“忠义”为核心的，这一点新《三国》还是契合的。我们当代人包括许多学者、文化人，我认为对忠义的理解多有不确之处。
忠是什么？忠的基本含义是对自己忠于所事，对他人忠于所托。你本职工作是什么，你就干好什么；与他人相处就要忠于所托，这就是《论语》里面讲到的“吾日三省”中的一省：为人谋而不忠乎？所以有这两个忠：忠于所事，忠于所托。而经过积淀、提炼和逐渐的抽象化之后，我们又把它上升为：对事业的忠，对理想的忠，从而再晋升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那绝非是小忠。
第二个，义是什么？从古汉语的基本含义来讲，义者宜也，适宜的事，正确的事，你做了，那就符合义。因此我们常常说“道义、道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说做符合道的事情才是义。从宏观方面来说，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用在人际关系上，它追求的是平等、互助、患难相扶，甚至是生死与共的这种人际关系。
所以我认为，古人追求的那些东西，尽管我们今天的技术条件比他们先进多了，但我们的精神境界，千万不要以为比他们高多少。三国那些人物，之所以我们觉得大气，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欣喜的是，从94版到新版《三国》，我认为我们的艺术家都在共同追求这个。
在这方面，新版《三国》我认为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一些重要人物都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达到了自己应有的高度，就是说对曹刘孙三方虽不是完全等量齐观，但是总体上都被视为了大英雄。这就站在了很高的高度，这就从过去简单的“褒谁、贬谁”中解脱出来了。